屡成国际炒家猎物内地期货交易缘何惨败连连

　　近日，折戟石油期货的陈久霖被新加坡法官判监禁4年3个月，与亏损45亿元人民币的中航油一道，沦为最近一轮石油疯涨行情中的牺牲品。陈案曝光不久便失踪的国储局操盘手刘其兵，采取同样的抛空手法高调对撼伦敦期铜国际炒家，不幸的是期铜价格涨势不减，本月中旬再创新高，至今仍转仓苦守的国储局浮动亏损进一步扩大，高达数十亿元人民币。自1998年株洲冶炼厂在伦敦大量卖空锌期货合约、亏损15亿元人民币之后，中国在国际期货市场屡屡成为国际基金高位狩猎的对象，而这三次举国皆惊的期货惨败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过量抛空。过量抛空的背景是中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金属、农产品、能源的消费国之一，每年急需大量进口上述商品，按照常理期货市场的实物交割应与现货采购相匹配，买单卖单相抵之后，交割环节中国理应持有足够的买单，现实很残酷，对期货市场长期回避与畏惧导致中国买方力量严重缺失，总有企业或部门在期市上进行与现货需求相悖的抛空，非理性抛空进一步加剧价格上涨，不仅期市严重亏损，同时引发现货进口成本居高不下，期现两个市场都需要额外支出巨额。商报记者齐晓彤

　　操盘者小不忍乱大谋

　　国储局研究所郑宏凯先生接受本报记者访问时，认为当今现货和期货两个市场关系异常密切。中国现在面临的窘境是进口的原材料不断涨价，出口的稀缺资源价格严重偏低，如果国家能够对出口稀缺资源进行现货收购，就可以达到提高国际期市价格的目的，当然矿山开采、出口环节的配套监控全部到位才能生效。而像铜这样大宗的需要进口的商品，在期货上大量抛空是否合适，不太好发表评论。因为负责操盘的国储局物资调节中心相当独立，行政级别上与国储局平级，平日交流很少。中国每年进口精铜的总量在100多万吨，如果加上粗铜、铜矿石进口，折合精铜总量在200万吨左右。有业内人士分析，此次国储局操盘手刘其兵在伦敦的抛盘总量不过20万吨，加上五矿进出口总公司的跟仓，空单总量在35万吨左右，这些空单将伦敦铜价和上海铜价每吨快速推高了2000多美元，导致国储局浮动亏损不断扩大，现货进口成本因此增加40多亿美元，由于高铜价的同步传导效应，国内终端消费者要为本国生产、自家消耗的150万吨铜，增加30亿美元的采购成本。国储局为在伦敦挽回几亿美元的部门亏损，客观上为中国终端消费企业增加了70亿美元的负担，与三个月前在国内‘公开拍卖、平抑铜价’的初衷严重背离。如果还要与伦敦国际基金继续较量，中国受伤害的程度会继续加深。

　　国储局逐利： 祸害政府和国家

　　北京工商大学证券期货研究所所长胡俞越教授分析国储铜事件时认为，国储局连续多次拍卖铜可能出

　　于两种考虑，一是为了自救的需要，希望藉助拍卖减少自己在伦敦的亏损。另一种善良的出发点可能是通过少量的现货抛空给市场一个信号，引导期货市场恢复理性价格。毕竟美国动用石油战略储备之后，国际能源组织26个成员国同时响应，油价从70美元快速回落到50多美元。美国的政府行为成功了，而中国的政府行为失败了。原因在于国储局虚张声势，如果手中真的储备130万吨铜，完成35万吨伦敦铜的实物交割并不困难。事实上国际基金的判断看似冒险却十分正确，国储局合约到期确实拿不出足够的现货铜。胡教授认为国储局主管机构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的态度令人费解，如果发改委认定国储局是政府部门，伦敦的空头头寸第一时间全部平仓了结是当务之急，如果国储局本末倒置的逐利行为被发改委默许和授权，那么国储局要赢的前提是必须具备掌控大量铜资源的能力。金瑞期货分析员张衡认为，国储局的很多行为从政府职责的角度是解释不通的，但是如果把国储局看作以营利为目的的经济体，很多行为就好理解了。国储局的职责定位有相互矛盾的地方，比如一方面提出储备与经营要分开的原则，另一方面要求在完成国家物资储备任务的前提下，开展多种经营，提高经济效益。长期从事大宗商品现货贸易的刘先生认为，计划经济时代，国储局短时间内调集大量资源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但市场经济环境下，一个追逐利益的部门和国内众多商家争夺宝贵的原材料资源，以一个意图乃至头寸完全透明的操盘手对撼一群国际职业杀手，结局必输无疑。目前国储局无力按期交割，展期部分空头头寸到明年2月，为应付铜价攀升又追加了数量可观的保证金，无异于在注定失败的赌局上增加了更多筹码，国际基金的狩猎游戏岂能中途停止？

