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伯翱自述

　　本刊记者 彭苏 采访整理

　　万伯翱，万里之子,1944年生，1962年落户河南西华县。国家体育总局人力资源开发中心主任。

　　说的全是道理，可也不看看，

　　我过的是什么日子

　　1962年9月6日，开了家庭会议，父亲决定送我到河南省西华县黄泛区农场锻炼。他这么一说，当即遭到了全家人反对。奶奶哭，妈妈拿不定主意，弟弟妹妹们也舍不得我走。

　　送我走的原因除了我没考上大学，还有就是我刚加入了共青团，必须响应党中央的号召：下乡上山去参加生产。所以，即使不下放，我也要进工厂劳动，那会儿当工人阶级很光荣，更要支援农业第一线。

　　当晚，父亲对我说，没有共产党员不爱自己的子女，但要看怎么爱？是把你放在温室里，当花骨朵护着，还是把你放在革命实践中去？你不要忘记你是有牌号的，你的牌号就是共青团员。你下去后，要记住你就是一个普通劳动者，要在农村扎根一辈子，不要想着回来，不要想着做官，不要心存侥幸；第二，你还要做一个有文化的农民。

　　选择去黄泛区是特意安排的。潘复生，当时的中华全国供销总社主任，他刚从黄泛农场过来，听说我父亲要送我下乡，他说好啊，立马给原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写信，于是，刘建勋派他的警卫员一路送我到了河南黄泛区。

　　临走时，从不题字的父亲在厚厚的笔记本上，为我写了两行字：一遇动摇，立即坚持。我就背着父母亲在战争时代用过的行李卷、两本书，怀揣着15元钱上路了。

　　那年我才18岁，头一回坐火车出远门，没有警卫员带路，我根本不知道怎么走。一路上，心里还直打鼓。河南黄泛区是指黄河泛滥区，那是1938年，国民党政府为了阻止日军西进，炸开郑州花园口黄河大堤，滔滔黄水一泻千里，整整泛滥了8年，居民死的死逃的逃，在豫东形成了5.4万平方公里渺无人烟的“黄泛区”。

　　到了黄泛，才知道城乡差别有多大。原来在家里，虽然艰苦，好歹衣食无忧吧，好歹一个星期能洗一次澡吧。那儿虽然是国营农场，不会饿死人，但是生活条件极差。食堂的大勺子忽忽一抡，除了白菜萝卜，就是萝卜白菜，油荦很少，用水兑点白糖就是最好的东西了。连个自来水管都没有，用的全是井水，还是一个月洗一次澡。四五个知青挤在一间破草房里，点的是煤油灯。有一年破草屋被风刮倒了，差点没把我砸死。到了文革那会儿，住得就更差了，四五十人挤在苹果仓库里，那股子霉味，能把人熏得半死。

　　黄泛区共分9个作业站。我被分到了知青最多的园艺场。第一次上工，我还是一副学生打扮，上面一件白衬衫，下面一双皮凉鞋。结果到果园里一看，这套打扮根本不行。已是9月份了，果园里热得还像在蒸笼里，大伙都光着脚丫，卷着裤管，踏在泥巴里。当时由家属组成的妇女生产队在果园里都热得不穿衣服工作，门口把一放哨的，远处瞧见我来了，赶紧喊，小万来了，小万来了。

　　就这么着，我也学农民戴起草帽，光着上身，披着一件尿素袋干活。那件尿素袋远处看飘忽忽的，整得跟戏剧《奇袭白虎团》里一样，为此他们都笑话我，我也不管，每天工作下来，汗如雨下，就着轧井里的水把它洗干净了，准备第二天上工时用。

　　第一个月领了22元工资，我家老爷子一听说，哦，那你还挺富裕嘛，别人一个月拿26元得养一家人呢。

　　不过，当地农民很朴实，对知青们很好。他们知道我是万里副市长的儿子，加上我个性挺开朗，干活卖力踏实，所以都亲切地叫我“小万”。他们手把手教我怎样干农活，让我慢慢锻炼，不让我猛干活，总说你弄不了，就让我来吧。

　　我除了白天干农活，晚上也教农民们读书识字，当地人到了二十多岁大字不识的，大有人在。

　　老爷子断了我的后路，不让我回家，要我留在农村艰苦奋斗，可说实话，我还是想回去，起码想读大学。再说，刚去的时候，年龄太小，没想过个人问题。以后年纪大了，有人帮你缝个被，洗件衣服了，你就琢磨，农民虽好，可也不能我一谈《红楼梦》，她就撵我去喂鸡喂鸭吧。

　　高呼打倒万里

　　下乡第一年春节，我没有回去。因为老爷子亲自写信来，不让我回去。那封信我都能背下来，信上说：我同你妈妈商量过了，觉得你第一年刚去，思想难免产生动摇，全家人虽然都很想你，但为了你更好地进步，还是希望你不回北京的好……

　　这回我哭了，因为我就盼着回去啊，农场里的人走得差不多了，只剩下几个人孤单单的。

　　结果这封信被《中国青年报》全文刊登，题目是《市委书记的儿子在乡下安家落户》。为此，1963年，周恩来总理在首都应届中学毕业生代表大会上夸我是干部子弟下乡的典型。

　　到黄泛区的第4年，“文革”爆发了。我父亲被打倒了，关押进了秦城监狱。我们以往的通信，全在那时被烧了。我从到处演讲、知青下乡的典型人物变成了修正主义的苗子、刘少奇的黑样板、资本主义的小黑瓜、黑党委的掌上明珠。那时狠批刘少奇，我父亲是他的黑干将，整个党委都是黑的，那我还能白得了？

