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滕晓萌
特约记者 周默鸣
北京、美国旧金山报道
美国参议员舒默这几天在中国学到了一个新词:“Five -Year -Plan”。
当舒默等三位来中国“摸底”的美国参议员与发改委副主任朱之鑫会谈时,美国人指出,中国通过改革开放积累了大量财富,却消费不足;而美国人消费的东西却超出支付能力7个百分点,“由此导致了两国之间的贸易不平衡局面”。
这时,朱之鑫拿出了刚刚在全国人大通过的“十一五”规划,告诉他们,中国政府已经明确认识到了消费不足这个问题,并且计划在未来五年内着手改善。
这令舒默们大为高兴。不过,一个新词汇终究不能改变他的决定。3月23日在新闻发布会上,他对记者一再表示,自己比来中国之前更为乐观了,“但在中国政府发出明确的行动信号之前,我们仍然将继续推动法案。”
这时离3月31日——“舒默-格雷厄姆修正案”(也称‘汇率报复案’)在美国参院投票的最后期限,只剩下8天时间。这一法案的主要内容是,“如果中国不在6个月内让人民币自由浮动,就对从中国进口的所有产品征收27.5%的关税。”
树欲静而风不止。舒默一行,把中美经贸关系推到了“入世”四年以来最严峻的一场危机中。
新法案:校正“汇率报复案”
作为“汇率报复案”的始作俑者,舒默、格雷厄姆、科伯恩三位美国参议员来华访问,受到了中国政府的高度重视。
令格雷厄姆大出意料的是,中国官员很坦率地跟他们谈到了人民币升值将带来的巨大危机。“有一个我以前没有想到过的因素,就是一旦人民币升值引起资金大幅外流,中国尚不成熟的银行业将可能遭遇危机。”此外,中国官员提到的具体困难还包括中国就业不充分、基础设施不完善,一旦人民币贸然升值,会引起巨大的社会问题。他们向美国客人反复承诺,中国会逐渐完善其汇率制度。
但是舒默和格雷汉姆仍然坚持强调自己的“27.5%”。
“中国政府已经让人民币升值了3%,这很好!证明了他们的决心。”格雷厄姆伸出了大拇指,“但是这是远远不够的,3%并不是我们要的最终答案,我们需要更加明确的信号表明中国将让人民币汇率自由浮动。”
舒默一行接下来还要去上海和香港,了解当地业界和企业的看法,所以他们暂时无法说明回到美国后会如何向参议院报告。但是有一点舒默和格雷厄姆都表达得非常明确:他们决不会在逼迫人民币升值上有所松动。
“这一法案通过之后,中国和美国政府就必须坐下来就人民币升值问题进行谈判,这是我们乐意看到的。”舒默说。
此前,摩根士丹利首席经济学家罗奇已经发出了“舒默-格雷厄姆法案等于自杀”的警告,认为对中国进行“汇率报复”只能产生反作用。对此,舒默在北京新闻发布会上轻蔑地说,自己的法案已经得到超过2/3的参议员支持,摩根士丹利的意见并不是美国政府的意见。
当被问及是否意识到自己的法案违反了WTO有关自由贸易的相关原则时,舒默说:“我对此不太清楚”。
但其他美国政治家清楚地知道,“汇率报复案”不但有损中美经贸关系,而且确实违反WTO原则。基于这个考虑,新的对华制裁措施也正在酝酿。
最新的消息是,另一份由参议院金融委员会起草的针对对华贸易的法案将在下周公布,新法案的起草人是该委员会的两位主席——来自爱荷华州的共和党参议员查尔斯·格拉斯里(Charles
Grassley)和来自蒙大拿州的民主党参议员麦克思·鲍克斯(Max
Baucus)。作为参议院最重要的委员会之一的领导人,他们在参议院拥有相当大的话语权。
鲍克斯的新闻发言人卡罗尔·加斯莉对本报记者表示,尽管不能透露细节,但是“两位参议员对中国在货币政策上的进展越来越感到担心,本次法案会重提汇率问题。另外,美国国会对中国在全球贸易体系下如何加强美国的权利很关心,本次法案也会强调这个问题”。
据外电报道,这份新的法案是“在WTO”框架下的,显然是对“汇率报复案”的一个校正。
“我和很多参议员或者他们的工作人员都有过交谈,我觉得很多参议员也不知道到底该如何取舍。他们不同意舒默如此严厉的法案,但是也不同意中国当前的政策。”美国对外贸易委员会主席威廉姆·瑞施对本报记者说。
“根据我们的评估,舒默的‘汇率报复案’表决推后的可能性正在进一步增大。”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亚洲区首席经济学家陶冬对本报记者说,“但是在今后的几个月,美国国会会有几个对中国的惩罚案陆续出台,因此,今年两国经贸的危机并没有实质改变。”
中国政府努力斡旋
中国政府给予了舒默等人相当的礼遇。在3天之中,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吴仪、外交部长李肇星、商务部长薄熙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发改委副主任朱之鑫分别接见了他们。
中国政府显然希望,通过坦诚的沟通,让这些议员充分了解中国。舒默虽然在参议员中影响很大,并且提出了“汇率报复案”,但此前却从来没有到过中国,对于中国没有任何直观了解,这也成为“汇率报复案”被很多批评者诟病的一个原因。
近几个月来,中国政府官员在各种场合频频露面,剖析中美贸易失衡的结构性原因,并反复声明,美国贸易逆差并不是中国的责任。
