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 徐梅 发自北京

　　聂卫平，1952年生。1969年插队北大荒。中国棋院棋手。

　　下午四点，北京崇文区东四块玉南街31号，聂卫平围棋道场。

　　“你俩谁是白棋？……哦，你是。你觉得白棋形势好吗？……不好，对，是不好，那你忙了半天为了什么，为了把形势搞坏？！”

　　面红耳赤的孩子对面，是一头乱发的老聂，大眼镜儿已经滑到鼻子尖上，边框挡住了眼睛。忽而有眼光翻过那边框，“啪”的一下落在你脸上，使人一震。

　　道场的孩子们似乎已经适应了他的麻辣教学，遭批的脸红不语，围观的掩口偷笑，一老众少之间有熟稔自得的欢快。

　　“好，今天就到这里！”坐在他身边的小男孩不过六七岁，戴副小眼镜，老聂揉他的小脑袋，逗他，“我讲得对吗？”不待孩子回答，自己哈哈大笑两声。

　　“我的性格啊，太急！不适合教小孩，真的。如果是我自己的孩子，早就开打了！”下了课的老聂更加随意，他仰倒在沙发上，几乎滑落下去，眼睛半闭，喃喃自语。

　　在他发胖的已经重达160多斤的身躯上，手依然纤细秀气，“生活上我是个弱者，什么都不会做，”他开始自己的知青回忆，脱口而出的是，“要是我留在那里不回来，恐怕早就死了。”

　　那些帮我洗衣服的女生

　　1969年9月，17岁的聂卫平极不情愿地去往北大荒，火车开了三天三夜，“我跟谁也没讲话，闷坐到嫩江，再坐车到山河农场。”

　　那时他刚刚一百斤。父母被打倒，围棋作为“四旧”被取缔，常去的北京棋社被查封，启蒙老师雷溥华先生被造反派活活打死。对于患有先天性心脏病，从小就免修体育课的他来说，农场好比刑场，“那时候就觉得这一去恐怕是回不来了”。

　　他在家大哭了一场，然后上路。即将到来的分别和磨难，是说得出口的理由，说不出口的，是苦楚比甜蜜来得更快的初恋。

　　丫丫，是去年10月认识的女孩儿，彼此的好感一见面就萌生了，很快地，一天不见都不行了。然而1969年3月的一天，丫丫忽然失踪，辗转打听，方才知道她已经被家里送到东海舰队当兵了。

　　16岁的少年为了找到心上人，向父母撒谎，取道山西太原，一路寻到青岛，“我们谈了很久，我抱怨她走时为什么不跟我打招呼，她却不停地跟我讲大道理，什么形势跟以前不一样了，要抓革命、促生产，不能像以前那样无所事事了。听她这么说，我心里难受，我说我希望你说清楚，你为什么跑到这儿来？我们到底要不要保持联系？

　　“她没正面回答，只是说你应该回学校复课闹革命，别在外面来回晃了。我一听心就凉了半截，我历尽艰辛千里迢迢来看她，却落了个‘在外面来回晃’！当时给我的感觉是她现在进入了革命者的行列，而我则成了游手好闲的人，感觉完全不对了。我心里的失望、难过、羞愧就甭提了，这是我有生以来感情上遭受的第一次严重打击。”

　　“到农场之后，我给她写过很多信，”寄一封信需要八分钱邮票，因为农场停发他的工资，八分邮票钱都成问题，他宁可少买一个镘头，也要坚持给她写信，“但她一封都没有回，后来我也就不写了。”

　　爱情被封存起来，放在心底最经不起触碰的角落，青春的梦想和尊严也全都打包扔向茫茫荒原。

　　因为不会干活，他是场领导最不待见的人，“没有办法啊，是笨啊，别人看我都觉得又可笑又着急。”

　　因为父母是黑帮，政治上的歧视他逃不掉。“指导员叫人的方式我是一辈子都忘不掉的。舌头打个卷儿，根本不知道在说什么，后来我才听明白是‘我说！’这2个字，叫谁都来这么一句，我们是没有名字的。完全是劳改犯一样的待遇。”

　　到农场一年之后，因与送水的鸡西知青打架，他被铐起来，这个经历让他至今心有余悸，“戴手铐啊，这是坏人才有的‘待遇’吧。我一直都认为自己是个好人，虽然有缺点、错误，但我不是坏人啊！我在那里还进过学习班，在当时，也都是流氓才能进去的。”

　　就这么一个“看着挺傻、心眼不坏”的人，偏偏得到许多女知青的垂青，“好多女生给我洗衣服。当时哪个女的帮你洗衣服，就说明你们俩不是一般的关系。有个女生来你宿舍送衣服，别人看着也是件自豪的事情呢。”

　　成名之后，他又多次去过那个让他吃尽苦头的地方，“一直想去找找这些给我洗衣服的女生，可惜都不知道她们去哪里了。我到现在都搞不清楚她们为什么喜欢我，也许人家都知道我不能干活，愿意帮助弱者吧。”

