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说法是香港属市场经济，不应有所规划。但是，规划并不相等于计划，市场经济也不等于政府不参与经济。自1997年回归以来，香港已没有宏观、整合性的发展规划，也没有战略性投资，相对于英国统治时期，大有不如。

2007年特首选举之前若仍没有任何转变，香港便至少失去了宝贵的十年发展时间。

    有一个说法是香港属市场经济，不应有所规划。但是，规划并不相等于计划，市场经济也不等于政府不参与经济。

    发达国家均有规划

    以香港以前殖民地的宗主国英国为例，即使在戴卓尔夫人的保守党自由市场主张时代，政府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也达38％至39％，1998年工党上台以来，比例上升至40%左右。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比例也大致相近。大市场、小政府的说法只是比例差别，不是政府占的比例越低越好。按世界银行的统计，2004年，香港的人均国民收入为26810美元，居全球第25位。若按购买力平价计算，更达31510元国际货币单位，居第12位，优于英国、加拿大、日本、瑞典，应属发达社会的前列。而按购买力平价计算，香港2004年的国内生产总值的规模也居全球的第38位，大于葡萄牙、捷克、挪威、爱尔兰、新西兰等国。香港已不仅是一个城市，经济规模也称上相当于全球的一个大国。以此而言，发达国家的惯常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对香港不能说是例外或不适合。

    在规划方面，所有发达国家差不多都有短中长期不同的规划。而在全球化竞争加剧的今天，应对竞争而作的规划更多，且更趋于宏观、综合、战略性和结构性。例如欧盟在2000年3月提出里斯本战略作为今后发展的总纲领，并以此作为基础和出发点，制订不同政策范畴的规划和发展纲要。欧盟的情况与美国有所差别，政府参与经济，政府推动的规划比较多，涵盖范围比较大。或许这反映出在19世纪至20世纪初，德法经济发展相对落后，需要追赶英国，及与地大物博的美国竞争。在二次大战后，西欧落后于美国，要追赶，规划便要大大加强。就连英国，在工党上台后，明显发觉经济对比美国、日本、德国，大不如前，制造业空洞化严重，城市衰弊，故此更订多种发展战略、纲领、规划来谋求复兴。而在欧美以外，东亚成功的经济例子，如日本、韩国、台湾、新加坡，莫不仰赖更为广泛、严格的发展规划来推动工业化和经济追赶战略。香港以往份属例外，但这个例外是否正常，是否适当呢？

    殖民管治自由市场政策不成功

    一是香港以前属殖民管治地，英国并没有真心诚意地长远发展香港。故此，香港作为殖民管治地实行的发展模式与英国宗主国刚刚相反：没有规划、没有长远考虑，更没有与周边的中国内地联系的想法。香港没有竞争法和产业政策的自由市场经济积极不干预政策，尽量抑制政府在经济和社会投入的财政平衡、财政盈余政策等，从来都不被英国政府所采纳或实行，理由何在？

    二是香港经济的竞争力逐年衰退。50年代香港与日本竞争，60年代台湾、韩国还是农业社会，新加坡仍未独立，70年代台韩新工业化发展，便与香港并称四小龙，80年代至90年代香港得天独厚，享尽中国内地半开放之利。但1997年金融危机之后，香港整体竞争力已比不上台、韩、新，制造业已失。2000年以来内地崛起，珠三角面对长三角竞争，香港的服务业亦已面临珠三角替代性的竞争压力，出现空洞化危机。1949年中国内地差不多倾全国大部分制造业之力转移至香港，制造出香港工业化奇迹的相对优势，从50年代以后逐步下降。这是证明香港殖民管治地自由市场政策的成功抑或失败呢？

    1998和2030规划均有不足

    香港不是没有规划。

    一方面香港2030年的远景规划，原定在2005年底完成报告，现在看来有所延迟。远景规划本来要以香港未来的经济与社会发展的趋势作为基础，而这些趋势亦不能脱离全球化竞争和中国内地两大结构性大趋势的关系。可惜，就目前看到的初步报告内容，却似乎对之没有深入和详细的分析。重点还是以微观的观点为主，以香港过往历史发展趋势为主，缺乏结构性演化的分析和研究，基本上只看到中国内地半开放时香港由制造业转型至服务业。在中国内地全面开放后，香港进一步转型却不甚了了。只是简单地套用特区政府第三次转型(由服务业进至知识型经济)的说法，却没清楚解释可行性如何，特别是与海外和中国内地竞争关系会怎样影响或冲击新一轮的转型。更遗憾的是，远景规划的前提似乎便是香港与周边地区的内地不会有可改变结构和竞争力的重大的战略性投资，一切只是静态地依历史过去，简单地从统计数据的变化来作推论。可是，广东省和珠三角地区过去几年的战略性投资和今后‘十一五’规划的重大发展战略转变，已经正在改变广东省、珠三角的竞争力，及与香港的竞争和分工关系。即使香港今后一切依从殖民管治时代的发展，没有战略性投资，广东省、珠三角，乃至中国内地其他地区的转变已足以使香港今后发展的环境显著地改变。2030年远景规划在今年报告完成之时，可能便是要作全面修改的同时。

    另一方面，特区政府在董建华首任政府的初期也提出宏图伟略，1998年特首的施政报告提出香港要作为‘中国主要城市，亚洲首要国际都会’，要与纽约和伦敦类比；提升七大支柱(后来缩减为四大支柱)；提出发展高附加值产业，转型为知识型经济。这样的愿景或目标，有点相近于欧盟的里斯本战略。可惜的是，董建华政府提出的近于口号，而不是有详尽可靠研究分析作为基础的发展战略，而且并不像发达国家那样订出发展战略，便据此作出部门或产业的政策范畴的进一步规划。而在制订目标或口号之前和之后也缺乏广泛的咨询，只依赖顾问公司的研究报告，比起2030年规划的咨询大大不如。没有坚实的基础，在施政日趋混乱的过程里，1998年的宏图伟略便不了了之，更成为批评者的笑柄。

    得者越多失者越大

    从1998年的愿景到2030年的远景规划，即使在殖民管治传统下，特区政府亦不是不想作规划，关键是规划的方法、方向都有问题，且没有一个恰当的决策机制来推论、落实。

    自回归以来，香港已没有宏观、整合性的发展规划，也没有战略性投资，相对于英国统治时期，大有不如。2007年特首选举前若仍无转变，香港便至少失去十年发展时间。面对内地的挑战，特别是广东省‘十一五’规划的战略性投资，香港竞争力大有可能进一步衰落。全球化或珠三角竞争有零和游戏的性质，此消彼长，且会是马太效应，得者越多，失者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