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3月20日,中国政府高层在一个外企高管论坛上发表评论表示,美国把中国当作其自身结构性经济问题的替罪羊,是不公平的,并且明确表示希望将此番话转述给美国民众。这是到目前为止,中国关于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的最高层级表态;也是第一次有政府高层官员明确说出“替罪羊”一词。
据本报记者了解,目前中国方面仍然希望,能够在4月20日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与美国总统布什会面之前,尽量为中美经贸创造宽松环境。例如,4月11日吴仪副总理和商务部部长薄熙来将飞赴华盛顿参加中美商贸联委会。薄熙来曾经表示,预测到2010年,中国航空市场还需要500架飞机,到2020年,还需要2000多架。外界预计,平衡中美贸易问题仍将通过采购美国的波音飞机和农产品来解决。
另一方面,中国已经开始采取一些实际行动。3月8日,中国政府公布了《2006中国保护知识产权行动计划》,表示未来一年内将加大知识产权保护的力度,仅在立法方面,就会起草、制定和修订17项法律、法规,而执法方面也有7项专项整治措施。在中美工商界,知识产权问题一直列在企业关注的首要位置。
3月23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了货币政策委员会2006年第一季度例会的决议:将“进一步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扩大外汇市场,增加人民币汇率的浮动弹性,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深化外汇管理体制改革,促进国际收支基本平衡。”
但是,花旗环球金融(大中华区)首席中国经济学家黄益平告诉本报记者,中国政府虽然可能针对美国方面的压力做出一些回应,但今后一两个月内,人民币大幅度调整的可能性很小,“因为施加在人民币汇率上的压力越大,中国政府推动汇率调整的难度也就越大。”
贸易保护主义的政治秀
事实上,舒默的“汇率报复案”在2005年赢得参议院67票支持后曾经三次被迫撤回,一次是迫于外界巨大压力,另外两次的原因是因为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即将访美(后因为卡特里娜飓风未能成行)和美国总统布什即将访华。
但是,今年2006年2月10日,美国公布2005年逆差达7258亿美元,较上年增17.5%,其中对华逆差激增24.5%,达2016亿美元。此数据立刻在美国国内引发“地震”,情势急转直下。尤其对于国会议员们来讲,2006年正是中期选举,他们必须找到一个“替罪羊”来宣泄美国选民的愤怒。
“(这种情况下),我们不能什么都不做。”舒默说。而另外一位美国记者说得更加明确:“对于中期选举之前的议员来说,自己选区选民的利益,远比另外一个国家的13亿人重要。”
于是,国会议员们纷纷拿出法案,如取消中国的永久性最惠国待遇、令美国国内的《反补贴法》适用于中国企业等等,“汇率报复案”也重新升温。
舒默在美国,已经被贴上了贸易保护主义急先锋的标签,他在中国也不无自豪地时时提到,前不久在他的积极参与下,美国国会阻止了阿联酋迪拜世界港口公司收购案的例子。外界普遍认为,在国会如此狂热的保护主义氛围中,“汇率报复案”一旦付诸表决,通过的可能性极大,国会的力量甚至可能大到令目前支持率不高的布什不敢行使否决权。
“中国政府最需要明白的是,美国国会完全可能通过一个毫无道理可言的法案。”美国最大的智库之一、企业研究所的经济学家德斯蒙德·兰切曼对媒体说。
在国内强大的贸易保护主义的呼声下,甚至原本信奉自由贸易的美国政府也不得不配合行动。自从2月14日美国贸易代表波特曼向国会正式提交了《中美经贸关系:更多责任和执行力的新阶段》报告后,美国贸易官员像走马灯一样访华:2月28日,美国贸易办公室法律总顾问门登霍尔和负责对华业务的助理贸易代表蒂莫西·斯特福德访华;3月22日,美国贸易副代表卡兰·巴蒂亚访华;下周,美国商务部长古铁雷斯和副部长雷文凯也将访华。
按照陶冬的表述,另一个潜在威胁是,美国财政部在下个月公布的半年度报告中很有可能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者”,一旦这一“罪名”成立,将直接给制裁中国的行为提供法理依据。
“即使舒默法案推迟表决,中国政府也不能放松警惕。”陶冬说,“中美两国之间在下半年爆发贸易战的可能性甚至会比上半年还要大。”
UT斯达康摘牌危情
本报记者 李晓艳
北京报道
“这可能也是我们对纳市的规则有一些误解,我们也在调整。”3月23日,UT斯达康(Nasdaq:UTSI)媒体事务相关负责人对记者表示,纳斯达克的摘牌警告只是一个例行程序。
3月20日,一份来自纳斯达克股票市场的摘牌警告将UT斯达康再次送上风口浪尖。事情源起于该公司截至2005年12月31日的2005年财报至今尚未公布。按照纳斯达克的规定,3月29日将是该财报公布的最后期限。
很显然,业界对于UT斯达康脆弱的神经,与此前其业绩下滑、裁员风波难脱干系。更为关键的是,濒临危机的UT斯达康的下一个机会在哪里?
