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富民政策扩大内需

　　过去的增长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

　　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意味着要将过去的“内需不足－依赖出口－低价竞销－利润低下－工资增长缓慢－内需不足”这样一种恶性循环，转变为一种“收入增加－内需增长－降低对出口的依赖－避免竞销－收入增加”的良性循环。

　　□孙立平

　　对于转变增长模式的必要性，人们通常是这样解说的：过去的增长模式一方面带来了中国经济在20多年时间里的超高速增长，另一方面也带来了种种的问题，如与粗放型增长相伴随的低效益、资源的大量消耗、环境的严重污染、片面追求GDP、贫富差距扩大等，所以要转变增长模式。这样的解说是有道理的，但又是远远不够的。

　　为什么这样说？因为现在的情况是，即使我们愿意忍受过去这种增长方式带来的问题和代价，这种增长模式也无法继续走下去了，因为支撑这种增长模式的一些必需条件开始丧失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的发展已经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过去的发展模式已经基本走到尽头，其内在的动力已经是强弩之末；要使中国的增长和发展能够延续下去，必须将其动力置于新的基础之上。

　　前年和去年发生的“两荒”，即民工荒和油荒，可以看作是传统发展模式走到尽头的象征性标志。“油荒”所表明的是旧的发展模式的资源限制。据国家环保总局的资料，仅2003年，我国便消耗了全球31％的原煤、30％的铁矿石、27％的钢材以及40％的水泥，而创造的GDP不足全球的4％。英国剑桥能源研究协会曾指出，中国能源需求量2000年至2004年间的增长占世界总增长的40％。还有数据显示，我国每公斤标准煤能源产生的国内生产总值仅为0.36美元，世界平均值为1.86美元，而日本为5.58美元，也就是说，日本是中国的15.5倍。尽管在这个问题上还涉及许多其他变数，但从大的方面来判断，上述数字表明，以目前的发展模式来实现未来20年中国经济的持续和快速发展将受到强大制约。

　　对于资源的限制，我们还应当看到一个因素，就是这次起飞的不是我们一个国家。不久前，高盛公司提出了“金砖四国”的概念，即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按它们的国名的英文字头Brazil、Russia、India、China，简称为BRIC)这4个处于起飞过程中的发展中国家。这4个国家的规模都很大，人口加起来占整个全球人口的比重超过40％。这么大的几个国家，经济处于起飞中，人民的生活方式处在改变中，其对资源的需求是极为巨大的。这样，就会使得我们过去以为还很遥远的资源和能源危机提前到来。这是我们必须注意到的一个背景。

　　而“民工荒”所表明的则是旧的发展模式的经济社会局限。民工荒似乎是发生在劳资之间，包括资方和地方政府在内的有关方面对此也难辞其咎，因此，人们在讨论“民工荒”的时候，经常把谴责的矛头指向资方和地方政府。尽管这方面的原因是不容否认的，但客观地说，“民工荒”的发生实际上也是与发展模式有着密切关系的。过去20多年中，我国的经济增长是严重依赖对外出口的。但人们很少去注意，这样的经济增长模式的社会效应具体体现为一种恶性循环：为了增加对外出口就要低价竞销，低价竞销的结果是企业利润的低下，在企业利润低下的情况下必然导致工人工资增长缓慢，结果是劳动者收入水平低下和国内购买力与市场需求的严重不足，国内市场需求不足则更进一步加重对对外出口的依赖。可见，“民工荒”问题和这种增长模式是有着密切的关系的。

　　因此，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意味着要将过去的“内需不足－依赖出口－低价竞销－利润低下－工资增长缓慢－内需不足”这样一种恶性循环，转变为一种“收入增加－内需增长－降低对出口的依赖－避免竞销－收入增加”的良性循环。从新兴工业化国家的情况来看，尽管这种转变是困难的，甚至需要较长的时间(一位日本专家告诉我，日本完成这种转变差不多用了15年的时间)，但这种转变是必需的。而在这种转变的过程中，扩大内需无疑是最关键的环节之一。恶性循环是否能转变成良性循环，关键要看扩大内需的问题能不能得到有效的解决。

