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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作孚的实业救国之路
时间:2006年03月15日14:32 我来说两句(0)  

 
财经博客 张军“国有制”的喜宴 艾葳2007年中国股市是属于散户的年代
来源:《当代金融家》】 【作者:王元周

  公而忘私,为而不有

  ——卢作孚的实业救国之路

  文/王元周

  办教育,一波三折

  毛泽东曾说过,在中国民族工业发展过程中,有四个实业界人士不能忘记,他们是搞重工业的张之洞,搞化学工业的范旭东,搞交通运输的卢作孚和搞纺织工业的张謇。
四人齐名,背景却大不相同。张之洞和张謇有科举功名,前者是封疆大吏,后者是状元及第,范旭东虽然幼时家境穷苦,但有兄长范源濂的帮助,也能够东渡日本,毕业于京都帝国大学化学系。相比之下卢作孚的成功更具传奇色彩。

  卢作孚1893年出生于四川省合川县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父亲卢茂林曾在裁缝铺当过伙计,后来贩卖麻布,人称“卢麻布”。卢茂林收入不多,而且有六个子女,家境十分贫寒,1907年卢作孚高小毕业后就未能继续升学。可是15岁的卢作孚不愿接受命运的安排,他决心到成都求学。1908年,在亲友的帮助下,卢作孚步行十多天来到成都,到一所补习学校学习数学,但是感到程度太浅,就干脆住在合川会馆自学。不久学有所得,他居然当起了补习老师,招收数学补习生,还编著了代数、三角、解析几何等学科的难题解析,几年后他撰写的《数学难题解》(《应用数题新解》?)正式出版。

  成都的环境毕竟与合川不同,那时各种新思潮已经开始在成都传播,卢作孚接触到卢梭的《社会契约论》、赫胥黎的《天演论》等新学书籍,开始从一个朦胧少年转变为有思想的血性青年。当时同盟会在四川的活动已经相当活跃,《民报》流传甚广,卢作孚为孙中山等人的革命主张所吸引,毅然参加了同盟会,并成为四川保路运动的积极分子。不久辛亥革命爆发,清政府跨了台,革命似乎已经成功了,但其后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使卢作孚像许多年轻的知识分子一样,相信教育和实业才是救国的根本途径,但是又不知如何下手。1915年春,卢作孚带着这样的迷茫到了上海,在商务印书馆读书时结识了教育家黄炎培,受其影响,决定要像黄炎培那样致力于“推广教育,以开民智”,以为这才是“教育救国”的正途。他迫不及待的要回到家乡试验,但由于没有路费,他只能乘船到宜昌,然后步行千余里回到合川。

  1916年初,卢作孚在家乡福音小学当了一名教师,不久到成都担任《群报》记者兼编辑。1917年初夏他再次回到家乡,任合川县中学监学兼数学教师,并在同年秋天与蒙淑仪结婚。然而教师生活与卢作孚所追求的“教育救国”似乎还有距离,他还是选择了办报这条能更为直接的影响广大民众的道路。1919年春,卢作孚应好友李劼人的邀请,再次来到成都任《川报》记者、编辑兼主笔。《川报》和它的前身《群报》是四川宣传新文化的主要阵地,卢作孚到任时正值五四运动高潮,他积极报道北京和四川各地运动消息,产生很大影响。

  1919年6月,卢作孚与李劼人参加了当时影响最大的社团组织“少年中国学会”。少年中国学会最初是王光祈、曾琦等几个四川学生发起的,后来发展成为五四时期会员最多,持续时间最久,影响最大的团体。王光祈是少年中国学会的灵魂人物,他当时极力反对政治改革,主张社会改革,要用教育和实业来创造理想的少年中国。这些主张与卢作孚的思想有契合之处。然而少年中国学会的会员多是一些年轻学生,并没有找到以教育和实业救国的途径,而五四运动后全国政治情绪高涨,许多人加入政党或组织新政党,又回到了政治改革的老路,一些不愿意放弃原来主张的人也找不到出路,只能安心读书做学问,王光祈自己也到德国柏林大学学习音乐,研究中国音乐史去了。

