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该用评价政客的标准评价学者”引发广泛讨论

　　近几年来，从旷日持久的国企管理层收购之争，到自下而上对医疗改革、教育改革的全面反思与质疑，新一轮的“反思改革”浪潮正在兴起。在这个浪潮中，舆论对经济学家的质疑更是引人注目。日前，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张维迎提出“在改革中利益受损最大的是领导干部”的论断引发了公众对经济学家质疑新一轮热潮。3月11日，张维迎在《经济观察报》撰文《理性思考中国改革》回应舆论质疑，同样也引来评者如潮。反思改革需要破除的不仅是意识形态的迷雾，同时也有来自其他各方面的迷雾，在这各方汹涌澎湃的论战过程中，又何尝不是破除迷雾的努力！

　　地方政府被允许自主改革，部分原因是因为中央政府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走。

　　如果财政拿出1万亿元裁减掉1000万名政府官员，给整个社会带来的价值将是巨大的。

　　地区间的差距很大程度上是体制的差距，企业家队伍的差距。

　　民族企业的生存、国家的经济发展，是解决贫困问题的前提。

　　学术观点的正确与否不能用投票来决定，多数人赞同的理论不一定是正确的理论。

　　学会理性思考

　　在目前有关中国经济改革的争论中，情绪发泄多于理性思考，直觉判断压过逻辑分析。对一个民族来说，大众情绪是一种血性，有它的价值，但仅有情绪是不够的，我们必须学会理性思考，因为仅靠情绪发泄不能解决我们面临的问题。

　　什么是理性思考？我理解的理性思考，至少包含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第一，理性思考要求我们在评价一种变革和政策的优劣时，必须尽量超脱于自身的地位、身份、利益，必须讲公共理性，学会换位思考。至少对学者来说，应该做到超脱，否则，就谈不上学者的独立性。

　　第二，理性思考要求我们在评价一种变革和政策优劣时，必须考虑政策的可行性，把这项政策与可行的替代政策(alternative)相比较，而不能把现实中根本不可行的理想目标作为反对一项政策的理由。在当前有关改革的讨论中，一些人全然不考虑政策的可行性，不考虑政策的激励相容条件是否满足，习惯于用乌托邦理想蛊惑人心，对解决改革中出现的问题有害无益。

　　第三，理性思考要求我们在评价一种变革和政策的优劣时，必须摆事实，讲道理，实证数据和逻辑分析相结合，而不能以感觉代替事实，用直觉判断代替逻辑推理。民众可以发泄情绪，这是他们的权利，但学者必须理性，不能被大众情绪左右；政府的政策必须理性，不能被民众的情绪所俘虏。

　　第四，理性思考要求我们实施一项变革政策时，必须本着“向前看”的精神，也就是如何在既定的历史条件下，调动大家的积极性，把蛋糕做大，实现多赢，使全体民众和整个社会受益，而不是向后看，纠缠于历史旧账。一个国家的政府纠缠于过去的恩恩怨怨损害的将是这个民族。

　　中国改革的三个约束条件

　　中国经济改革从一开始就面临三个重要约束：权力结构约束，意识形态约束和知识约束。这三个约束对改革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

　　权力结构约束：计划经济体制下，资源配置的权力集中在政府部门，民间不仅没有财产权，甚至连最基本的选择工作的权利都没有，改革实际上就是要把资源配置的权力由政府转向民间，用企业家代替政府官员制定经济决策。但改革本身意味着这种权力的转移必须通过政府自身进行，自然，任何改革措施都会受到一些政府官员或明或暗的抵制。在这种情况下，计划经济下政府部门拥有的一些权力常常在“改革”的名义下被保留或以新的形式（如“规范管理”、“宏观调控”）出现。所以我们看到，改革二十多年后，计划经济下权力最大的政府部门今天仍然是权力最大的部门。

　　意识形态约束：意识形态的约束对中国的改革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首先，改革领导人没有办法提出一个显性的、明确的改革目标。这使得许多改革措施必须在“名不正、言不顺”的情况下进行，许多事情是能做不能说，改革者常常不得不“打左灯向右转”，甚至关掉灯摸着黑往前开，自然，出事故的概率就大大增加。第二，意识形态的约束使得不同的人对同一改革措施做出完全不同甚至相反的解释，使得下级执行部门无所适从，等待观望，延误了一些改革，也加大了政府部门权力寻租的空间。第三，意识形态的约束使得改革者在政治上处于非常脆弱的地位，即使在今天，仍然是主张“左”的观点的人在政治上最安全，主张改革的人经常受到来自“左”的攻击。一些机会主义者频繁地以“政治上正确”谋取私利，无形中扩大了反改革的势力范围。第四，意识形态的约束使得改革政策在形成过程中不能公开讨论，集思广益，增加了实施中的风险。过去，我们用“不争论”的办法回避争论，但这种办法可能只适用于强势领导时代。第五，意识形态的约束使得其他方面的配套改革难以与经济改革同步进行，使得一些经济方面的改革难以取得预期的效果。

