3月11日，全国政协委员、公安部原部长助理、国际刑警组织名誉副主席朱恩涛表示，现阶段我国黑恶势力不仅仅有来自国内的，还有来自国际上其他国家的，有的人还有“红顶子”。黑恶势力已不仅满足于普通的违法犯罪，开始向政界以及各个行业渗透———“国内不少地区都有，根儿扎得比较深，连根拔掉需要若干年”。

　　这与此前中央政法委书记罗干的讲话相呼应。今年2月22日，罗干在全国打黑除恶专项斗争电视电话会议上强调，要狠狠打击黑恶势力的“保护伞”，坚决防止黑恶势力向我内部渗透。对那些任由黑恶势力发展，不敢打、不愿打的地方和部门，要严肃追究责任。

　　黑恶势力往往独霸一方、鱼肉乡里、残害百姓、破坏社会治安、阻碍经济建设，危害巨大；腐败分子贪污受贿、贪赃枉法、助纣为虐，惹得民怨沸腾，其危害之大与黑恶势力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而当黑恶势力向政界渗透———公权力沦为黑恶势力的帮凶，黑恶势力沦为腐败分子的爪牙———便将危害扩大至数倍。

　　从近年来破获的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团伙来看，几乎每个黑恶势力的背后，都有大大小小的“保护伞”，有些黑恶势力就是在这些“保护伞”的庇护下发展壮大起来的。

　　福州市首富、黑老大的陈凯，用数千万元行贿当地官员，使其成为自己的保护伞，其中厅级6人、处级17人、科级12人。靠着这些“保护伞”，陈凯犯罪所得高达1.6亿多元。而有的黑恶势力头目干脆直接被包装成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渗入到政界。被称为“中国涉黑第一案”中的主角刘涌，便戴着沈阳市人大代表的光环。

　　目前，黑恶势力向政界渗透引起了普遍重视，而一些官员主动向黑恶势力蜕变的现象却常常被忽略。

　　事实上，通常情况下，正是两相情愿才造就了官匪勾结。在一些非法的事情通过公权力办不了的情况下，一些官员就会主动与黑恶势力进行勾结，借黑恶势力之手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2005年6月，在河北省定州市，因强行征地发生了震惊全国的“6·11”大案，300余歹徒持械围攻村民，造成6名村民死亡、数十人受伤。今年2月9日，“6·11”大案宣判，4人被判死刑，3人被判死缓，6人被判无期徒刑。其中，定州市原市委书记和风被判处无期徒刑。可见官员在此次残害百姓的大案中涉水何等之深！

　　相比之下，个别官员向黑恶势力的蜕化，远比黑恶势力向政界的渗透更为可怕，因为黑恶势力向政界的渗透，一般需要一个较长的时间过程。比如，上演了现实版无间道的山西省吕梁黑帮“燕子帮”，先后派出15名成员进入警校学习，学成后被分配到不同岗位“卧底”，为其出力。而官员向黑恶势力蜕化则很快，常常是一拍即合。而且，当官员向黑恶势力蜕变的时候，官员一般是主角，他们对如何运用公权力达到目的更有经验和“悟性”，危害也更大。

　　无论是个别官员涉黑，还是黑恶势力向政界渗透，都容易改变权力的性质，将施政行为扭曲和异化成为替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团伙牟利的工具。这不仅会严重损害政府的形象，也容易动摇民心。民以官为范，当官员涉黑的时候，他们还如何要求公众守法？

　　一个值得警惕的现象是，“保护伞”总是在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团伙案被破获后才被揪出。这种先打黑后清查“保护伞”的做法，加大了打黑难度，因为“保护伞”可以随时将打黑计划向犯罪团伙泄露。其实，官员无论在幕后隐藏多么深，只要他与黑社会团伙同流合污、沆瀣一气，就难逃公众的眼睛。只要利用好群众的力量，掌握那些与黑社会团伙来往密切的官员的线索，就能将那些“保护伞”揪出来。而且，也经常有群众出于正义向上级写信，举报这些涉黑官员，但遗憾的是，这些举报信常常落入腐败分子的手中。这不能不促使我们对目前的举报机制进行反思。

　　打黑之难，在于背后的“保护伞”。要打黑，不妨充分利用群众的力量，先对政界进行彻查，将那些与黑恶势力有牵连的腐败分子清查出来。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清除了政界中的败类，还有什么黑恶势力不能根除？

(责任编辑：崔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