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开国皇帝为强化皇权而设计的政治安排，造就了一个不敢多管事、却有消费能力的官员阶层，成就了《清明上河图》所描绘的汴京，却也使王朝积弱积贫，盛景不久即成为绝唱

　　在中国古代名画中，我最喜欢《清明上河图》。不仅仅是因为它的艺术价值，而且还在于它所反映出的宋代经济状况。

　　宋朝是中国历史上存在时间仅短于汉朝、而疆域又最小的一个朝代，但同时它又是经济文化最发达的一个朝代，甚至超过了以前的汉、唐，和以后的明、清。

　　据说，国外一位用计量方法研究中国经济史的学者估算，按购买力而言，宋代的人均GDP达到520美元，是中国封建社会各个朝代中最高的。当然，这个数字你只能姑妄听之，我没有找到原始出处，不知计算方法与结论是否可靠。不过宋代经济之繁荣是大多数学者的共识。

　　衡量各个朝代经济繁荣程度有一个重要的指标，就是商品经济的发达程度。在中国经济史上，宋朝是一个划时代的朝代。如果说此前中国只有互通有无，以生活必需品(如盐)为交易物品的地域性商品流通，那么，在宋代就真正出现了商品经济。其标志是交易物品由生活必需品转向奢侈品，出现了为交易而进行生产的农业和手工业，全国范围内长途贩运与商品交易形成，产生了大的商业中心城市。

　　《清明上河图》正是宋代商业发达的写真。这幅画以记实的手法再现了当年首都汴京(今开封)繁荣发达的商业。据记载，当年汴京有百万人口。汴京的商业发达不是孤立的，它是整个大宋王朝商业繁荣的结果。许多学者正是由这幅画来推测当年宋代的繁华。

　　对于宋代的繁荣，学者们有详细的研究，我想探讨的是《清明上河图》没有表现出来的东西，即这繁华背后的原因及潜在危机。

　　想发财是人的本能冲动，如果没有外部约束，随生产的发展，商品经济的发达就是必然结果。人会自发地寻找商机，许多人出于本能地追求财富的行为就促成了社会商业的发展。

　　在封建社会中，抑制商业经济发展的不是缺乏商机或者商人，而是政治制度———阻碍着中国商品经济发展，进而使资本主义萌芽没有长成参天大树的，是自秦朝以来形成的大一统中央集权的专制制度。在封建历史中，出现的几次商品经济高潮正在于统治者对商业抑制的放松，或采取了某些鼓励政策。宋代的繁荣与危机都要从这种政治制度中去寻找。

　　一个王朝政治制度的特征是其开国皇帝决定的。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所创立的政治体制有自己的特色。在宋代之前中国的封建体制是“皇帝授权下的宰相管理体系”。皇帝像董事长一样在重大问题上有最终决定权，但具体工作都交给宰相处理。宰相的权力与地位都相当高，当皇帝平庸时，宰相成了实际统治者，也成为皇权的威胁。

　　宋太祖为了加强皇权而设计出了皇帝统治下的三权分立制。他把过去由宰相统筹负责的行政、军政、财政三大权力分开，形成互不统属、相互平等、由皇帝控制的三个独立部门：管理政事的中书省、掌管军事的枢密院以及管理财(相关:证券 财经)政的三司，各部门掌权者直接对皇帝负责。他还设计了两个职权、级别、地位、任务完全一样的监察舆论机构：御史台和谏院，这两个机构也直接对皇帝负责。

　　在官员的任用制度上，宋太祖又实行了独特的官、职、差遣三相分立的制度。“官”只是用来确定品秩(即官位)高低、俸禄多少的，与权力和责任不一定相关。“职”是一种荣誉，是在官上加一个称号，如大学士之类。“差遣”才是官员所担任的实际职务，代表着真正的权力与责任。

　　这种政治体制的目的是让各级、各类、各地的官员找不到北，不知自己该干什么。在官员迷茫之中实现了一切权力归皇帝。这样的权力结构中，皇帝不可能事无巨细都管，官员们权责利不明确，又慑于皇帝的权威不敢多管事。这样，政府的干预就大大减少了。

　　无论宋太祖的本意是什么，这种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减少有利于商业的发达。不干预是历史上商品经济发展的最重要条件。皇帝越勤政，官员越负责，经济就越落后。宋代的制度造成皇帝负不起责，官员不敢负责，商人就可以为所欲为了。在中国历史上，商品经济发达的时代都是皇帝与官员不作为的时代。当宋徽宗沉湎于写字、作画、与妓女寻欢作乐时，商品经济却繁荣了。《清明上河图》正成画于这一时期。

　　宋太祖对官员权力的剥夺采用的是赎买政策，官员多而俸禄高。宋太祖设计的官、职、差遣分离制与科举、恩荫、荐举等选官制度相结合，就演变出了大量冗官———当时有官有职而没有差遣的人占官员总数的百分之六七十。

　　宋代官员的俸禄是中国历史上最高的：宋神宗登基之前，官吏估计在30万人左右，每年的俸禄达1200万缗(缗是当时货币单位，和贯相当，指一千钱，每缗相当于今天的近200元)。除了官吏之外还有募兵，也由政府财政养活。宋神宗登基前，募兵已达140万，每人每年支出五十缗。

　　这种制度之下，一个结果就是形成了一个消费阶级，拿国家财政收入的官员和募兵有消费能力，需要各种物品，再加上皇家的挥霍性消费，形成了相当可观的有效需求。这种需求有力地刺激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但这种促进商品经济发展的因素也潜伏着危及商品经济的因素。宋代一方面是商品经济发达，另一方面又是国家积贫积弱。

　　积贫是指国家财政困难。专家估算，北宋时的财政收入每年在6300万到6800万缗之间。官兵支出达6000万缗，皇家支出约为720缗，再加上皇家祭天地祖先支出、给辽国和西夏的“赏赐”，赤字相当严重。

　　积弱是行政效率低、军事力量弱。这样，一来不能为商品经济创造一个稳定的环境，二来财政困难最终要靠增加税收和各种盘剥。这就使《清明上河图》中的繁华无法持续。这幅画完成后不久北宋就灭亡了，汴京的繁荣成为绝唱。

　　市场经济需要一个管好该管的事、放开不该管的事的高效“小政府”。可惜在中国史上，要不就是“大政府”，管得太多；要不就是“弱政府”，该管的管不好。这恐怕是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仅止于萌芽的重要原因之一。

　　(作者为清华大学EMBA特聘教授、电子邮箱lianglic＠sina.com)

(责任编辑：崔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