  相比之下,卢作孚并不像王光祈、曾琦那样坚决地不依靠既成势力,要用青年自己的力量来建设理想国家。1921年川军第二军第九师师长兼永宁道尹杨森邀请卢作孚到泸州任永宁公署教育科长时,卢作孚似乎觉得找到了一条实现自己理想的捷径。他接受了杨森的邀请,并聘请少年中国学会同仁王德熙、恽代英主持川南师范学校,开展通俗教育实验,他们在泸州举办的暑期讲习会影响甚大,甚至吸引了当地机关、军政首脑。然而好景不长,由于次年杨森在军阀混战中失势,卢作孚也离开了泸州。1924年杨森再次上台,任四川军务督理兼摄民政,邀请卢作孚到成都担任教育厅长时,卢作孚建议他在成都设立通俗教育馆,自己出任馆长,继续他的民众教育试验。然而1925年川军内战再次爆发,刘湘接替杨森主持川政,卢作孚的通俗教育实验再次遭受挫折。经历了两次失败,卢作孚也感到“纷乱的政治不足凭依”,要想实现理想,必须首先培养自己的实力,于是想到了少年中国学会的另一半主张,即实业。在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中,他感到民生主义更为迫切,所以就把自己所要创办的公司命名为“民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兴实业,绝处逢生

  在“蜀道难,难于上青天”的四川,要想办实业,必须先办交通。兴办交通,当然铁路最好,但是这又非少数如卢作孚这样的青年所能为,当时四川各地与外界的交往主要靠水路,于是他想到办航运。

  有了这样的想法,卢作孚同友人彭瑞成、赵瑞清满怀希望地回到合川,要说服乡亲父老们投资于他们所要设立的航运公司。几个做了“官”的有为青年回来了,长辈们都热情招待,争相请他们吃饭,卢作孚就在饭桌上宣传自己的计划,希望大家集资办航运。合川为嘉陵江、涪水、渠水三江汇合之处,故名“合川”,生活在那里的人每天都与水路打交道,对于航运并不陌生。但是当时从合川到重庆,也只有两艘木驳航船和一些小木船在跑,要花大价钱买轮船,他们没有见过,也没有信心。虽经多方游说,最后也只有卢作孚的老师陈伯遵和黄云龙等十来个同学、朋友响应。于是在1925年10月11日召开第一次发起人会议,民生公司正式进入筹备阶段。

  当时大家议定筹集资本2万元,但是无论是当时担任合川县教育局长的陈伯遵,还是黄云龙等青年,都没有什么钱,大家推德高望重的陈伯遵负责游说合川的财主们参与投资,但是成果也不理想,最后只募集到8000元。卢作孚这时负责调查四川航运业情况和买船事宜。他亲自到重庆调查重庆至宜昌的川江航运情况,发觉在这条航线上已经是“船”满为患,只有一两艘船的华商轮船公司无法与外商轮船公司竞争,营业都不景气。民生公司这样新成立的小公司要想挤进竞争已经白热化的川江航运中去,势难生存。而嘉陵江上的航运业务还有发展的空间,所以决定经营合川至重庆航线。

  在发展方向确定后,卢作孚和赵瑞清带了600元路费到上海订购轮船。经过多方考察,最后与上海同兴机器厂谈妥了造船方案,造价3.5万元。这对于仅仅筹得8000元资本的民生公司来说无疑是个天价,大家来电劝卢作孚暂缓订购船只。但是卢作孚认为再拖延将失信于乡亲父老,要想筹集资本就更难了。所以他还是决定签订订购合同,并交了3000元的订金。还剩下5000元,卢作孚也不愿再带回合川,而是放手一搏,全部用来买了一台发电机和一台柴油机,以及一些电料和水暖器材,要在合川办一个小型电灯自来水厂,一方面让父老乡亲们看看科学的力量,好对他们要创办的轮船公司产生信心,另一方面也想用电灯自来水厂的盈利来支持民生公司筹备阶段的开支。经过努力,卢作孚的这一想法基本实现了,合川成了四川第一个用电灯照明的县城。