　　知识约束：中国改革面临的另一个重要约束是知识约束。设计一个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规划并非易事。中国没有市场经济传统，绝大部分人缺少对市场经济的切身感受，在很长一段时期，即使改革领导人和经济学家都不清楚市场这个机器究竟是如何运作的。

　　既然没人知道如何去改革，“摸着石头过河”也就是惟一的选择了。地方政府被允许自主改革，部分原因是因为中央政府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走。

　　改革中的利益补偿问题

　　改革与革命不同，改革不是把财富从一部分人手中无偿转移给另一部分人，而是在承认原体制下形成的社会各成员既定利益（statusquo）的前提下，通过权利和财产关系的重新安排，调动大家的积极性，增加社会总财富，实现帕累托改进。革命意味着剥夺既得利益，但改革必须尊重原体制下形成的既得利益，不论这种既得利益是法律规定的还是事实上长期被认可的；也就是说，改革不应该使任何人比原体制下生活得更坏。按照这个原则，在现实中，如果具体的改革措施会带来社会总财富的增加，但同时会导致社会中的一部分人利益受损，此时，受益者有责任从自己所得的增加中拿出一部分补偿（“赎买”）受损者，否则就不能称其为改革。这也意味着，改革进行的前提是社会总财富将增加。如果社会总财富不增加，受损者不可能得到补偿。

　　对政府官员既得利益的补偿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人们一般不敢提及，这有一定的道理，因为他们中的不少人本身是政策制定者，讨价还价的权力太大。但回避问题的结果是形成了非常不规范的“暗补”（包括腐败、子女经商等），给社会带来了更大的成本。现在政府官员“实报实销”浪费的钱数倍于他们实际上能享受到的，如果财政拿出1万亿元裁减掉1000万名政府官员，给整个社会带来的价值将是巨大的。

　　我前面讲的应该尊重和补偿的“既得利益”，是指绝对既得利益，而不是相对既得利益。相对利益受损不能补偿的一个原因是其主观性太强，难以度量；另一个原因是，改革的目的就是建立一个趋向机会均等的社会，而不是形成新的特权阶层，如果相对利益损失都要补偿，无异于回归旧体制，与改革的目标背道而驰。就中国的现实而言，从相对利益角度看，在计划体制下，政府官员地位最高，工人地位次之，农民最低。改革必然使原来地位越高的群体，相对地位落差越大。如果不是这样，就不能说改革是成功的。

　　另外需要强调的是，对改革中利益受损者的补偿应该是一次性，而不应该是没完没了的，否则，新体制不可能形成。

　　发展是消灭贫困和缩小收入差距的硬道理

　　在这次有关中国经济改革的争论中，“效率第一，兼顾公平”的提法受到了质疑。由于“公平”是一个很有价值判断色彩的概念，强调效率的学者似乎失去了道德的正义性。其实，公平可以理解为“机会均等”，也可以理解为“结果均等”。如果是机会均等，公平与效率并没有矛盾，因为只有机会均等的自由经济才能达到资源的最优配置，“效率第一，兼顾公平”的更准确表述应该是“机会均等第一，兼顾结果均等”。

　　我们不仅应该关注收入的相对差距，更应该关注绝对贫困人口的生活水平。我这里想指出的是，那种认为追求效率和经济增长就一定会损害穷人和扩大收入分配差距的观点是没有根据的。自改革以来，中国的绝对贫困人口从1978年的2.5亿下降到现在的2600万。如果没有效率提高带来的经济增长，这是根本不可能的。所以，套用邓小平先生的话说，“发展是解决贫困问题和缩小收入差距过大的硬道理”。

　　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地区间的差距很大程度上是体制的差距，企业家队伍的差距。那些相对落后的地区基本上都是体制改革最慢的地区，企业家创业的制度环境最恶劣的地区，也是国有经济主导的地区。

　　如果我们真正关心穷人，就应该把机会均等（也就是效率）放在优先地位，比如说给穷人更多的接受教育的机会。非常遗憾的是，最近有关教育体制改革争论中，舆论只把注意力放在学费上升给穷人带来的负担上，而忽略了由招生数量增加给普通大众提供的教育机会这个问题。1978年，全国大学共招生40万学生；到2005年，全国大学招生总数达到504万，增加了11倍多。我相信，即使对低收入阶层而言，学费虽高但有机会上大学比学费虽低但没有机会上学要更好。当然，政府和社会有责任帮助解决贫困生的学费问题。进一步，要增加教育经费，政府必须增加财政支出，但没有民营企业缴纳的大量税收，政府的收入从何而来？

