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所有的吃法，车辐都熟悉。成都所有的名厨，车辐都熟悉

　　车辐，报人，作家，美食家，今年93岁。

　　他在90岁的时候，出了一本书，谈吃；91岁的时候，出版了一本小说，写旧时代的成都。

　　他被尊为成都市的“文物级的人物”。但这并不是说他老，虽然他也很老了。说他是成都的文物，意指他活出了一种人生境界，他身上有一种被成都文化人追捧的人生品格。

　　交游天下

　　先说车辐的吃。车辐一生好美食，到老不衰，九十岁还“馋”。自称“除了钉子以外都能嚼”。被轮椅推上街，还要买两个蛋卷冰淇淋，边行边吃。

　　年轻时，在旧成都做记者，省政府发布新闻通稿，他往往到前面一排去坐。有的进步记者因此嘲笑他，连这种会都要去参加。他说，我不能不呀，人家的糕点是在耀华（当时的品牌食品店）订制的！那时，成都餐宴行业几位巨擘有一个“转转会”，轮流请吃，他每请都去，大饱口福，吃过许多稀奇古怪的极品佳肴。

　　车辐有很多关于吃的“美谈”在坊间流传，本文采用的，多是他的“小兄弟”流沙河先生和曾伯炎先生口中的版本。

　　抗战时期，流浪到成都的文人，计有作家、报人、画家、演员各类，其数上百。车辐是“中华全国抗敌文协成都分会”理事，他充当了外来流浪文人在成都的“联络人”。用吴祖光的话说，车辐是成都的“土地爷”。土地庙是管一方的，土地爷是啥子都管的。可见车辐当年的交游。

　　那时文人都穷得很，车辐不遗余力地帮助他们，其中一项，就是带他们去找好吃的。在困难时期享口福，这是很重要的人情。车辐的仗义，可谓感天动地。曾有一个电影演员死在成都，找不到地方安葬，他主动帮忙，把自己祖上留下的，准备葬他母亲的地拿出来。他的这种江湖义气，保持了一生，直到坐在轮椅上。七十年代，生活那样艰苦，他能跑到哈尔滨去看朋友巴波。后来，巴波生病在南京，他也专程去看。

　　抗战后流落文人艺术家们后来多数到了北京。五十年代，他们多半成名，举国皆知。这个时期，车辐跟他们的往来暂时稀少。后来经过反右，经过文革，这些文化名人又大多销声匿迹，没有了音讯。文革结束后，特别是到了八十年代，那些经过了几度劫难的老朋友们，纷纷想起当年成都的车辐来，于是，三十多年前的友谊得以重续。他们公干私游来到成都，就来找车辐，这时，大家都是七十上下的人了。把樽话旧，人间冷暖，使人感动。

　　成都所有的吃法，车辐都熟悉。成都所有的名厨，车辐都熟悉。车辐不可能带朋友去最豪华的地方，但是，他总会找到好吃的地方。他也经常在家里请客。前一天，他就会把食谱报给客人，还要大大地吹嘘一番，吊起客人的味口。

　　曾有车辐家的一位食客描写过车辐的家宴。首先是说他烧菜的仪态。他被形容为：“看他烧菜，真是大将风度，一丝不乱，举止有序，温文尔雅。”然后是上桌。每上一菜，他必先有讲评，自卖自夸，滔滔不绝，重点在于他的做法如何与众不同。但不妙的是，他边讲边动箸，他吃得既快，食量又大得惊人，有的客人还没有明白过来，被他吹得妙不可言的美味已然告罄，接着他还要把盘碟剩汁全扫到他一个人的碗里，同时口中连连称赞“好，真好！”以致拾风先生生前常爱开这样一句玩笑：“车辐请客，菜都是他自己吃了。”

　　车辐的一生，不仅吃出了味道，吃出了江湖义气，更吃出了境界。晚年，他在轮椅上作《川菜杂谈》，汇集他一生的食经、食道和食谱。语云，吃饭要与名人共。这本书，由老出版家范用推荐，书法家黄苗子题签，已故沪上名家唐振常写车辐的文章《吾友一食家》，作为序文。书中叙及，多是名流大家之吃。包括谢无量、张大千、李劼人、艾芜、陈若曦、沈醉、胡绩伟、黄宗英等名人。

　　率性人生

　　车辐出生在成都市东大街。当年，父亲开着一家小旅店。他十八岁的时候拿了一次父亲的钱去输了，被父亲赶出家门，住了两天桥洞，然后回家向父亲认错请求原谅。从此，他真的没有再赌博。他好结交三教九流，熟悉社会百态，后来做了记者，相当于今天的社会新闻记者，很快做成了名记。

