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7日，《国务院关于解决家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四十条”）由新华社全文公布。

　　农民工群体问题是困扰社会和政府多年的一个综合性社会难题，至今终于拿出一个直面问题所在，力求在工资收入保障、劳动安全保护、最底社会保障、培训就业、子女上学、行政和社会中介服务、劳动合同履行、工伤事故赔偿、维权渠道建立、行政执法监督、综合政策配套等矛盾最突出的若干环节，寻求整体得到舒缓的阶段性操作方案。应当说，其积极进取的政策取向是清晰可鉴的。

　　据最新权威统计，2005年末，国内二产、三产领域共吸纳3.6亿劳动力，其中农民工占到2.6亿人。尽管我们处处感受到农民工的社会存在，但倘若没有上述统计数字作实际反映，人们无论如何都无法想象，随着劳动力市场在国内逐年发育，市场经济带动劳动力结构出现深刻变化，农民工群体不但早已成为国内产业工人来源的重要成分，而且已经成为产业工人群体中无可替代的最重要部分。而同样无法想象的是，2.6亿农民工作为产业工人，与另外1亿传统范畴内的产业工人群体，长期同工不同酬，同工不同“保”。长此以往，矛盾积累，冲突加剧，势所必然。所以，别说构建和谐社会的愿景如何实现，单从确保社会稳定的最低需求出发，农民工群体的问题———现阶段首先侧重于基本待遇的落实问题，确已到了不能再拖的地步。若能如此认知农民工问题，国务院出台“四十条”，试图统筹化解农民工之社会难局，其良苦用意自不待言。

　　农民工群体的问题，从表象看，首先凸显并聚焦为诸多基本权益的保障难题。透过表象，它其实深刻反映着当前的社会结构、劳动力结构、社会运行体制和调节机制，互相脱节、首尾难顾、无法适应城市化进程的现实需要，其所产生的困惑，从根子上追究涉及两大核心难局：其一，现有农地制度如何调整；其二，破除延续半个多世纪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说到底是一个巨量的公共财政支付从何处列支。换言之，是针对农民工群体的公共用品和公共服务该通过何种方式得以基本满足的问题。

　　解读“四十条”，我们读到解决问题的政策保障、法制保障、服务保障、领导体制保障、“退路保障”（中央政府重申：农民工口粮田不得被剥夺）、分工保障等一系列安排。然而最根本也是最实际的一条，就是资金的保障。单农民工失业、养老、医疗等三项最基本的低保，所需资金就是一个天文数字。这些钱从哪里来，中央与地方、地方各级之间、东中西不同地区之间，资金如何分摊或转移支付？从根本上决定着和直接制约着“四十条”能否落实，以及落实的程度。

　　行文至此，我们不由得想起一年多前，“非公经济三十六”出台时，舆论一致叫好。而我们在相关社评中，对它的实施前景作了谨慎而保守的评估。一年多时间过去，各地反映落实“非公经济三十六”阻力重重的报道日渐增多。如果说这一现象的出现，主要缘于政府行政体制改革难以同步跟进，职能转型缓慢所致。那么，就“四十条”的落实，巨额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资金从何处筹措的难题，是政府能否在较短时间内，建立起一个满足最低社会需求的公共财政制度和相应的体制机制保障。在“四十条”的相应条文中，此事有原则性涉及。但公共财政制度毕竟是一个体量更大、涉及面更广的改革话题，假如失缺了公共财政的“外部性制度”支撑，“四十条”自身的政策配套将难以“舒展”和落实。

　　以往的经验证明，如果一项体量较大的具体改革面临政策配套不够，那么它必然难以深度突破。由此我们认为，“四十条”落实程度直接决定2.6亿农民工权益保障的实际程度。

(责任编辑：王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