　　历史地看，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转换的必然性是发生在这样的一种脉络之中：在过去20多年的时间里，我们已经形成了一种能力，即能够将大批的产品迅速制造出来，甚至提高产品的性能和品质也并非难事；但是，有一个问题是始终没有解决的，就是如何将这些产品卖出去，将这些产品卖给谁，即需求和市场的问题。由于国内市场的狭小和需求的有限，不得不将产品的出口放在国际市场上，即在内需不足的情况下不得不依赖于外需。但正如前面的分析所表明的，这种发展模式的负面经济社会效应是很大的。更重要的是，继续将出口的增长速度保持在前些年的水平上，也受到强大挑战。

　　扩大内需不是一味地赶储蓄出笼

　　提倡鼓励居民多消费少储蓄者有之，想趁机用削减福利的方式增加民众消费者有之，欲借此机会涨价以增加垄断部门高额利润者也有之。这种迹象是很值得警惕的。

　　其实，在1990年代中期，内需不足的问题就开始显现了。记得有一次开会，我们曾经发生过一场争论。当时还是产权改革是热门话题的时候。在讨论到“微观不好宏观好”等现象的时候，一些学者坚持用产权来解释这个现象。我当时的看法是，产权是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因为当时不但国有企业不景气，就是私营企业也不景气，这说明不完全是产权问题。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是，企业生产什么什么卖不出去，满大街的“拆迁价”、“吐血价”、“跳楼价”。这说明是需求有问题。后来，我曾经写了《内需不足的社会学分析》一文，特别强调了城市化、社会保障和收入结构(贫富差别、常规性收入和偶得性收入的比例等)三个因素对于内需的影响。

　　结果，在1990年代中后期，内需不足的问题越来越突出。鉴于当时经济不振、市场需求不旺的状况，政府推出了一系列旨在刺激内需的政策。在1990年代中后期，中央银行连续7次下调存贷款利率，后来又对利息征收所得税，以图推动个人消费，刺激经济增长。1998年底更是把扩大国内需求作为促进经济增长的主要措施。概括起来说，当时的刺激内需的措施，一是以调整利率、福利、物价等手段赶储蓄出笼；二是增加政府支出，甚至不惜以赤字财政大兴基础设施建设。此外，还有公务员加薪等措施。

　　现在我们可以回过头来看看这些措施的实施效果，包括其短期的效果和长期的效果。就短期来说，这些措施对刺激消费起到了一些作用，但从更长一点的时间来看，这些政策措施从整体上来说收效甚微，在此后若干年中，最终消费率进一步降低，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份额连续大幅下降就是明证。比如，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份额2000年为73％，2001年下降到48％，2003年下降到40％，2004年降至37％。不仅如此，其中的一些措施还导致了一系列的弊端。

　　我们先看以调整利率、调整福利、调整物价等手段赶储蓄出笼的脉络。当时都将眼睛紧紧盯住几万亿的居民储蓄上。逻辑是很清楚的：不是内需不足吗？不是大量产品剩余和积压吗？而你还有那么多的钱存在银行里，哪怕拿出来一半，内需不足的问题不就解决了吗？于是，调整利率、调整福利、调整物价。目的就是赶储蓄出笼。利率和物价的问题我们暂且不说，对后来影响最大的是住房、教育、医疗这所谓“三项改革”。在“三项改革”中，虽然住房改革使得相当一部分城市居民获得了自己拥有的住房，但随之而来的房地产热几乎吸干了城市居民仅有的一点消费潜能。以产业化为取向的教育改革和医疗改革，不仅大幅度地增加了居民的即时支出，更重要的是严重恶化了人们对未来的预期。结果是显而易见的：人们更不敢花钱消费，内需更加疲软。

　　回顾这一段的历史对于形成新的扩大内需的思路是有现实意义的，现实意义之一，就是慎待目前居民在银行中的储蓄。

　　根据央行的数据，截至2005年12月，银行中积累的居民储蓄已经高达14万亿。从表面上看，14万亿是个很大的数字，而且居民储蓄的增长速度确实也很快。于是，现在一些人又将眼睛盯上了这14万亿。提倡鼓励居民多消费少储蓄者有之，想趁机用削减福利的方式增加民众消费者有之，欲借此机会涨价以增加垄断部门高额利润者也有之。这种迹象是很值得警惕的。