  然而集资的事仍不如意,最后陈伯遵挪用了8000元教育经费,郑启东借出数千元,又找地方绅士以私人名义借了数千元,东拼西凑,好不容易凑齐了造船款。于是派彭瑞成、周尚琼等人到上海接船。本来民生公司筹备组预计新轮船至迟也会在1926年5月底到达重庆,所以决定于6月10日在重庆召开公司成立大会,可是轮船为洪水所阻,公司成立大会上只好在尚未见到轮船的情况下将其命名为“民生”号。公司正式成立后,卢作孚到宜昌去接船,路过万县时,时任市政督办的杨森又邀请卢作孚留下来协助他办理市政,卢作孚婉言谢绝,连夜帮他起草了一份万县市政建设计划,就离开了。7月中旬,在卢作孚的亲自指挥下,民生轮冒着很大风险穿过三峡,开到了合川码头。父老乡亲们看到了崭新的轮船,对于卢作孚这些青年有了信心,投资也踊跃了,资本顺利筹足。

  创民生,一路凯歌

  1926年,民生公司属下“民生”轮开始定期航行于重庆至合川之间,以客运为主,客货联运,过去需要两天的路程,现在顺水只需4小时,逆水9小时,旅客称便,所以营业兴旺。可是三个来月后嘉陵江进入了冬季枯水期,即使是民生轮这样的浅水小船也无法航行。如果停运半年,民生公司将难以支撑。卢作孚不愿坐以待毙,在他的提议下,民生轮于是年11月改航重庆至涪陵线,同样营业兴旺,获利可观,在半年不到的时间里公司赢利2万余元,股东投资更加积极了,1927年冬资本增加到10万元,在重庆设立了办事处,新购一艘浅水轮船“民用”号,使渝合线全年通航,又以3万元从谭谦禄手中购进一艘船,改名为“民望”号,航行渝涪线,民生公司初步奠定了基础。

  “民望”号船体大而坚固,马力足,完全可以航行川江航线。所以卢作孚这时想打入川江航运。鉴于重庆至宜昌段竞争过于激烈,于是决定从上游做起,民望轮在1929年正式航行重庆至宜宾一线。在枯水季,以民生轮航行渝涪线,以民望轮航行长江上游航线,以民用轮航行渝合线,各得其所,民生公司业务发展很快,当年盈利4.9万元,成为一家虎虎有生气的航运公司。

  在此时期,卢作孚在好友何北衡的推荐下,1927年被刘湘任命为嘉陵江三峡峡防团务局局长。卢作孚一边以北碚为中心开展自己设想多年的乡村建设计划,一边训练士兵,维持航道安全,为民生公司的发展提供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1932年卢作孚辞职后,由他的弟弟卢子英继续担任峡防局局长。1929年夏,刘湘又请卢作孚担任了一个对民生公司的发展至关重要的职务,即新成立的川江航务管理处处长。当时川江航运几乎都操纵在外商航运公司手中,中国人所组建的大都是只有一两艘轮船的小公司,不仅谈不上与外国人竞争,甚至有无法生存之忧。刘湘希望统一川江航运,于是让自己的幕僚刘航琛劝说华商公司联合起来,但是航商各怀私见,不能切实合作,于是刘湘决定扶植一家中国航业公司,逐渐壮大力量,最后以这家公司为中心统一川江航运。卢作孚有头脑,有能力,为人方正,在峡防局局长任上颇有作为,所以虽然当时民生公司规模尚小,刘湘还是决定支持民生公司,于是请卢作孚担任新成立的川江航务管理处处长。1935年,刘湘又邀卢作孚出任四川省建设厅厅长。