　　看待中国问题不能离开全球化的大背景

　　有关中国改革的许多问题，现在必须放在经济全球化这个大背景下来讨论。中国收入差距的扩大与经济的全球化有关。随着经济全球化，不同素质的劳动力市场范围出现了差异。结果是，与发达国家的工资水平相比，中国高素质劳动力的工资差距远小于低素质劳动力的工资差距。

　　这样的话，我们就面临一个难题：如果想通过税收手段把高素质劳动力的收入压下来，就会导致大量脑力外流，中国企业就不可能走向国际；而如果把低素质劳动力的工资提得太高，中国企业就失去了成本优势，大量企业就会垮掉，外资企业也会转走他国。民营企业家和高级人才可以移民海外，而普通工人只能回家，对后者的伤害更大。

　　我们不能离开全球化这个大背景讨论中国的收入分配问题。民族企业的生存、国家的经济发展，是解决贫困问题的前提，也是我们制定收入分配政策的制约力量。

　　从学术到政策

　　在当前有关中国改革的讨论中，一些舆论把学者的学术观点与政策主张混为一谈，不仅不利于学术的健康发展，也不利于政府政策的制定和改进。

　　学者与政客不同。真正的学者只说自己认为是正确的话，政客是说别人喜欢听的或“政治上正确”的话。所以，大众不应该用评价政客的标准评价学者。

　　不同的学者可能提出不同的学术观点，不同的学术观点可以通过学术争论辨明真伪（也可能永远不能辨明真伪），但学术观点的正确与否不能用投票来决定。多数人赞同的理论不一定是正确的理论，否则就不会有科学，也不需要科学。学者讨论问题时要讲学术规范，讲逻辑，不能哗众取宠。

　　政策与学术不同，政策是可以投票的，因为政策的制定是科学与政治过程的结合。在政策制定之前，调查研究，收集数据，听取专家意见，做可行性论证，可以说是一个科学的过程。但最后选择什么样的政策时，一定是一个政治过程，是利益博弈的结果，不论这个国家是什么样的政治制度。一些重大的政策，民主国家可能要投票，专制国家个人说了算，但无论投票还是个人说了算，都是政治。所以很少有哪个政策是完全按照某一派学者的主张制定的情况。

　　我们必须认识到，无论制定政策的政治过程如何，几乎没有任何政策可以满足所有利益相关者的偏好，所以任何政策都会有人不满意。我们还必须记住，也并非多数人的选择一定就有利于多数人的长远利益。我们必须防止多数人变成少数利益集团的俘虏；我们也必须防止“多数人的暴政”，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可能在一定的情况下变成少数人中的一员。所以我们必须学会理性思考！（原载《经济观察报》）

　　支持

　　老愤青断章取义痛批张维迎恐有失厚道

　　其实，无论是张维迎还是鄢烈山，都可以说是社会精英，都拥有一定程度的话语权，同为精英阵营而彼此意见不一、有所争辩，本无可厚非，但笔者以为，这种争辩最起码也应该做到实事求是、心平气和讲道理，而不能先断章取义歪曲对手，再给其当头一棒。然而，拜读了鄢烈山的大作之后，作为大众一员的笔者的“直觉”却是无论对错，鄢烈山都多少有些狡黠的不厚道。

　　如果说以专家的理性排斥大众的直觉是一种话语霸权，那么反过来以大众的直觉排斥专家的理性又是什么？难道不同样也是一种话语霸权？严格说来，如鄢烈山将“理性”归于专家、学者，将“直觉”归于大众的两分对立原本就是一种错误，事实上，大众同样可以有理性，而专家也未必不会出于直觉而判断。

　　任何批判和反思，无论是出自于“直觉”还是“理性”，最终都应当以“理性”为归宿。鄢烈山当然可以自诩为大众的代言人，但请不要霸道地剥夺了大众“理性”思考的权利。（木木：光明网）

　　你有多少底气跟张维迎叫板？

　　众多时评作者似乎有意无意忽视和无视张维迎的经济学背景，用一套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适价值观，如“要关爱弱势群体”来炮轰张维迎。而在《理性思考中国改革》一文中，张维迎多次提到“我通过对31个省市自治区的分析发现”，字里行间透露出一个长于实地求证、数据支撑、逻辑分析的经济学者形象。很遗憾，在反驳张维迎的文章，我们鲜见此类表达。

　　思考改革是国家大事，也是普罗大众的私家事。公众思考改革，并不是根据直觉判断跟长于研究的经济学家在那里较劲。摸摸心口，我们扪心自问：我们是否具备判断张维迎论调的经济学知识，我们是否具备与张维迎较劲的经济学底气。我倒觉得，公众思考改革并不一定要与经济学家明辨是非，更重要的是公众要敢于向经济学者表明“不懂”，进而把问题委托给领域内有研究、有见解的专家思考、研究和辩论，公众自己则行使监督权（监督他们是否代言阶层利益）和投票权（投票决定以专家意见促成的政府决策是否通过）。（尹保山：红网）