　　加上党中央为了解决待业青年就业问题，发动更多知青上山下乡，到广阔的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在这种大环境下，我更得老老实实地劳动了。

　　其实我心里很痛苦。怎么想也想不通，昨天还是毛主席树立的好典型，今天怎么就要被监督劳动？

　　农民的思想是很单纯的，听说你是黑帮子弟，觉得你反对毛主席，那还了得？态度马上就不一样了。好在我不是当权派，平常就是一个劳动力，成天扛大锄，劳动态度还行，他们对我也还行。在一起的知青，难免背后要嘀嘀咕咕的，但面子上还过得去。

　　那段日子真是惶惶不可终日，风声鹤唳，人人自危。我在知青里不算受冲击最大的，有的知青家庭成分不好，只能吃苦受累在前，好处一切靠边。挨批时，常批着骂着就一个大碗扣在人家脑袋上去。我没打过人，但也跟着乱起哄，高呼“打倒谁谁谁”，没法子，当时一切以毛主席思想为准则，就连我父亲，我都得高呼打倒呢。

　　我印象最深的是郭沫若的儿子郭世英。他读书多，好思考，比我们分析事物能力都要强。他在北大哲学系成立了一个X小组，研究社会主义的基本矛盾是不是阶级斗争？大跃进是成功还是失败？对毛泽东思想能不能一分为二等等问题，引起当局注意，加上赫鲁晓夫的俄文第一个字母也是“X”，于是“X”小组被打成“赫鲁晓夫”集团，犯有“严重的政治问题”，在周总理的安排下，郭世英被公安部门暂时安排到和我同一个农场接受改造。即使这样，他还常和我讨论，什么是权威？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顶峰到底对不对？直到他最后被逼跳楼自杀。

　　这不算荒谬，我亲眼目睹有的知青因为擦毛主席像，一时不慎将像打碎，立马被打成反革命的；小孩子打架，将对方衣服上的毛主席像抓过来放在脚下踩，而导致家人挨整的。

　　和农民一起吃喝，一起在田间地头上劳动，拼命证实自己，也从中认识了社会，学到了最生动的语言，学到了大量的农业知识，这也为我以后的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基础。

　　谁能靠老子过一辈子

　　1972年，父亲的问题被定性为“内部问题”，我也被保送进河南大学英语系，毕业后，分在郑州炮兵学院当教员。因为要用英文给外国人上课,每天都要死记硬背大量专业英文,后来的英语水平都可以给他们讲高射炮了。

　　由于父亲在随后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再次被打倒，直到1976年四人帮垮台，我才戴上梦寐以求的领章和帽徽，并晋升为连级军官。

　　老爷子官复原职，出任安徽省委书记，在那里开始了农村改革，一直到副总理，人大委员长。当年他送我下乡，后来也是他同意知青回城，有意思。

　　后来，我从炮兵学院调入北京武警总队。1987年，又被派往国家体育总局任对外宣传处处长，直到成为总局人力开发资源中心主任。

　　很多人都以为,老爷子在我的工作调动上,肯定起了大作用.可大家不知道,他总是帮倒忙。他常对别人说,“老大不行,你们干嘛要用他，比他强的人有的是呢。”弄得我有事一直不敢告诉他，比如国家体委当年准备提拔我做《中国体育》杂志社副总编，从考核到公示，我一直瞒着他，直到任命下来了，我才回家和他一说，本想听几句好听的，谁知他还是那句，比你强的人有的是呢。

　　我也不喜欢人家叫我“万里的长子”，谁能依靠老子过一辈子？我在圈里被称作“万老大”，因为朋友多，人缘广，一招呼，大家就来了，利用这些关系，为体育总局办了一些体育活动，搞些创收。在体育总局，最让我得意的是推动中国优秀教练员到第三世界国家援外。过去我们援外多是政治需要，我到人力资源中心后进行改革，真正让他们符合市场需求走出国门站稳脚跟。2003年北京SARS闹得最凶时，我主持仪式将30名全国各地的教练送到墨西哥，那种情况下组织教练出国有困难，不过我总有办法。

　　我这个人官瘾不大，在体育总局时，伍绍祖做决定就可以了。不是我装清高，也不是我看过太多的政治风云变幻，心生厌倦。当官有止境吗？希特勒想统治整个世界，他最后不照样玩完？

　　小时候，我不爱学习，淘气霸道，是有名的捣蛋大王。想打人就打人，想骂人就骂人，我父母都是游击队出身，大概我也遗传了这种游击队作风。

　　当时学校校长，卓琳阿姨（邓小平夫人）对我记忆深刻，一次在北戴河看到我还说，“万伯翱，你现在不捣蛋了吧？”可没想几十年后，我却出书、写散文、写剧本。我有话要说，我为什么不写？

　　当年下乡的地方，我回去过几次，近年回去少了。但一起生活过的人，我全记得。有些人混得不错，有些人混得很惨，回城后没本事，没文化，工厂上班，又下岗了。我常想当年如果不是老爷子一句话，我也许不会在黄泛呆上10年，但我不后悔，再说后悔有什么用？

(责任编辑：单秀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