  卢作孚当时对做官已经没什么兴趣了,但是这个职务关系到民生公司的前途,关系到川江航运的掌控权,也关系到国家利权和民族安危,于是答应任职半年,并推荐何北衡任副处长,半年后由其接任。任职期间,民生公司得到了刘湘的全力支持,加快了轮船改造和更新的步伐,增加了川江上中国轮船从未有过的救险设备、生活设施和娱乐空间,为公司迎来了良好声誉,卢作孚也在四川航运界树立了威望,使他能够顺利实现“增加资本,接受必须售卖的轮船,或合并可以合并于民生的公司”的统一川江航运的“化零为整”计划。1931年民生公司总公司迁到重庆,从此有了“长足之进展”,接连收购了多家华商轮船公司,并添购新轮。1932年又开始经营长江中下游航运业务。到1937年,民生公司已有轮船46艘,总吨位达19,182吨,成为川江上最有实力的轮船公司,成为国内航运界后起之秀。

  在实力扩充之后,民生公司从1931年起在川江航运上与外商轮船公司展开了激烈竞争。 “九•一八”事变后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客观上为民生公司与外国轮船公司的竞争提供了精神支持。卢作孚在重庆参与组织救国会分会,还组织了“收回内河航权大会”,号召“中国人不搭外国船”,“中国船不装外国货”。并在民生公司轮船的卧铺床单和单身职工宿舍的床单上印上“梦寐毋忘国家大难”的字样,以此激励国人的爱国热情。同时,卢作孚规定民生公司上下“招待乘客和蔼周到的精神要超过日船;保护客货的办法要超过日船;保护船身,节省费用的精神要超过日船;清洁整饬调理秩序的精神要超过日船;对于乘客要随时提起其抗日救国的精神”。正是靠这样的精神和服务质量,才使民生公司的轮船大受欢迎,许多人宁愿在旅店多等一天两天,也要搭乘民生公司的轮船。据统计,1934年进出川江的旅客将近一半搭乘的是民生公司的客轮,民生公司在竞争中取得绝对优势,该年度民生公司赢利16万多元,而英商怡和洋行却亏损4.5万英镑。外商轮船公司不得不承认竞争失败,他们向卢作孚提议自1934年5月15日起以“大打关”方式统一经营,结束竞争,为期半年。卢作孚接受了这一方案,利用这半年稳定运价、增加收入,进一步稳住自己的阵脚。6个月期限满后,民生公司宣布不再续约,竞争再起。在这种压力下,1935年美商捷江公司宣布破产,民生公司买下了它的4艘轮船。从此,民生公司不仅可以在川江上与各外商轮船公司分庭抗礼,而且渐渐在川江上游握有霸权。

  逢国难,戮力抗战

  正当民生公司蒸蒸日上之际,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了。当时卢作孚正在南京,准备赴欧美考察,被政府留下来帮助制定撤退计划。战争爆发后,不仅大量机关需要撤退,还有上海等地的工厂也需要内迁到四川为主的西南地区,运输成为关键,而川江航运又几乎完全要依赖于民生公司,民生公司的地位可想而知,因此卢作孚被任命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第二副部长,兼农产、工矿、贸易调整委员会运输联合办事处主任,1938年1月又被任命为交通部次长。当时有人为民生公司的前途担忧,认为“国家的对外战争开始了,民生公司的生命就结束了”,而卢作孚的想法却与之截然相反,他说,“国家的对外战争开始了,民生公司的事业也就开始了,民生公司应该首先动员起来参加战争。”