　　车辐可能是成都最早的追星记者，他跟成都的演艺名伶混得烂熟，外来的更不会放过。传说抗战年间，白杨在成都演戏，谢添介绍他和白杨见面，采访地点竟然在游泳池。从此跟白杨结下友谊。晚年他们还曾合影留念，现在大大的照片挂在车辐的客厅。

　　但他最有影响的还是各种社会事件的报道。流沙河少年时代产生想当记者的愿望，正是因为在报上看见他写的人物特稿《黑钱大盗李贵》。

　　到了流沙河跟车辐共事的年代，已经是上世纪五十年代，车辐已经是一派小心谨慎，沉默寡言的样子。因为他被当时的革命青年看成“旧社会”，正在夹起尾巴做人。但是，他对新社会的热情却是发自内心的。五十年代城市扩展，他每逢星期一，就在办公室墙上的地图上添上记号，那是他上周末去看城市哪里又添了公路，建了楼。后来，有一天，他突然被抓走，关了11个月放出来。原来，是因为有人怀疑他在地图上做记号是“特务活动”。

　　作为反革命被捕入狱，11个月后放出来，送回省文联，车辐居然红光满面，还发了胖。原来，他进去之初，很是害怕，急忙打听，很快得知，同狱关了多达百十个“反革命”，便料定不会送命，于是放心大吃大睡。后来补发了11个月的工资，更是大喜过望，饮酒赋诗。诗云：“精神被摧垮，灵魂已压扁。物质尚存在，一身胖嘎嘎（四川方言，肥肉）。”

　　话虽是这么说，但从此以后，他再不去城郊看建设，在地图上做城市发展记号。直到反右的时候，引蛇出洞，他也不“鸣放”。

　　这样一来，车辐没有当过右派。可是，很多人都以为他是右派。因为他经常跟右派分子一起劳动。也不为什么，别人叫一声，他就去了。他拉着板车走在大街上，昂首挺胸，远远地看着熟人就招呼。得意洋洋的：“喂，我们去锻炼！”流沙河回忆说，听他那口气，是真心地觉得很光荣的样子，其实，满街的人都知道，那是“犯了错误的干部在劳动改造”。而且，他跟“大右派”流沙河去锻炼（拉车），“是真卖力气”。流沙河今天说起来，还不胜感慨。

　　车辐曾经在街上结交了一群打唱扬琴的盲人朋友。一个大记者，跑来交游一伙穷瞎子，被盲艺人们爱称为“车老疯（川话，音hong）”。每见这些盲音乐家横过街道，他便去搀扶。他们握一握他的手，盲艺人便知晓这来者是“老疯”了。流沙河认为，车辐能浑然忘却人的所谓身份高低，出乎真情，友爱他人。

　　车辐在外面从不乱花一分钱，他只是豪侠仗义，喜欢结交朋友。他的孩子们一直觉得爸爸不顾家。实际上车辐家孩子多，经济困难，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期，他把郭沫若给他的三封信卖了，得三百元。1955年反胡风运动来势凶猛，人人自危，他交出了抗日时期胡风来信两封，事后又遗憾没有卖到钱。

　　车辐对人不设防，他不仅显得没心眼，甚至显得没有个“打算”，凡事率性而为。而今车辐老了，有一回，他的保姆把他推到街上，搁下后转身做别的什么去了。这时，另一个人，一位年轻女性，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把他推走了。车辐看着，也不说话，不问为什么，后来别人把他放下，他说：谢谢。他回家把这段街头奇遇说给夫人听，夫人说，你老糊涂了，不晓得别人把你推到小巷子，把你掀下来，把你的车子偷走。他说不，任何人推我，我都高兴。

　　坐在轮椅上的车辐在回忆人生。他记了一生的日记，从抗战开始，从来没有断过。写过谈吃的书以后，又根据日记线索，写了长篇小说《锦城旧事》。轮椅上的车辐很爱写信，给他在各地的老朋友写，也给在成都的朋友写。前不久，曾伯炎收到他寄去的一张旧照片，是1938年中共代表王明在成都，车辐和他们的合影。

　　车辐先生的家，墙壁上挂满了他各个时期与社会名流们的合影，几十年的书信们带着发黄的陈迹，排成长长的队列站在书厨里，屋里还挤着无数的书籍字画，车辐先生就在这些老朋友和旧书画的注视下，看书写字，怀想天下。

　　流沙河在车辐《锦城旧事》的序文末尾说，“我观其人，应是天上星宿下凡。”

(责任编辑：丁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