祸起萨班斯法案?
摘牌风波发生后,一向在媒体面前侃侃而谈的UT斯达康中国董事长吴鹰选择了回避。对于本报记者的采访要求,其秘书表示吴正在杭州开会,不方便接受采访。
UT斯达康媒体事务相关负责人则表示,纳斯达克的摘牌警告是一个例行程序,只是由于延期发布财报,并称其他公司出现这种情况也会发出摘牌警告。而据其解释,延期发布财报的原因则是因为公司与印度一家客户的合同还在确认。
对此,一位中金公司的前分析师对记者表示,按照美国证券市场惯例,一般上市公司在两种情况下会收到摘牌警告:一是没有按时发布财报;二是股票在连续30个交易日内低于1美元,将会收到限期为90天的摘牌警告。而目前UT斯达康面临的是第一种情况。
上述UT斯达康人士表示,由于正常原因推迟发布财报是很正常的事,只要公司在规定期限前申请举行听证会,说明财报延迟原因并通过听证,一般不会被摘牌。
但是,由于运营商对小灵通业务的投资减弱,IPTV又迟迟不见发展,加上对3G发展的错误判断,使得UT斯达康去年以来长期饱受“业绩下滑”的诟病。此次摘牌风波无疑更令业界对其面临的危机多了几分猜测。
根据UT斯达康历次发布的财报,其2005年第一、二、三、四季营收分别为9.018亿美元、7.23亿美元、6.353亿美元、6.855亿美元,而同期的纯利则分别为3800万美元、-7470万美元、-4.027亿美元、-2060万美元。也就是说,UT斯达康去年销售额几乎是逐季下滑,后三个季度均出现亏损,第三季的亏损更是超过4亿美元。
而根据外电报道,2005年初,多家美国律师事务所曾在美国地方法院对UT斯达康提起集体诉讼,认为其提供了一系列有关公司运营状况的虚假和误导性声明,致使购买该公司股票的投资者遭受损失。
不过,上述中金公司前分析师表示,在美国确实有很多人专门跟踪某些上市公司,通过寻找其财务中的失误来赚钱,但“很多是在财务理解上的误解,所以很难讲这就意味着业绩差或者进行了财务作假”。
诺盛咨询一分析师也表示,此次UT斯达康摘牌风波与其业绩下滑并不是直接挂钩的事,事实上,去年在纳斯达克共有50多家公司被摘过牌,这是由于美国去年出台的萨班斯法案程序的规定。
同时,百纳咨询公司创始人邓志成也对记者表示,虽然UT斯达康目前业绩下滑厉害,但还没有发展到彻底摘牌的程度。“由于小灵通业务萎缩,去年对中兴也有一些影响,但中兴的产品线更全,技术基础也更坚固,所以今后UT斯达康的自身定位决定了它的前途。”邓说。
三面受阻
有UT斯达康内部人士表示,小灵通业务萎缩、对中国3G市场的错误判断、押宝IPTV迟迟未见效果,令UT斯达康备受煎熬。
2005年,中国电信和网通两家固网运营商对小灵通的投资比上一年下降了30%-40%左右。由于“固网运营商肯定会有一张移动牌照”的传言满天飞,运营商对小灵通的态度相对保守和疏离。这对靠小灵通在国内发家的UT斯达康来说,可谓损失惨重。
在3G方面,UT斯达康当年从华为重金挖来很多3G工程人员,但其成本比其他部门要高出4-5倍。但后来,由于UT斯达康认识到自己在移动市场毫无客户基础,并且还有国内国外诸多竞争对手虎视眈眈,不得不痛下决心裁撤3G。在将WCDMA部门卖给西门子后,UT斯达康仅保留了少许TD-SCDMA业务。
“裁撤3G时,整个公司都很痛心,目前只有TD-SCDMA方面还留了一些与普天在合作,这也是考虑到固网运营商可能获TD-SCDMA牌照后,可以利用一直以来的客户关系抓住一点尾巴。”一位已从UT斯达康离职的前3G部门的员工告诉记者。
而UT斯达康寄予厚望的IPTV,目前在国内还只是“光打雷不下雨”。UT斯达康在IPTV上选择了与上海文广结成战略合作关系,因此其IPTV设备标准更是从考虑上海文广的角度出发,但电信运营商则更希望在IPTV上有自己更大的主动权。一度UT斯达康的IPTV业务被业界认为是处于“爹不疼,娘不爱”的境况。
UT斯达康的机会
“UT斯达康最大的问题就是产品线太单一,而且没有符合主流市场的产品线。”邓志成表示,作为一个产品线、资金、技术、资源均有限的公司,UT斯达康与华为、中兴、ASB等相比,如果专注于某几个发展潜力巨大的产品领域,积极与优势厂商合作弥补产品线的短板,其市场风险或许会更小。
百纳咨询分析师陆越表示,在2G
系统设备市场上,UT斯达康没有网络基础和客户资源的沉淀,依靠WCDMA进入3G市场几乎没有优势,而在目前TD-SCDMA在国内的发展逐渐明朗的情况下,其借助与固网运营商的客户关系并且与普天合作,或许可以在市场上有所突破。
