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富人不像西方富人那样捐助社会公益、扶植弱势阶层，这已经成为时下公共讨论中的一个重要课题。遗憾的是，人们在讨论这种问题时，多从文化的角度着眼，很少涉及制度安排对富人行为的影响。去年有知名的主流经济学家发表宣言：“不要向富人开枪”，把老百姓对富人的怨恨归结为非理性的愤怒。这充分体现了我们的主流经济学家对健康的市场经济运作背后的社会、政治过程认知的偏颇。

　　不错，西方的富人，许多都是慈善家。这确实和他们的文化、特别是基督教的传统有关。他们总体上个人品性高于中国的富人，基本上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是，他们特有的“慈善心肠”并不能解释他们所有的行为。比如在美国，慈善的富人捐款，不慈善的富人也捐款。光用人家制度上对慈善事业的税收优惠也不能解释这些行为。因为捐出去的钱，毕竟比因此在付税时省下来的钱要多得多。

　　几年前随着安然倒闭，爆出了美国历史上一系列罕见的金融丑闻。随即我们有机会观察美国社会如何惩办这些涉及金融欺诈的老板们。其中对安然总裁的正式司法审理现在也才刚刚开始。你只要追踪这一漫长的过程，就会明白人家为什么捐款了。大家都知道，生意场是是非之地，纠纷不断、官司不断。你当一个老板，家产万贯，可以自己过自己的好日子，觉得拥有的一切都是合法所得，犯不上操心穷人的事情。美国的法律，也保护你这样做的权利。但是有一条：你不要出事。一旦出事，有人告你，法院一受理，你的命运，就常常会交给12个由平民百姓组成的陪审团。当人家在决定你是该蹲二十年监狱，还是从轻发落，或者无罪释放时，你恐怕会巴不得有机会把每个陪审员都打点一下。可惜，真要到这个时候就太晚了。法律不可能给你这种机会。

　　富人们很聪明。他们不会等到这个时候。他们会提前打点自己的潜在陪审员。所以，他们一旦发财，先是要给当地的社区办各种好事。这几年涉嫌金融欺诈的案子看了不少。这些白领罪犯，不知卷走了多少民脂民膏，其罪行令人发指。你要是说他们有慈善心肠，无论如何也是说不通的。但是，这些人大多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行善。比如安然公司。当地从芭蕾舞团、学校，到孩子的游乐场地，都是该公司捐的。许多犯罪的富翁，自己掏腰包给当地社会提供无微不至的福利，乃至老百姓在电视上看到他们戴上手铐脚镣时才大吃一惊：想不到这样的好人居然也犯罪！

　　你如果是个陪审员，面对这样的罪犯，许多事情会影响你的决定。比如，如果你一个邻居的孩子，当年得到这个罪犯提供的奖学金上了大学，你们家边上的便民桥也是他出钱修的，你天天在用，那么你对他就难免有些心软。如果他是个只顾自己发财、对社会一毛不拔的人，你判他重刑，心里就痛快多了。道德和价值观念固然塑造着富人的行为，但是他们归根结底还是一个“理性人”。他们赚钱后心里会有所顾忌，如果赚了来路不正的钱，就更得留后路了。所以，美国的富人中，好人因为慈善而捐款，坏人因为恐惧而捐款。老百姓手里握有的权力，对任何富人都有威慑力。许多社会问题，特别是扶助弱势阶层的问题，不用政府介入就这么自动解决了。

　　当年我有一个农村的表兄，在“先富起来”后对我说：“中国的农民真愚昧，自己没有出息，又看不得别人成功。见你富了，就到你家要钱。你不给，就坐在你家炕上不走。”其实，这种红眼病，是普遍的人性，西方的富人也必须面对。比如在古希腊的雅典城邦，穷人经常看着富人眼红，社会几次因为贫富分化走到崩溃的边缘。自梭伦改革以来的一系列“民主化”的制度安排，其核心的一点就是均贫富。老百姓在经济上可能是一无所有，但是有选票，可以惩罚自己看不顺眼的人。况且当时城邦规模很小，大家低头不见抬头见。人家的穷人，也未尝不可以“坐在富人家不走”甚至赖账。所以，富人必须说服邻居：我致富对大家都好，而且好处来得立竿见影。这也怪不得，当时的雅典有着希腊城邦中最豪华的公共设施。这些设施，一部分来自附属城邦的上供，一部分来自富人的捐助。

　　我们都知道西方是个高度个人主义的社会。但我们却不太容易理解：人家那里有一个社会共同体的概念。一个人发财后，要在促进共同体的利益后，自己才可以安心享受自己的财富。富人不仅要懂得如何赚钱，而且必须会玩财富政治，把那些看着自己眼红的人给摆平了。人家那里并非没有“对富人开枪”的事情。相反，人家已经把这种“对富人开枪”的行为给制度化了。

　　对照一下，我们中国的富人怕谁呢？除了不得不听从的行政命令外，他们凭什么捐款？减缓贫富分化，约束富人的行为，光靠道德说教是不行的，必须进行制度建设、给小民百姓真正的政治权利。这一点，正是那些主流经济学家所不懂的。他们总是在那里设计如何对有权有势的人进行“赎买”，殊不知，在健康的市场经济中，常常是强势阶层要对弱势阶层进行“赎买”。如果主流经济学家一味强调工人工资高了就没有竞争力，应该对改革中既得利益受损害最大的干部进行补偿，他们甚至连老百姓在互联网上发发牢骚都难以接受，那么，这样的市场改革，会把中国带到什么地方去呢？

　　所以，我把我的自由主义的经济学理念，定义为“小民百姓的经济自由”。我们的社会和政府，必须保证小民百姓获得这种自由的基本权利。否则，我们就无法应付市场化以后的各种可能社会危机。 (作者系旅美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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