　　反对

　　“理性”岂能排斥“直觉”

　　理性地思考当然好，但是若以理性思考来排斥大众的直觉判断，乃至试图以此限制公众的发言权则是不可接受的。

　　小到一件具体的案例，大到治国安邦的决策，理性和直觉都不可偏废。以这位经济学家的本行来讲，所谓“看不见的手”，一方面是承认“经济人”有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理性”；另一方面则是对普通人凭本能和直觉逐利的高度信任，对所谓经济的“自发性”和社会的“自组织”能力的高度认同。“人民公社制度”为什么解体？农民不懂产权理论，不知“科斯定理”，可是他们凭本能和直觉知道，种产权明晰的“自留地”和承包田，产量一定高过“一大二公”的集体所有制。在工业领域，不要说中国的所谓“计划经济”只是长官拍脑袋定指标的“命令型经济”，就是达到前苏联那样高水平的“理性”，计划数据严谨、逻辑严密，那也搞不过更看重经济个体凭“直觉”决策的市场经济。（鄢烈山：天涯社区关天茶舍）

　　不理性的“理性思考”

　　按他的说法，理性的思考“必须尽量超脱于自身的地位、身份、利益，必须讲公共理性”。也就是说，医生不能只考虑医生的利益，农民不能只考虑农民的利益，“否则，就谈不上学者的独立性”。我想，只有对人性的“幽暗”面缺乏基本的“理性”认识的人，才会讲出这种话来。看看当今世界发达国家的公共决策过程，哪里有这么进行的？大家都是各讲各的利益，最后把各自的利益摆到桌面上，互相博弈。越是发展得比较好的国家，这方面就越透明。

　　把自己说成代表“公共理性”，小民百姓都是自私自利，他就更有理由无视老百姓的心声了。我们难道还看不出来：对我们社会最大的威胁之一，恰恰是可能出现的专家垄断话语权吗？

　　张维迎们的“理性”的X傲慢，使他们用自己一知半解的自由经济的理论，破坏了自由主义的信誉。我在这里告诫中国知识界：有志气的年轻一代，应该跳出张维迎这样前苏联式自由派的思维模式，为中国的自由主义经济理念找到更好的、更适合的道路。（薛涌：《东方早报》）

　　第三方

　　骂倒张维迎,改革问题就解决了？

　　太多的人完全沉溺在驳斥张维迎的快感之中，却忘记了我们辩论的目的并不是张维迎这个人。把张维迎骂得羞愧而死———但骂死了张维迎又如何，中国怎么改革的问题就解决了吗？

　　张维迎勇敢地挑明了一个不能不挑明的改革问题:当改革被某些利益集团所阻挠、所扭曲甚至所劫持时，应该怎么办？张维迎提的方案，就是“赎买”，就是要“尊重原体制下的既得利益并对改革中既得利益受损阶层予以补偿”。张维迎认为改革要继续进行下去，就必须对利益集团之一———政府官员的既得利益也进行“赎买”。

　　其实，中国改革要往前推进，倒真不是怕张维迎这样的人出来，公开宣称要补偿。最怕的倒是那些绝口不提交换条件的利益集团，他们其实就是绝无放弃既得利益的想法。几周前我曾提到，美国当年消解社会矛盾、应对贫富两极分化，就是靠在不同利益集团之间，形成公开谈判、公然要价的机制，最终通过相互妥协，达成和谐的社会。我觉得，中国人也应当像美国人一样，不要再掩盖利益集团存在的事实，而应当直面这些既得利益，并力争在相互妥协中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吴向宏：《南方都市报》)

　　鄢烈山PK张维迎:改革的理性与直觉孰轻孰重

　　这两年关于改革的争论，之所以情绪发泄多于理性思考，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它触到了社会的痛处。这个痛处就是，社会转型的巨大变革已经把贫富差距、强弱对立推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民众在心理上有一种被剥夺感。这种感觉也许不是由真正的改革所触发的，但因为在现实中损害民众利益的举措都是打着“改革”的旗号进行的。

　　毫无疑问，改革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决定了改革需要理性的思考和周密的规划。从这个意义说，学者必须理性，不能被大众情绪左右。政府的政策必须理性，不能被民众的情绪所俘虏，患得患失。但是，不被大众情绪左右和俘虏，并不表示改革者就可以罔顾民意或者轻视民众的情绪反应。相反，必须认真考虑民众情绪产生的原因。当成千上万人都有抱怨情绪感觉自己遭受不公正的待遇时，就应该警惕了。(《中国青年报》)

(责任编辑：马明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