对于小灵通,陆越表示,UT斯达康要努力延长市场生命周期,比如此前其就推出了灵通无绳QBOX终端,目前电信和网通也都在放号。“UT斯达康处在一个发展的十字路口,赌下去也许有赢的机会,关键还是看,其能否进一步延长处于衰落期的业务的生命周期,同时将转型业务发展起来。”陆说。
而对于UT斯达康目前全力押宝的IPTV,虽然其在日本曾有成功的IPTV商用案例,但落实到中国,UT斯达康还要认真考虑具体的市场战术。据陆越介绍,UT斯达康从与上海文广在内容上的合作入手,2005年上半年在IPTV试点圈地厉害,但是宽带接入产品相对弱势。目前,UT斯达康也在积极推进IPTV业务承载网和接入网的改进,希望通过IPTV业务捆绑自己的DSLAM、MSTP改造运营商网络,推广自己的下一代CDN-M
switch 软交换系统。
据陆越分析,目前,在IPTV市场上,UT的竞争对手中兴依靠与中国电信在NGN上的运营商关系和市场沉淀,连续在陕西电信、江苏电信的开标中胜出,今年年初又在北京网通IPTV招标中胜出;华为在IPTV上虽然投入精力一直不够,但其依靠成熟的宽带接入产品、数据产品带动IPTV系统设备的销售,极有可能取得后发优势;而ASB的固网产品线比较广,客户关系也比较到位,而且目前正逐步在中国建立研发队伍,其在IPTV
市场突破也不是难事。
诺盛咨询有关人士则认为,“应该说UT斯达康在IPTV方面还是肯定会有一席之地的,只是要看这张大饼什么时候成熟,而UT斯达康又能否熬过这等待过程中的寒冬。”
“等待时机、最大化缩减成本、寻找中国以外的其他区域市场,这三点是目前UT斯达康突出重围的唯一办法。”诺盛咨询人士最后总结到。
·第一访谈·
摩根士丹利首席经济学家史蒂芬·罗奇:
中国正在成为
美国过低储蓄率的“替罪羊”
本报记者 段晓燕
实习记者 巩万龙
北京报道
虽然对“舒默-格雷厄姆法案”明确持否定态度,但史蒂芬·罗奇认为该法案将会以压倒多数通过。而其一旦实施,对中美两国经济的打击是巨大的。
这位摩根士丹利的全球首席经济学家3月21日在北京对记者表示,“美国将一系列问题的焦点推到中国身上,这其实是不公平的。”
罗奇认为,中美关系处于有史以来“最为糟糕”的境地。
罗奇相对悲观的判断来自于他对美国政经两界的感受,“支持(舒默提案)的力量在增长”。
这位一直关注中国经济发展的美国经济学家认为,美国联邦预算赤字是造成一系列问题的主要源头,而中国正在成为“越来越多指责的替罪羊”。
归罪于中国其实是不公平的
《21世纪》:最近,中美双方在贸易、汇率等问题上,又出现了较为紧张的局势,舒默-格雷厄姆提案再次抛出。在你看来,这一次的紧张局势和以前相比有什么不同?
罗奇:目前中美贸易所处的政治环境,是我所见到的最恶劣的。舒默的提案已经提出两年了,但支持他们的力量不是在消失而是在增长。而在美国国会,不利于中国的议案还存在大概20多个。
此外,美国财政部很有可能在其发布的报告中,指责中国抑制了货币外汇的自由操作,如果这样的话,将对双边贸易带来极为不利的影响。
美国政界保守主义以及贸易摩擦的呼声正在增加。在2005年,中国的一家石油公司要购买美国石油公司时被美国政府拒绝了,而不久前迪拜一家公司购买美国一个港口也被国会否决了——这恰巧是美国正需要大量资本的时候,它的国际收支出现赤字,本不应该拒绝外国资本进入,而美国却做了这样的事。
美国面临储蓄不足和丧失竞争力等问题,但把这些问题归在中国身上,认为是中国造成的,其实是不公平的。
《21世纪》:这将怎样影响中美经济的发展?
罗奇:美国现在急需外国资本刺激国内经济增长,这时提高对中国进口商品的关税,影响是非常大的。因为中国不仅是美国很大的商品提供国,也是美国资本的主要提供国,所以美国这样做无异于经济上自杀。这样,中国会减少购买美国国库券,美元的汇率就会下降,利率会提高,这意味着美国的经济和消费者要为此付出代价。
此外,还有一个更大的问题,美国事实上在冒一种风险,就是把中美之间的战略关系转变为互相不信任的关系。也许我很天真,但我希望我们不要走上这样一条贸易保护主义的道路,因为它在毒害美中两国的关系,使双方非常不信任,浪费贸易全球化带给美中建设性伙伴关系的机遇。
舒默-格雷厄姆提案会通过
《21世纪》:那舒默-格雷厄姆提案通过的可能性有多大?
