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深圳市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了《深圳经济特区改革创新促进条例》。该条例第四十二条明确规定，改革创新工作发生失误，有三个条件是可以免责的：一是改革创新方案制定程序符合条例有关规定；二是个人和所在单位没有牟取私利；三是没有与其他单位或个人恶意串通。媒体报道时特别强调：从此，深圳改革创新出现失误，将免予追究。

　　免责条例意在让改革者免除后顾之忧，大胆进行改革，推动改革的深入进行。但是，这种免责规定有可能适得其反。

　　改革进行到今天，有多少人曾经因为改革创新失误受到了追究呢？我们目前的制度对改革失误者的问责过于苛刻和严厉，以至于影响到了改革者的信心了吗？不是。许多改革者都受到了宽容和善待。不仅如此，我们现行的制度，莫说对于改革失误者，就是对于明显的违法者，有时也是过于“宽容”的。去年12月25日，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王茂林指出：“甚至有人套取了10个亿的资金都没有依法处理，领导干部（从香港）调到内地工作就了结了。”

　　显然，此次立法改革者失误问责的前提大有疑问。其实，一些改革者之所以屡屡出现失误，并非信心不足，而是胆量太大，大到不集体研究、不民主决策、不倾听民意、不遵守法律的地步。被称为“三拍”（拍脑袋决策，拍胸脯保证，拍屁股走人）的领导干部，在现实生活中并不鲜见。

　　改革最怕的是不依法行事，许多改革失误多因违法而起。无数改革的经验证明，树立法治意识与建立基本的法律秩序是启动社会改革的先导。虽然在改革之初，建立起系统的规则体系和严格的法律秩序有一定难度，但法治的核心内容即法律的平等原则一定要遵守。目前，在法律不健全，监督和问责体系尚存诸多漏洞的情况下，我们更应该完善法律，促使改革者公平守法，培养公民意识，而不是相反，使其成为高居于民众之上的权贵阶层。

　　出台免责条例，可能造成改革方案更大的漏洞，不仅容易使改革偏离法制轨道，使得公众利益遭受侵害，也不利于保护改革者自身。因为在过分宽松的制度环境下，改革者常常会因为找不到规则的边界而迷失方向。

　　而且，倘若改革者肆意妄为，触犯了法律，免责条例也免不了他的责任。如此，则有浪费立法资源之嫌。

　　没有一次成功的改革不是在民众的支持下完成的。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谈到如何进行决策时强调：“要同人民一起商量着办事。”一些改革者之所以失误连连，就在于背离民意，不“同人民一起商量着办事”。在现有的环境下，他们尚且一意孤行，那么，在免责条例的保护之下，他们可能会更加背离民意———这种违背民意的改革倘若造成了严重后果，既然改革者可以免责，那么，损失最终由谁承担呢？

　　而且，一些改革者（尤其一把手）可能因此走向专权之路，采用多种方式取代集体领导决策机制。通常情况下，为了规避责任风险，这些改革者即使出于本能也会采取集体决策机制，以便将风险分散开———当然，这样做在客观上也使得一些决策趋于科学与理性。而在免责条例之下，这些改革者可能“简化”或避开集体决策程序，不经过科学论证，不经过集体讨论，直接将个人的意志在改革设计与改革的过程中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最终将改革者连同改革本身一并引入歧途。

　　国家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反复强调，决策失误带来的危害有时并不亚于贪污腐败。其实，只要改革者严格依法行事、集体研究、民主决策、倾听民意，并在决策前进行可行性与不可行性研究，许多失误原本是可以避免的。现在，改革者的责任不是太强，而是太弱了。我们要做的，不应是免除改革者的责任，而应该是建立起一种监督、制约机制，让改革者面对问责的压力———这是促使他们带着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以负责任的心态，引导改革深入、健康进行的最重要的前提。

(责任编辑：崔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