　　这里一个关键的问题是如何看待这14万亿的储蓄。我们必须看到这当中的两个问题。第一，14万亿储蓄的分布是高度不均衡的。刘洪波先生在《14万亿储蓄何其少》的文章中写道：14万亿也许确实是一个让人看了就吃惊的数字，但平均到13亿人头上，也不过每人1万元多一点，对生活在今日中国的人来说，1万元又能够做得了什么呢？而且更进一步看，一个数据是，80％的城乡居民储蓄由20％的人拥有。也就是说，有2.6亿人拥有存款11.2亿元，人均4.3万元。另外的10.4亿人拥有存款2.8万亿元，人均不到2700元。这个数字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中甚至买不来1平方米的房子。第二，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仅有的那一点储蓄，相当一部分是他们的应急钱和保命钱。对于大多数城镇家庭来说，住房、子女教育、医疗是家庭负担中最主要的部分，目前存款中的相当部分是为此而准备的。特别是，我国已经逐步进入老龄化社会，但目前养老保险不仅覆盖面很窄，而且保障的水平很低。现有的储蓄，对于逐步老龄化的人口，无论是在保障老年生活的意义上还是在医疗的意义上都是至关重要的。鉴于计划生育导致的“四二一家庭结构”以及由此导致的养老负担加大等因素，一味强调将这些钱赶出来，可能导致严重的后果。

　　我们接着再看加大基础设施建设以扩大内需的思路。应当说，这是一种世界各国相当普遍采用的一种刺激需求的办法。这种方法在我国未来的经济生活中无疑还将继续使用。但反思以往的实践，有两点教训是值得汲取的。首先，在大量资金投入的同时，没有形成一种使得资源能够得到有效配置的机制和体制，结果是效益低下，有的建设项目几乎血本无归。其次，投入的方向过分向城市倾斜。最近中央提出“建设新农村”，特别是由各级政府筹措资金，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无疑是有重要意义的。但这当中有一个问题是必须解决的，就是有效的资源配置体制问题。有调查表明，一些针对农村基层的政府拨款，落实到村庄的时候，往往只有15％到30％。这个问题不解决，就会重蹈过去的覆辙。

　　将满足内需作为扩大内需的前提

　　满足内需，第一位的是如何满足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普通民众包括贫困群体的需求。

　　在新的一轮启动内需政策实施之际，有必要在汲取以前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调整扩大内需的思路和政策。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需要将扩大内需建立在满足需求的基础上。必须正视这样一个问题，我们现在一方面是“内需不足”，另一方面是相当一部分人还生活在一种相当低的生活水准上，甚至有些人的基本需求还得不到满足。所以，我们应当将扩大内需与满足人们的基本需求，特别是改善社会中困难群体的生活状况联系起来，而不是让人们为花钱而花钱，不能多花了钱而生活的质量没有提高，甚至出现前些年为了扩大内需而使人们的生活受到损害的情形。

　　因此，我们应当从落实科学发展观和建立和谐社会的战略构想的角度来考虑扩大内需的问题，明确在满足内需的基础上扩大内需，明确扩大内需推动经济增长和增进人民福祉的双重目标。对于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这些战略构想的具体内容，人们在理解上可能还有不一致的地方，但基本的一点应该是没有疑义的，就是经济发展的目标应该是满足人们的基本需求，增进人民的福祉，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离开这个基本目标，扩大内需就有可能偏离方向。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脱离满足人们基本需求的措施，也是可以扩大内需的，但那样的扩大内需往往不仅是没有意义的，甚至是有害的。比如，一个极端的例子是，在1998年特大洪灾时，就有人提出过自然灾害可以刺激内需的说法。再比如，浪费和重复建设也可以起到扩大内需的作用。但我们知道，这种需求的扩大不仅是没有意义的，反而是有害的。