罗奇:我认为,现在的问题是他们什么时候将提案提交参议院表决,而不是会不会提交。如果他们把议案提交表决,就会得到参议院多数派的支持。我认为会以压倒多数的方式通过议案。
对于布什总统来讲,他并不是不想否决这个议案,但从政治上来讲这很困难。这个议案会得到美国中产阶级的拥护,因为这些人在工资和就业方面都觉得很不安全,工资涨不上去,也有失业的危险。所以,布什总统想否决这个议案是很困难的。
美国储蓄率低是根源
《21世纪》:如您刚才所说的,目前美国国内许多政治力量,将美国经济发展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转嫁到中国身上了。您怎么看这种情况?您认为美国所面临的一系列经济问题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罗奇:近年来,美国经常项目赤字继续攀升,全球经济发展不平衡状况加剧,而美国现在的国民储蓄率正处于历史最低水平,2005年第三季度,国民储蓄率占GDP的-1.2%。储蓄短缺导致美国出现庞大的贸易逆差,恰巧中国是赤字中占最大比重的贸易顺差国,当笼罩着美国中产劳工阶层的焦虑情绪日渐增长,中国成了替罪羊。
事实上,美国内部已没有能力满足其经济急速发展对资本的需求。美国应该感谢中国,在2005年美元贸易赤字中,美国占有很划算的交易优势——净结余2000多亿美元的价廉物美的中国产品成功地提高了美国消费者的购买力。
归根结底,储蓄短缺是造成美国资金和贸易流通不稳定的潜在源头,而这是美国政界有意识选择的一个副产品。联邦预算赤字是过去六年导致国民储蓄率大幅度下降的主要因素,这不是北京而是华盛顿一手造成的。个人负储蓄率在某种程度上是鼓励消费的税务政策所致,这也是华盛顿一手造成的。美国的民选代表是拒绝进行税务改革(比如实施有助于解决个人储蓄不足问题的消费税等)的力量源头。当然,政客们从来不会承认这是他们的问题;相反,他们喜欢把责任推在别人身上。
舒默提案将会带来反效果
《21世纪》:是否提高关税就能解决贸易逆差问题?
罗奇:假如华盛顿政客选择不跟中国进行贸易,向中国产品征收重税或迫使中国货币大幅度升值——这正是美国参议员舒默和格雷厄姆动议立法的内容,这些行动将会带来反效果。
储蓄短缺的美国经济不会因为把中国供应线切断,便能如民粹主义政客所声称的那样缩减贸易赤字。相反,由于美国对外资的需求庞大,贸易赤字将继续高企,而且只会向另一个外国生产商倾斜——很可能是一个成本结构较高的生产商。如此的美国外部供应变动,其影响将相当于向美国消费者征收税金。
《21世纪》:那么,您认为美国应该怎样来改善当前经济环境呢?
罗奇:面对国内储蓄短缺,国家一般有两个选择:缩减经济增长或向世界其它国家借入资本。
第一个选择对于一个物资丰富的国家来说难以起到作用。总的来说,美国(特别是其消费者)把经济快速增长视为理所当然。所以,除了第二个方案,美国别无选择,必须从世界其它国家大量输入盈余储蓄以满足其经济增长所需。一旦美国掉进入不敷出的滑坡上,要冲破常规便越来越难。具讽刺意味的是,华盛顿极度不愿意接受这局面带来的后果——国家要依赖外国资本和生产,而这恰恰是目前中国在美国宏观经济中扮演的角色。
双方联合起来解决问题
《21世纪》:在您看来,在当前较为紧张的环境中,中美双方政府应该采取怎样的措施,来有效解决问题?
罗奇:只有在美国和中国都愿意妥协的情况下,双方紧张的关系才能修复。这样的决心需要体现在经济和政治方面。事实上,美国需要再次开始储蓄,而中国则需要减少储蓄,越早联合起来解决这个问题越有利。
对于美国政府而言,只须采取大规模行动促进国内的储蓄,这是减少贸易逆差压力最有效的宏观选项。这需要降低公共部门的负储蓄(即巨额的联邦预算赤字)和实行某种形式的消费税。
就中国而言,也需要采取重大的政策措施,以启动消费拉动的增长。这是一个必要的战略举措,既是为了实现国内的更好平衡,也是为了减少与主要贸易伙伴,如美国的紧张关系。中国需要从两方面做工作——建立社会保障安全网,以解决因国有企业改革所带来的工作与收入问题上的不安全感;创造新的就业机会,特别是在欠发达的服务业,以提高中国众多人口的购买力。
《21世纪》:那你认为舒默等人此次中国之行是否会有收获?
罗奇:我认为收获可能是非常低的。这是舒默他们第一次访华,他们要和一些高官会面,这些会面可能不会有什么建设性意见的交流,因为双方立场都比较强硬。
汇率可能会略低于1∶8
《21世纪》:4月份胡锦涛主席也将访美,您认为这是否能缓解当前中美关系?双方将可能达成怎样的协议?
罗奇:我认为胡锦涛主席访美应该会取得一些成效,两国政府应该会签订一些协议,比如购买产品。
我建议,在胡锦涛主席访美之前,应该从4个方面采取一些措施:知识产权保护问题;美国企业在中国的市场准入问题;中国可能会宣布购买美国的一些商品;货币与汇率政策的问题。但目前看不到中国有采取行动的迹象。
《21世纪》:谈到货币与汇率政策,您怎么看今年人民币和美元的汇率问题?