  1938年10月,武汉沦陷,邻近的宜昌危在旦夕。此时尚有三万人员、九万吨器材滞留待运。不仅战火迫近,川江又接近枯水季节,中水位的航运时间只有40天,各轮船公司塞满了为抢运物资交涉的人,陷入一片混乱。为此,卢作孚亲赴宜昌,召集各轮船公司负责人连夜开会,制定出40天内运送物资的详细计划,卢作孚亲自分配有限的运力,并要求各司其职,有秩序、有计划地配合撤退。他采取了1936年创造的“三段航行”法,尽量缩短航程,最不容易装卸的运到重庆,其次缩短一半航程运到万县,再次在缩短一半运到奉节巫山,甚至于巴东。为了争取时间,每只轮船抵达码头时,舱口已经揭开,起重机的长臂已经举起,待运物资已经装上驳船,只待轮船抛锚便可装载。40天后,人员早已运完,器材运出三分之二。又过20天,器材全部运完,江水已低落到不能大规模运输。这次史无前例的战时运输被晏阳初称为“中国实业上的敦刻尔克”。据统计,仅抗战前三年中,民生公司就运送各类人员150余万人次,物资约100万吨,为此民生公司损失船只16艘,牺牲职工百余人,为抗战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武汉沦陷以后,西陵峡三斗坪以下的长江中下游航线中断,民生公司只能在大后方设法拓展航运业务。1938年底卢作孚来到重庆,开始针对局势的变化制定新的业务发展计划。民生公司在三斗坪设立办事处,集中力量办好重庆至三斗坪航线,每天两艘轮船对开,运力在20吨以上。1940年底又开通了重庆至巴东航线,以打通湘、鄂入川的通道。为了能将来自华南、华东、华北和西北的物资运到大后方,1940年8月民生公司响应国民政府交通部号召,加入由政府出面组织的川湘、川陕水陆联运公司,民生公司负责长江、嘉陵江和岷江段的轮船运输任务。因大量工厂、机构、人员的内迁,四川境内长江沿岸繁荣起来,一些沿岸小镇发展成为新的工业中心或大城镇,因此民生公司根据形势变化开辟一些短程航线,形成以重庆为中心的航运网络,一方面可以活跃大后方经济,另一方面也可以为民生公司增加一些收入。为响应政府开发金沙江的号召,向金沙江和嘉陵江上游发展,1941年10月开通叙府至安边20公里的航线,到年底又延伸至距安边13公里的屏山。在嘉陵江上游,航线一直开辟到南充。一些原来航行在长江中下游的轮船这时被闲置,卢作孚将其买下来,加以改装,使之能适于川江航线,又新添了一些船只,使民生公司最多时拥有船只137艘。

  但是从总体上来说,1939年以后航运业务下降,民生公司在航运业务上开始出现较大亏损,1939年账面上航运业务亏损78万元,1941年亏损443万元,1943年航运业亏损946万元。之所以出现较大的账面亏损,一方面是由于受战争影响,业务减少,且为政府运输运费低廉,另一方面是由于民生公司有意提高了折旧率,以便可以少分股息和红利,少交所得税,以增加资本积累,同时较大的账面亏损也有利于民生公司向政府索要补贴,申请低息贷款,以便争取资金投资其他相关事业,以实现民生公司创业伊始就确定的以航运为主,多业并举的目标。事实上,整个抗战时期民生公司从国民政府那里得到了相当于战前币值280.7万元的补贴。当时大后方因物资匮乏,商品价格上涨,而原材料因出口受阻价格反而降低,有利于工商业的发展,同时战时环境也使保险业务增加,保险业也很繁荣。所以民生公司除了继续发展航运业外,也以部分资金用来投资与航运有关的煤矿、冶金、机械、保险等行业。据1946年的统计,民生公司投资大小企业53家,投资总额(按1937年币值计算)300余万元。这些投资事业也获得了可观的利润,1939年附属企业和投资收益34万元,1941年收益337万元,1943年收益673万元。但是到抗战后期,由于法币贬值,为了使公司资产不因法币贬值而缩水,民生公司也与当时许多企业一样开始大量购买黄金、美钞,到1945年已储存美金100万元,成为战后向外国购买轮船发展海洋航运的重要资金来源。

