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邬静娜

　　现实给了荣正投资公司董事长郑培敏意外一击。

　　他2月份开始正式代理的一单并购生意——一家外资公司收购A股上市公司，“已经成功了99%”，却不料被最后1%击倒。

　　“这单生意短期内不可能再继续谈了。”至于失败的原因，郑培敏分析，一方面“两会”以来“谨防外资垄断性收购”呼声不断；另一方面，更有国有企业内部既得利益群体担心外资进入“搅了他们的幸福生活”。

　　并购搁浅

　　郑培敏告诉记者，此桩并购搁浅令“‘老外’很迷茫”。他们觉得中国国有企业决策因素很是复杂，寻找合作伙伴的事情不能自己拿主意；另一方面，也抱怨政府政策多变。“我告诉他们中国正处在转型时期，这样的变化和不稳定是必然的。”郑培敏说。

　　郑所说的“老外”是一家位列全球500强的制造业企业，大半年前就跟郑培敏接触，期望在中国寻找一家合作伙伴。今年2月，政策放开外资战略性投资A股上市公司之后，他们的并购活动进入实际操作，其目标是国内制造业排名前三的一家国有控股企业，股本规模在60亿元左右。

　　“开始时进展顺利，不光我自己，双方都很乐观。”郑培敏说，“老外”计划拿出20亿人民币换取这家公司20%～30%的股权。“价格是其净资产的两倍多，相对当时股价溢价20%～30%左右。”为了最大程度保证交易达成，“老外”在谈判过程中表示不谋求公司控股权。

　　一位专业投资人告诉记者，就他接触的中国企业而言，普遍都欢迎外资合作。“外资不仅带来资金，还有技术、管理经验。让外资战略性入股中国上市公司，也是中国股市和国际市场接轨的必然环节之一。”

　　“上市公司开始时也表现得非常有诚意，对外方开出的价格和并购方案很满意。”但出乎郑培敏意料的是，在买方和中介方都认为不久后就可以开香槟时，事情突变。谈判后期，涉及外方希望参与管理公司的财务和销售业务时，中方表现出强烈的抵触情绪。开始外方还以为是谈判中惯用的砝码，但中方随后单方面提出不再继续接触，理由是此次交易有涉及“垄断性并购”的嫌疑。

　　“卖方不愿意卖，买方和中介方没有任何办法。”郑培敏颇为沮丧。

　　凯雷风向

　　相对于郑培敏“内部控制人怕外资进入扰乱他们幸福生活”的判断，一位参与多起外资并购的律师更愿意相信，这是中方谨慎的表现。据他了解，郑的遭遇不是个案，近期很多正在接触的、可能发生的并购活动都进入搁浅状态，而提出暂缓的多是中方。

　　“原因很简单，他们在等待凯雷收购徐工的最终走向。”上述律师分析，凯雷集团收购徐工一度被视为外资并购国内企业的象征性事件，而近期有关部门要求凯雷集团追加有关并购动机、运作制度等“情况说明”，同时数次派出调研组造访徐工集团，正是一种强烈的信号。而“两会”期间原国家统计局局长李德水关于“谨防外资垄断性并购”的言论也非空穴来风。

　　而据公开报道，卡特彼勒与厦工股份、山推股份的收购谈判也已经陷入僵局，其原因也在卡特彼勒有控制中国机械制造业之嫌。

　　这位律师认为，假使卡特彼勒与厦工股份、山推股份的收购最终被定性为垄断性敌意收购，那么不仅凯雷和徐工的交易可能告吹，在中国特殊国情之下，其他地区国资委派出机构也会感受巨大压力，从而影响大批正在进行中的并购案。

　　亟待规则

　　尽管如此，上海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史建三律师认为，“外资并购仍会是2006年的主流。”他的另一个身份是全国工商联并购公会理事。

　　在国有企业改革的“国退民进”过程中，民间资本的力量不足以支持全部国企改革。加之发展中国家对外国投资的争夺越来越激烈，中国肯定不会放松对外资的争取。

　　“投资方式在未来可能会发生很大的变化，通过并购进入的外资将占到一半以上。”史建三分析，此前外资投资中国95%以上采取新设机构方式，只有5%是通过并购完成的。但在国际市场，70%～80%的投资是通过并购实现的。而国内若干行业产能严重过剩，并购能整合释放部分产能，也能解决中国产业分布不集中的问题。

　　上述律师认为，目前中国还没有《反垄断法》，散见于各部委规章中的相关外资并购限制条例又极不完整甚至互相牵制；并购审批没有统一流程，缺乏有效机制保护自主工业体系以及国有资产。“长期没有制约，一旦跨国并购大量发生，其负面影响也被大大夸大了。

　　史建三则建议，在外资并购中，行政审批部门有必要聘请第三方中介机构，对并购过程中是否有敌意或者其他违规行为作独立调查，而不应该只看双方递交的文件和说明。

(责任编辑：吴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