　　肚子总比大脑饥饿

　　1973年春，由周恩来总理提议、邓小平副总理批准，中国国家围棋队重新组建。聂卫平入选由三十多名全国各地的高手组成的集训队。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是聂卫平的时代，他横扫中国棋坛，且创造了四届中日围棋擂台赛连胜11场的惊人纪录。

　　声名远播之后，三年农场生活对于聂卫平围棋生涯的影响被一再放大，传说甚多：徒步千里到另一个分场与程晓流对弈三天 ；自己左脑执白、右脑执黑，左右互搏，练成绝技；以及千里山河对他棋盘大局观的影响等等。

　　一段甚为抒情的文字这样描述，“聂卫平说，我一到黑龙江，就有一种‘天高地阔’的强烈感受。无垠的荒原，无遮无盖的蓝天，和瑰丽的日出日落景象，给我强烈的震动。当我重新坐在棋盘上的时候，感到棋盘更广阔了。”

　　率性、真实的老聂为本刊给出了彼时真相，“这些都是夸张，把我文学化了。能想围棋就说明干活还不累，吃了东西，稍微擦把脸，赶紧就得睡了，那个时候的口号是‘早起两点半，晚上看不见’，基本上一有空就睡啊，哪有空去想棋啊。”

　　棋力真正增长是在1972年至1973年间，1971年冬他跟许多知青一样，趁着农场的冬歇期偷偷跑回北京，他不想再回去空耗时间和精力，一个偶然的机会使他成为黑龙江农场局驻京联络员，安心下棋的梦想渐成现实。

　　他经常跑到北京第三通用机床厂，那里聚集着以陈祖德为代表的围棋“七君子”。“白天拼命下棋，晚上再把白天下的棋摆出来反复研究，思路一钻进棋里，就忘了一切，下完棋骑车回家，不是闯了红灯就是骑错了路。”

　　国家集训队成立之后，他下棋更是几近疯狂，“对别的棋手来说，一周三四局正规比赛已经相当累了，但远远满足不了我。星期六我都不回家，只要有人奉陪，我能从早上一直下到深夜。”

　　集训队里的高手最怕被聂卫平缠住下棋，因为赢了，聂卫平不肯放他们走；输了，自己又不甘心，所以经常下个没完没了。“我敢肯定地说，那一时期我下的局数，超过任何三名集训队员的总数。”

　　他的辉煌一直持续到20世纪90年代初，中日擂台赛上他先后战胜了当年日本棋界几乎所有的超一流棋手，连续三次从悬崖边上拯救了中国围棋队，使中国队获得了前三届中日围棋擂台赛的最后胜利。

　　如果我留下，肯定早死了

　　棋盘外的诸多事务最终还是影响了他的精进，他的好友兼桥牌伙伴沈君山有一次私下问他：“你的棋怎样？会不会退？”他苦笑着回答：“退倒不会退，可也不会进呀！”

　　沈君山为此曾特意写信给老聂的朋友，说聂卫平的个性和棋风，像大漠英雄，但京城浮华世界，灯红酒绿的力捧，非退不可，“自古英雄怕进城”。后来在1989年新加坡首届“应氏杯”的决赛中，此语不幸而言中。

　　“应氏杯”决赛上功败垂成，成为聂卫平围棋生涯的又一重大转折点，沈君山说，“至此，他作为英雄的时代已经过去。”

　　老聂自己却似乎从未认输，他收古力等人为徒，盼着弟子代他实现世界冠军之梦；他开围棋道场，耐着性子教小娃娃们下棋，希望这些小苗子养性怡情，能从黑白天地间觅得个中玄妙；而他自己，正式非正式的比赛也都不曾中断，他仍然好胜，仍然牛气，“只要我不出昏招，谁也下不赢我！”这话是坊间流传的，向他求证，他笑着说，“是啊，本来就这样嘛！”

　　两年前老聂听说当年一起下乡的一个朋友去世了，“他是北京知青，没有回城，跟一个鸡西女知青结了婚，留在农场当农工。”

　　这个死讯令他震惊，因为这一对知青在当时都是劳动好手，尤其是绰号“野狐狸”的鸡西知青，在当时孱弱笨拙的他看来，实在是偶像级的人物。“当时割豆子，我最多割900米，最后动弹不得，她很厉害，几个小时割一万米，谁都比不了她，一万米啊，简直是天文数字。”

　　下次再去农场，他想去看看她，“那里条件太苦了，如果我留下，肯定早就死了！”

　　北大荒到底是人生的财富还是青春的灾难，他摇头说不清楚，“没有这段生活，一直专心下棋，成就能大过现在吗？农场的很多知青，都生活在意志崩溃的边缘，挺过来了，对忍耐力、意志力的锻炼是巨大的。”

　　沉吟片刻，他的语气变得坚定，“对个人来说，可能是种积累和磨砺，但是作为一项政策，肯定是个失误！几百万人下乡做知青，太荒诞了。”

　　对于一些知青倡议筹建“北大荒知青纪念馆”，他坦言“我没兴趣”，“这是历史造成的错误，不必多驻足。有什么啊，都对自个儿过去过于留恋了，过去就过去了呗。”

(责任编辑：单秀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