  另一方面,对于民生公司这样一个经营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民营企业来说,战争也是一个生死存亡的考验。因为交通在战争时期尤为重要,政府必然竭力要控制在自己手中。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就有将民生公司收归国有的计划,1938年5月蒋介石又有将民生公司所属船只交由军政部,由运输司令部掌管分派差运的打算。卢作孚听说后,一方面主动制定了抢运存放在汉口的10多万吨军工器材的计划,一方面通过时任交通部长的张嘉璈等人设法向军政部长何应钦疏通,说明那样会导致民生公司破产,政府再另组公司也不一定有利,经过多方游说才保住了民生公司。但是这种危险并没有完全消除。1938年秋宋子文又提出向民生公司投资的要求,为卢作孚所拒绝,但不得不让宋子文做民生公司董事长。宋子文做董事长后又提出由中国银行向民生公司投巨资,企图取得控股权,卢作孚再次拒绝,提出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的投资不能超过民生公司全部股额的30%。1941年民生公司打算扩充新股700万元,宋子文、孔祥熙分别提出由中国银行和中央信托局加入60%股份的要求,也被卢作孚请张嘉璈和张群出面谢绝。最后只能以民生公司所属103艘轮船为抵押发行700万元的公司债,由18家银行认购。1943年民生公司准备再发行8000万元公司债,因法币币值不稳而最终未能实行。

  对于大后方的民营企业来说,都面临着这样的问题。在企业发展需要资金时,如果接受中国银行、交通银行等国有银行的投资,有可能会失去企业的控制权,而一般民营银行的实力又大不如战前,只能向许多家民营银行融资。经营永利化学工业公司的范旭东也面临这样的困境,于是想创办自己的银行,于1943年出面发起成立建业银行,但是没有充分发展起来。民生公司没有创办自己的银行,在资金往来上只能依靠金城、聚兴诚等银行。在官僚资本的竞争和压制下,民生公司的发展不能不受到影响。

  闯大海,壮志未酬

  外国的轮船能开到中国来,中国的轮船也就能开到外国去。卢作孚一直抱有由嘉陵江而长江,由长江而大海的发展蓝图,全面抗战的爆发延迟了这一理想的实现,随着抗战胜利的临近,卢作孚又开始为发展远洋航运作计划了。到1943年,人们都已认识到胜利即将来临,一些企业也开始考虑战后发展问题了。民生公司打算战后首先开办南洋航线,然后开办北洋航线,最后发展全球航线。

  要实现这一宏伟计划,首先得增购适于海洋航行的轮船,这时卢作孚被选派为中国出席1944年11月在美国纽约举行的国际通商会议代表之一,他希望能利用这次机会在美国借款造船。但是在美国虽多方活动仍一无所成,正当卢作孚准备空手而返时,在纽约意外遇到了曾任民生机器厂厂长,时任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驻加拿大代表的周茂柏,周茂柏愿意帮助联络加拿大有关厂商和银行。于是卢作孚于1945年2月跟随周茂柏来到加拿大。

  当时加拿大政府为了防止战后生产萎缩,已于1944年通过了一项《输出信用保险法案》,政府愿意为外商商家担保,向加拿大银行贷款,用来订购加拿大的工业产品。所以卢作孚顺利地获得了加拿大政府的贷款担保,并与加拿大的三家银行达成了贷款1500万加元,在加拿大订购12艘中小型客货轮和6艘大型客货轮。但是,这笔贷款还需要中国政府的担保,1945年5月卢作孚满怀信心地回到国内,即请求国民政府为这笔贷款作担保,并得到蒋介石的批示,但是行政院和交通部却提出条件,邀请民生公司将所订购的轮船抵押给政府,在偿清贷款之前这些轮船归政府所有,由政府租给民生公司使用。很明显,国民政府是想借担保来控制民生公司,由于条件谈不妥,迟迟不能与加拿大方面签订正式贷款合同。当时范旭东也与美国进出口银行谈妥1600万美元的借款合同,因得不到政府担保而忧愤成疾,于1945年10月不幸去世。范旭东的死给国民政府以很大的压力,而且国民政府的战后复元也离不开民生公司的协助,所以民生公司的借款担保最后才有了转机,于1946年10月最终与加拿大方面签订了正式借款合同。但是这时加拿大国内物价已经大大上涨,原来能造18艘轮船的钱,现在只能造9艘了,而且加拿大的制造商不是正式的造船厂,他们只是从美国购进造船所需机器、零件等,在加拿大组装。他们根据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物价下跌的经验,在战争结束后一直观望,结果物价不跌反涨,所以又向民生公司提出加价30%的要求,最后民生公司又不得不多付80万加元,前后损失约840多万加元。