罗奇:我预测,等到胡锦涛主席访美的时候,汇率可能会略低于1:8。官方的观点是,到今年年底人民币的汇率将达到1∶7.5。
(部分内容来自罗奇提交给“二ОО六年中国发展高层论坛”的讨论文件)
·特稿·
政客舒默
“舒默和电视镜头之间是华盛顿最危险的地方”
本报记者 左志坚 徐 炯
特约记者 周默鸣
实习记者 谈毅敏
上海、美国旧金山报道
两个贸易大国,一个敏感话题,一个越来越知名的政客。
“舒默正持续不断的旅行在纽约州各地,会见选民和帮助人们。点击右边的地图进入你的居住地,看看舒默正在怎样为你发挥作用。”打开美国国会参议员舒默(Charles
Schumer)的个人网站首页,鲜红字体的表述提醒人们,这是一个职业政客。
3月24日下午4时35分,这位职业政客和他的“舒默议案”从北京来到了上海。这是舒默担任参议员8年以后,首次脱身狭小的议院空间出国访问。
“人民币依然被低估了15%-40%。”议案的另外一个提出者,曾经在军队服役的美国参议员格雷厄姆在发言中,时时强调这是他与舒默的一致看法。而在格雷厄姆说话间,舒默已一口气喝下两小瓶矿泉水,
面对媒体的穷追猛打,舒默表示,“有关是否会就议案提出表决,还要等到下周回到华盛顿以后才能最终决定”。
舒默的发言直截了当,同时他的手里拿着一个矿泉水瓶盖子,不停轻轻的敲打着桌子。
正是这个干练略显焦虑的55岁男人,在美国国内被称之为“固执己见”的、“好辩”的“立法者”,促成了以他命名的“舒默议案”诞生,将自己的形象紧紧系在了中美贸易争端的漩涡中心。
来自布鲁克林的舒默
从1967年进入哈佛大学,为Eugene
McCarthy摇旗呐喊开始,舒默即参与政治。而从1974年担任纽约州众议员到连任纽约州国会参议员,32年来,舒默一直以议员的身份出现,也从未输过任何一次议员选举。
舒默喜欢周日在纽约市举办记者会,特别讨论与民生相关的议题,以此获得更高的出镜率。很多评论员当中流传着种种与此相关的笑谈。前共和党参议员Bob
Dole曾经讽刺说,“舒默和电视镜头之间是华盛顿最危险的地方”。
虽然近三年以来,舒默因为“舒默议案”被众多媒体解读为中美贸易中的强硬分子,然而舒默政治生涯的起点和根据地,却是纽约市的布鲁克林和皇后区。这里,十余年来华人移民急速增长,正是在这里,1974年,时龄仅23岁,刚从哈佛法学院毕业的舒默成功当选为代表布鲁克林区羊头湾的纽约州众议员,开始了他漫长的议员生涯。
舒默并不否认和华人社区的关联。去年夏天,华埠发车的长途巴士连续发生两次火烧车事件后,舒默到场召开记者会,要求联邦加强管制长途巴士。甚至,自称喜欢中国菜的舒默表示,此次中国之行将有机会“比较中国的外卖和布鲁克林的外卖哪个比较好”。
舒默1950年出生于纽约布鲁克林犹太家庭,读纽约公校直到高中,目前仍居住在布鲁克林,是地道的纽约人。在舒默担任纽约州议会议员的6年三任任期内,记录显示舒默的工作极富热情。他不仅是经济住房的坚定倡导者,还提出议案保护当地的公墓免受破坏,并通过法律限制摩托车晚上9点到早上8点出现在居民区,禁止噪声污染。
1980年,30岁的舒默竞选国会众议院议员并当选,此后在众议院呆了18年。他代表的选区,是十多年来华人急速增长的布鲁克林的羊头湾和菠萝园。根据布鲁克林华人协会的统计,两社区华人人口超过5万。
作为一名众议院议员,在此后18年期间,从移民问题到银行和消费者话题,舒默的政治活动领域得到了扩展。
1986年,舒默的努力导致美国政府对整个移民制度的重新审查。1988年诞生的著名“The Schumer
Box”,要求信用卡公司明确清晰的通知顾客服务合同的条款。
国会众议员显然不是舒默最后的委身之处。1998年,舒默挑战共和党在位18年的国会参议员戴玛托(Alfonse
D’Amato)成功,当选为初级参议员,得票率55%。2004年的时候,舒默再以七成的支持率轻松连任至今。
毫无疑问,身为国会参议员的舒默,手上的议题变得更为广泛。
舒默提交《2000年移民保护法案》,试图严禁和严厉惩罚移民服务中的欺诈行为。舒默反对社会保障体系的私有化,也强烈反对削减社会安全福利计划,呼吁保持老年人的医疗补助制度。这些议案最终所关注的问题,仍深深植根在他的选区。
舒默不仅是1996年参议院反恐行动法案的提出者之一;同时,今年三月,舒默领导下的跨党派努力,成功阻止了阿联酋“迪拜港口世界公司”对美国6个港口的并购。
在舒默看来,人民币汇率问题影响到美国商人们的利益,还引发大量的就业问题,自然应在他的议题之列。
2003年9月初,美国要求中国实行浮动汇率,但遭到拒绝。之后,舒默组成两党联合集团在2003年9月9日提出“舒默议案”。这是一个拥有32年经验政客的考虑,愈发相互依赖的中美经济关系中,这样一个议案,在过去几年已经充分保证了舒默的曝光率。