　　买方力量无从体现

　　金瑞期货分析员张衡认为，中国200万吨进口铜的现货采购如果能通过期货交易实现，国储局的35万吨抛单不足为虑，问题是现货贸易总量无法有效传导到期货市场中来，中国的买方力量无从清晰体现。那些最终需要用铜的终端消费企业在期货市场严重失位。

　　期货市场由于在中国多年备受冷落，终端消费企业很少进入期货市场参与成本控制，多数时候被动承受原材料价格的上涨。如何有效发挥众多终端消费企业的采购影响力，是一个急需研究的课题。在日本，很多终端消费企业往往采取联合采购的方法，他们对如何在谈判中争取优惠，压低成交价格，有非常丰富的经验。中国大企业即便联合采购，常常跟着日本人走，等到日本人的谈判价格出来了，我们才有了自己的参照价位。由宝钢主导的澳洲铁矿石的进口谈判就是很突出的例子。

　　期货市场的高风险与接连不断的逼仓风波，使得市场形象大打折扣，大宗商品交易的理论研究、实操决策非常滞后，缺乏专业的本国公司和人才协助。陈久霖在中航油事件后反思时，明白无误吐露了自己的无知：他本以为向集团公司短期融资2亿多美元就可以渡过难关，没想到最后平仓出局需要的保证金达到5.5亿美元，为此陈久霖曾痛陈自己盲目信任澳洲操盘手和新加坡籍风险主管，并以代理商高盛公司没有清楚说明期权风险为由，令中航油反诉美国高盛。

　　中小企业主：无人组织集体采购

　　吴女士是一家精密部件制造公司的企业主，在谈到如何规避原材料价格风险时，吴女士说：‘我们使用的金属原料不止一种，而是很多种，但是每一种原料的用量不是很大，如果我们想在期货市场上买入的话，每一个品种都要存放一定数量的保证金，期货交易最小的交易单位一手就是5吨或是10吨。如果实物买回来，又不能很快消化的话，又要占用一部分资金，期货价格波动幅度增大的时候，还有补仓的风险，这样占用资金量更大。’她还表示：‘我们的产品比较高端，竞争对手不多，跟国外客户签订合同时，基本上分两部分报价，一部分是原材料成本价，一部分是加工费用，而且合同上约定，按照原材料购进发票上的日期，随时参照期货市场当日交易价格计算成本，这个价格是公开的，大家都认定这个结算标准。采取这种方式可以很方便、有效地回避原材料价格风险，客户一般接受这种方式。但是低端厂商就不行，竞争太激烈，为了保住客户，基本上要单方面承受价格上涨带来的损失，去年很多同行不做不亏，越做越亏。’记者追问吴女士，同行们有没有组织起来联合采购或者求助行业协会，集合资金共同参与期货市场的套期保值，吴女士说，除了每年交一点会员费用，参加一两次无关痛痒的聚会活动，从来没有听说会长或者哪个有影响力的企业组织我们集体采购的，如果有这样的倡议，我们公司肯定有兴趣参与。吴女士的观点在数量庞杂的中小企业中有相当大的代表性，这些中小企业就是大宗原材料的终端消费群体，各自消耗的原材料有限，总体消耗总量庞大可观。中国的行业协会、期货经纪公司、期货交易所如何针对这个群体的特点，设计出行之有效的配套服务、风险管理模式，最大限度将尽可能多的现货集中在中国期货交易所交割，减少终端消费企业购买的中间环节，并将中国企业真实的购买能力充分传导到伦敦、新加坡、芝加哥等国际期货市场，所谓的‘中国因素’定价权才有坚实的投资者基础。

(责任编辑：王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