  由于加拿大贷款造船一事迟迟不能解决,而战后海运需求迫切,营业兴旺,受此诱惑,卢作孚决定向美国买船。当时美国有许多退役军用船只低价出售,卢作孚买了十多艘,然后改装成货轮或拖轮。然而,这些船虽然售价便宜,但是改装费往往数倍于船价,而且配件难求,实际上是吃了大亏。但是这时卢作孚还是一心想实现他发展海洋航运的理想,继续购置新船,苦于没有资金,于是联络金城银行总经理周作民,说服金城银行与民生公司合作经营海上航运业务,双方各投资50万美元设立了“太平洋轮船公司”,实际上民生公司的50万美元也是金城银行借给的。卢作孚用这笔钱从美国购回3艘轮船,于1948年投入航运,由民生公司经营。从加拿大订购的9艘轮船,1948年9月领到了第一批两艘小型客货轮,其余的几艘到1949年底才最终交货。

  有了这些轮船,民生公司以上海为中心,开辟了上海至台湾基隆、青岛、天津、宁波、汕头、广州等地航线。卢作孚一度想把总公司从重庆迁到上海,因内部意见不一而作罢,只是把总经理办事处迁到了上海,并亲自坐镇上海指挥,打算将业务重心逐步向海运转移。但是世事难料,当初卢作孚之所以倾其所有到国外买船发展海运,是因为他相信战后中国必然迎来一个全面建设、大发展的时期,然而内战再起,国统区经济衰退,航运业务也一落千丈。为了避免船只被国民党政府征调,长江上的船只退到四川不敢出来,海运船只撤退到香港,到1948年底海运几乎陷于停顿,长江航运也只在四川境内有十余艘仍在航行。随着汕头、广州的解放,民生公司的海轮只能困守香港,卢作孚也留在香港看守船只,公司只能靠变卖资产度日,加拿大贷款的利息无力偿还。

  这时国民党方面不断有人来劝卢作孚到台湾,被他拒绝了,晏阳初建议他到美国,也被婉拒。周恩来派人到香港去作卢作孚的工作,并表示加拿大还款由人民政府担保,民生公司在香港的轮船尽量安排回大陆,欢迎卢作孚回国参加政治协商会议,共商建国大计。于是卢作孚决定北上,于1950年6月回到北京,民生公司所属轮船也基本上都回到了中国大陆。1950年3月人民政府给民生公司贷款221.6万元,按时付清了加拿大借款的第一季度利息。5月,人民政府又贷给44万元人民币,以维持民生公司的航运业务。此后,人民政府多次出面组织银行向民生公司提供贷款,帮助民生公司度过难关。1950年8月民生公司开始筹备公私合营,1952年9月正式实行公私合营,而卢作孚已不幸于2月8日在重庆逝世。

  卢作孚为理想而投身商海,以精神而创伟业,生逢其时,发展民生公司,与外商竞争,为抗战出力,开创一代航运伟业;生不逢时,因时局动荡而一波三折,最后因内战而宏图难期,心力交瘁,为事业而献出了自己的一生。卢作孚一生克勤克俭,严于律己,虽身为民生公司总经理,其股份却只有一股,全家仅靠工资度日,其夫人子女乘坐民生公司轮船一律按规定买票。1987年,卢作孚的生前好友及其曾致力建设的北碚人民捐资修建了作孚园,并由其至交梁漱溟先生题词“公而忘私,为而不有”,以纪念这位在近代中国史上不能忘记的民族实业家。

  

(责任编辑:崔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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