同样,舒默不仅在中海油竞购尤尼科的问题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之后,美国参议院批准的一项关于海外企业主导收购美国公司交易的修正案,舒曼同样是始作俑者。
议案政治
被外界称为“汇率报复案”的编码为S295的议案,强硬如舒默本人。这份后来以始作俑者命名的议案有些最后通牒的味道,其核心内容是:
“中国如果不在6个月内调整人民币汇率,美国将对所有进口的中国商品加征27.5%的惩罚性关税。”
这个议案的威力真正引发重视是在2005年2月,共和党参议员Graham表示支持舒默。Graham来自南加利福尼亚州,这是一个主要的纺织品制造地。2005年4月初,为了增加法案通过的可能性,Graham将其作为一项外交法案的附加法案提出。
随后参议院出人意料地以67对33票的表决结果压倒多数投票决定不搁置舒默议案,引起布什行政当局的高度关注。
美国对外贸易委员会主席William
Reinsch在接受本报采访时指出,“在投票这个问题上,任何时候都不能只看表面,不能只根据他们的投票去理解他们的看法,有些人投票,是表明他们同意这个法案,有些人投赞成票,他们只是想给中国政府一个提醒,让中国尽快改变政策,但是他们本身可能并不想对中国加这么高的关税。”
“还有些人投赞成票,只是因为他们是民主党的人或者支持民主党的人,他们想让自己的党内保持团结,这个和一些共和党议员会投反对票的道理一样。”
据William
Reinsch透露,“我和很多参议员或者他们的工作人员都有过交谈,我觉得很多参议员也不知道到底该如何……有些人会投赞成票,因为他们觉得这是一个对中国提出警告的方法,尽管他们不同意这个法案。”
本来,第二次参议院投票原定于2005年7月27日进行。但7月初,舒默延迟了投票时间,以给予北京更多的考虑时间,同时也在争取时间,吸引这一法案的支持者。
当中国于2005年7月人民币汇率上调之后,舒默参议员也对中国政府的最新行动感到“欣慰”,不过他说,中国采取的这一步骤不等于今后人民币完全会由市场来调控汇率。
“我们欢迎这一步骤,并对此感到高兴。但我们希望看到更大的调整。很明显,中国为今后做出更大的调整打开了大门,不过我们还是要进一步观察事情的发展。”
尽管布什政府反对该法案,但舒默的同伴对媒体表示,他感到了来自政府的理解,“众议员和参议员在汇率问题上反应越大,政府在同中国的较量中就越占优势”。
在美国对外关系中,国会常常唱“红脸”,美国政府常唱“白脸”,尽管布什政府先前表示反对这一法案,但舒默对媒体表示,“我从政府得到暗示,他们对我们的行为感到高兴。”
2006年是美国中期选举年,民主、共和两党竞相展现强硬态度。民主党意识到,尽管伊拉克的情况一团糟,但只要国家安全仍意味着打击恐怖分子,布什就无可指摘。因此民主党打出了“中国牌”,舒默法案将有利于民主党的竞选前景。
运作进行时
在这个节骨眼上访华,令舒默人气再次高涨。William
Reinsch认为,舒默之所以来中国,“也想了解一下中国,看一下中国的高层领导的想法。虽然我不认为这些会改变他的看法,但是我希望他可以知道更多中国人的想法。”
但“舒默议案”的前景还是扑朔迷离。按原定日程,3月31日,美国参议院将表决。此时媒体已开始关注这次表决是否如前三次那样,再次临阵推迟。
北京三日行程之后,舒默接受一家媒体电话采访时说,在他访问北京之后,“对解决人民币问题更为乐观,但还没有决定是否推迟表决这项法案”。
在北京的新闻发布会上,舒默表示中国是“令人惊奇的国家”,中国的“十一五”规划中拉动内需、促进消费等措施让其印象深刻,而这有益于扭转中国对外贸易的不平衡,“中美应该寻求双赢”。
美国对外贸易委员会主席William
Reinsch则对本报说,“按计划,本月底将对舒默的法案投票。但是我想最终的投票日期要等到舒默回来以后,看他是否要坚持在31日投票,或者推迟。”
不管舒默是否推迟表决,他无疑已是一手好牌在握——是否推迟,“这个权利在他手上”。William
Reinsch告诉本报,“按照一般的程序,在参议员同意表决日期以后,就会按照计划进行,除非法案的人决定推迟表决,否则我想参议院当前领袖Bill
Frist是会遵守当时的计划的。”
“我认为这个法案在一年之前就可以获得通过。”舒默说,“但是我们是为了两国政府,有更多的时间来解决这个问题。”
下一站,舒默将前往香港,会晤者包括香港金融管理局总裁任志刚。舒默本人也表示,“今天在上海,明天在香港,我们还将进一步磋商。”
舒默说,“我们也想同财政部长(John Snow)一起探讨事情将向什么方向发展。”William