　　满足内需，第一位的是如何满足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普通民众包括贫困群体的需求。据统计，截至2004年，我国有2610万农村人口年人均收入不足668元，生活在绝对贫困线以下，还有4977万农村人口年人均收入不足924元，属于相对贫困。而城镇居民中的贫困人口，估计数量约为2200万人。而在一些人扩大内需的想法中，这些人的需求是没有什么位置的，因为他们没有像样的购买力。相反，某些扩大内需的措施，还往往对这部分人造成伤害。因为刺激内需的一个常用手段就是提高物价，特别是生活必需品的价格。但是越是贫困的人，生活必需品消费在其整个消费中占的比重就越大，生活必需品涨价对其造成的影响也就越大。这样，他们就往往成为在扩大内需中受到损害的群体。在北京就有这样的家庭，需要仔细安排每天只能烧7块蜂窝煤。不是说烧8块就倾家荡产了，但确实负担就会明显加重。对于这样的家庭来说，不能让扩大内需成为对他们有害的事情，而是要在扩大内需的过程中，提高他们基本需求满足的水平。当然，靠他们自己来增加消费是不现实的。这个费用有相当一部分要由政府来支付，主要是社会保障和必要的福利。更关键的是增加其当期收入。这主要涉及两个方面，一是向他们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二是提高劳动者的工资和收入。

　　说在满足内需的基础上扩大内需，决不意味着要将穷人的问题绝对化，也不意味着这是政策惟一的出发点。应当看到，今天的中国社会已经是一个明显社会分层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不同的阶层，不同的群体，其需求是不同的，在扩大内需中要解决的问题也是不同的。穷人有穷人的问题，富人有富人的问题。在扩大内需的过程中，一个必然要涉及的问题就是富人消费的问题。一般来说，富人的消费系数要低于穷人，基本需求的消费处于饱和状态。因此，扩大内需要解决的问题之一，就是富人的消费问题，其中包括奢侈品的消费。现在各种媒体上，对富人阶层奢侈性消费的抨击之声不绝于耳，这不是解决问题的理性态度。应当看到，奢侈品消费是社会中正当消费的一部分。现在的问题是，如何使奢侈品消费能够真正利国利民。这至少涉及到这样几个问题。第一，目前中国社会富裕人群所消费的奢侈品，主要来自进口，对国内相关产业拉动作用并不大。第二，有关奢侈性消费的税收制度并不完善，因此奢侈品消费本应起到的财富转移的作用无法发挥。第三，如何使奢侈性消费不走向畸形，还需要完善制度上的安排。

　　将满足内需作为扩大内需的前提，在政策的层面上还需要防止下面的几种倾向。

　　一是防止用通货膨胀的方式扩大内需。多少年来，一说到刺激消费，就是想让人们掏腰包。而掏腰包的最简单方式，就是涨价。最近一系列的迹象表明，资源价格的改革将会大规模展开，有人将其称为“第二轮价格改革”，甚至称为“闯关”。一些专家也表示，目前是进行资源价格改革的好时机。与此同时，以去福利化为目标的诸如福利供暖等体制改革也在一些城市展开。资源价格改革对于理顺生产要素价格体系当然是必要的，对于扩大内需也不无好处。但对此必须有两点清醒认识。第一，资源价格的上涨和去福利化的改革，将恶化人们对未来的预期，从而强化目前已经很严重的畸形储蓄倾向。近几年来，汽油、天然气等价格一路飙升，而我们知道，能源和原材料价格的飙升只是物价全面上升的前奏。福利化采暖制度的改革，无疑也会增加居民的支出。在这些因素的作用之下，未来的不确定感将会进一步增加，人们应对的办法只能是更多地存钱。第二，目前我国资源的生产和经营，大多处在垄断行业。如果只有价格的改革而不触动垄断体制，改革的结果只能是强化垄断部门和企业的利益，从而形成更为严重的社会不公。到头来会使社会财富流向少数垄断部门，整个社会的消费能力进一步萎缩。

　　二是防止用赶储蓄出笼的方式扩大内需。这个问题在前面已经说过。

　　三是防止用造成未来产能过剩的方式来刺激内需。我们现在是消费不足与产能过剩并存，而现在的产能过剩，有一部分就是上一轮扩大内需的结果。大上项目可以在短期内扩大需求，但形成的产能又会成为进一步过剩的原因。因此，在这次的扩大内需中，无疑是需要汲取这个教训的。

　　通过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要真正解决我国的内需不足问题，需要放弃原来那种“掏腰包式”的扩大内需方式，转而实行一种“以富民政策推动内需扩大”的模式。

　　(作者系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P1153231)

　　孙立平：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在1980年代，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现代化。进入1990年代之后，研究兴趣转向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目前研究方向主要是转型社会学。其“断裂社会”的理论观点被广泛援引。

(责任编辑：崔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