Reinsch则“建议在汇率问题没有进一步扩大之前,尽快解决这个问题”。
其实按程序,即便参议院表决,法案还要拿到众议院再进行辩论、投票表决。如果众议院对此修改,还将返回参议院再表决。当两院最终全都通过时,将提交给总统进行签署或者否决。
但是不管怎样,舒默已经和他的法案一样,吸引到了足够多的眼球。新的议案则在胎动,新议案起草者之一,Max Baucus的新闻发言人Charles
Grassley对本报说,“新法案的内容依然是针对中美之间的贸易问题,并将在下周推出。”
·社评·
中俄政治互信的崭新内涵
尽管有种种“中国威胁论”,中国和俄罗斯关系的迅速发展并不为所困。刚结束的普京访华成果丰厚,中俄在油气资源贸易和核能合作开发方面都有非常重要的突破。接下来今年内中俄元首还将有四次会晤。两国边界问题彻底解决之后,中国与俄罗斯已经建立起相当层次的互信。
这种互信的基础首先在于两国在寻求世界多极化方面有着共同的追求和利益,同时,这种互信也建立在双方良好的理解之上。这比起单纯的双边贸易需求要更重要。当代中国与俄罗斯的相互理解,最重要的沟通点在于各自建设市场国家的独特试验,双方不仅可以从对方的实验中吸取经验,而且互相支持对方对国家建设诸项议题的独立探索。这种互动以前中国与前苏联之间也有过,现在的互动有了崭新的内涵。
中国与前苏联几乎同时开始对传统社会主义体制进行综合性改革,但后来转轨路径大相径庭。人们多有对中国与俄罗斯发展路径优劣的对比,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更值得注意的是两国在转轨路径的自我调整方面不谋而合。
制度转轨无疑是高风险的事业,无论它是休克式的,还是渐进式的。建设市场国家并没有一个统一的科学的路线图,中国庞大工农群体的基本国情,俄罗斯的联邦结构及休克疗法之后的社会失衡,都需要有因地制宜的政治战略。对于俄罗斯而言,转轨最大的风险莫过于俄罗斯在前苏联裂解的基础上进一步裂解(丰富的能源使俄罗斯民生问题的解决变得容易);而对于中国而言,转轨最大的风险莫过于放任社会差距的进一步扩大。
如果这两个国家与时俱进,及时针对各自的“转轨期综合征”进行有效调整,则世界格局会继续保持某种均势。或许是天意,世界格局仍然在沿着多极均势的方向发展,其中非常关键的条件就是中俄两国都显示了自我调整的政治能力,这两个国家都有希望持续稳定地发展和崛起。
俄罗斯的休克式转轨造就了一个尾大不掉的寡头阶层,车臣问题亦久悬不决而可能成为新一轮解体的起点。普京从叶利钦手中接班之后,渐次地对这两大问题施以铁腕手段。一方面,普京首先整顿军务,坚决地打击车臣分裂势力,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民意大振。第二任期内普京开始相对增强中央集权的政治改革。另一方面,坚决打击企图染指国家核心权力的寡头,在他看来,与其让那些没有政治德性的寡头占据经济垄断地位,还不如把这些垄断权力收归国家,而这也得到了绝对多数民众的支持。普京及支持他的“统一俄罗斯”党在换届选举中取得了遥遥领先的优势。美国对普京几乎所有的主要措施都有所批评指责,但对于俄罗斯的重新崛起而言,这些措施的成效明显;叶利钦在最近的回忆文章里亦指出,他选择普京没有错。
中国的渐进式经济改革则积累了社会差距急剧扩大的问题,中国执政党亦坚决地开始改革的自我调整,强调建设和谐社会,运用公共财政手段,开展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及改善城市民生的各种综合建设。这种种改革调整必须动用政府主动的调节能力,有时难免会有不合市场化教条的一些批评。不过,执政党种种关注民生的政策获得了极高的民意支持,对于中国持续稳定的发展也非常必要,因而将来一段时间内,政府的必要作用将需要持续地被强调。
对于乐见此景的人而言,这些调整则让人看到稳定崛起的希望。也正是在这一点上,中俄两国能够对各自的市场国家建设保持足够的敬意,有着充分的理解,因此也就能够互相支持。例如,俄罗斯会支持中国捍卫国家统一,中国亦会支持俄罗斯以自己的方式处理车臣危机等内政问题。
这是中俄两国大力发展友好关系最重要的政治基础,正是在这一基础之上,两国的经济贸易空间才会越来越宽阔。换了另外的国家,如果没有这种政治基础,即使有相当广阔的贸易空间,人家也会视而不见。有这一相互理解和声援的基础,中俄互办“国家年”活动也会发挥更有效的沟通作用。
不妨期待中俄关系繁荣期的到来。由于它对世界均势的建立有着相当关键的作用,因此也同时具有了深刻的世界史意义。 (责任编辑:魏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