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美中辩论的镜头来观察，全球化是个很大的矛盾。这个命题现在展现得再清楚不过了： 我们的经济可以是全球性，但我们的政治绝对是本土的。如果我们不破解这个矛盾命题，全球化倡导者双赢的梦想可能就无法实现

　　每年这个时候我都会在中国呆上一个星期，这是我最钟爱的时刻。中国的辩论从内部走向外部，即在人大会开完之后立即举办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发展论坛是中方高级官员与一些外方专家之间规模较小的一次聚会。在过去七年里，本人有幸出席六次。要直接进入中国宏观和政策辩论的核心，这是一次绝好的机会。今年也不例外。

　　中央计划时代的结束？

　　过去中央计划式的数字指标和行业分配惯例基本上从五年计划框架中取消，这是1949年之后的第一次。唯一保留的是总的发展指导原则，那就是到2010年实际GDP平均增长7.5％。这更多是作为一种预测而不是作为由上而下的命令提出来的。

　　事实上，中国的领导层在告诉我们，采用基于市场的新方法来管理宏观政策的曙光已现。中国的事情需要从后中央计划时代的角度加以考虑。

　　然而，此时此刻，这种转折更多的是理论上的转折，而不是实际的转折。中国实际上只有一条腿迈进了市场体制的理想乐园，另一条腿还深陷在中央集权的旧框架中。

　　虽然中国的产权体制正在从国有企业转向民营企业，但市场定价的改革仍然滞后。许多产品和服务由政府定价的传统体制依然存在，公用事业部门、公共交通、煤炭、天然气、石油、汽油还在实行这种旧体制，而在粮食行业也在间接地实行，其原因在于农业库存管理计划是由国家出资的。

　　同时，在各种金融工具的价格上也是这种情况，即利率、货币、银行信用额度和债券价格。这些价格仍然是通过领导决定加以严格的控制。

　　我坚信，随着金融业改革不断深入，基于市场的定价也会扩展到这些领域。但目前还远不是这种情况。这种混合体制存在一些严重的问题。私人产权与政府定价结合在一起，往往会造成资源配置不当。事实上，这个全国储蓄率高达50％的国家正在试图使庞大的资金储备回流到实体经济中，而不是依靠基于市场的资本成本这只无形的手。

　　中国领导层知道这种过渡性做法的潜在隐患，但却认为这是改革进程的关键阶段要付出的代价，压倒一切的愿望就是保持经济、社会和政治的稳定。中国显然还没有觉得，刚刚经历改革的体制是很强大的，足以承受市场力量的各种压力。

　　中国的再平衡

　　这充分说明新的中国正面临着一个难题：出于根深蒂固的和可以理解的谨慎，中央的计划者在中国仍然有很大的权力。和过去几年一样，国家发改委主任马凯，率先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阐述了宏观战略。在其他主要经济体是由中央银行行长、财务部长或财务大臣担当此任之际，在中国，这仍然是高层中央计划者的工作。

　　马主任是一位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人物。他的发言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关键的问题：即中国需要调整宏观结构，改变过分依赖出口和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模式。中国要逐渐把重点转向靠国内需求促进增长，特别是个人消费。

　　这是让我感到很悦耳的话。如果中国能顺利地在GDP组合上实施这种重要的转变，中国将可以在调控的道路上走得更远。事实上，中国的领导层已承认，高速增长可持续性方面的一个重要问题，即以出口和投资为主导的增长模式已经到了极限。中国充分认识到长期坚持这一模式可能造成的破坏作用：不加限制的出口增长所造成的贸易磨擦和保护主义，以及不加限制的投资所造成的产能过剩和通货紧缩。

　　如果缺乏支撑内部消费需求的坚实基础，中国的供给方增长模式会对其本身的可持续性构成越来越大的威胁。

　　以消费为主导的中国增长

　　在论坛上，我对马主任的提问是：“ 国有体制的不断瓦解引发了大规模的裁员，这是否会使中国很难走向以消费为主的增长模式？”马主任的回答既坦率又很机智。

　　他强调中国逐渐向以消费为主导的增长模式转变，其能够成功的四个重点是：（1）增加收入，将针对低收入阶层，尤其是中国的农村和农业地区。（2）重视安全网，把它作为应对消费者不稳定感和预防性储蓄相对过高问题的手段；这意味着将会进一步重视社会保障、教育和医疗卫生改革。（3）将把重点放在改进零售业分销网络上；这是一个物质基础设施问题（即公路和铁路），但也是对扩大中国零售和批发贸易设施的承诺，涉及更多的服务业增长措施。（4）提高中国消费体验的质量也是一个重点；这包括地价改革的措施、实行危险产品的规定，以及使出口增长摆脱低劳动力成本的生产模式。

　　马主任的回答切中要害。很好地阐明了尽快转向以消费为主导的增长动力所涉及到的宏观和微观问题。他指出了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中国消费文化的形成是需要时间的，而且可能需要很长的时间。

　　50年来，这个国家为人民提供生老病死所需的一切东西：从就业和收入到住房、医疗、教育和退休金。随着国有企业的逐渐解体，包办一切的保障体制也会如此。这是任何国家都必须要面对的巨大冲击。这可能需要新一代的中国消费者来战胜这种冲击。

　　随着支撑来源从出口和投资转向个人消费，这对中国的增长方式产生重要的影响。总体经济增长很可能会放缓，因为消费增长势头要慢于很快就可能减缓的出口和投资势头。在这一背景下，第十一个五年规划中7.5％的增长预测是很有道理的。

　　温总理坚强的决心

　　在温总理接见会议代表时，他的坦诚回答表明中国领导层在应对今后几年一系列严峻挑战上的坚强决心。

　　其中三个主要信息特别重要：第一，总理强调了保持经济快速增长是至关重要的。他说：“发展仍然是第一要务，这样才能解决改革所造成的不可避免的混乱。”我认为这是在说，在中国转向以消费为主导的增长模式过程中，中国能容许过渡期减速的程度是有明确限制的。

　　第二，他特别强调了在分析增长目标时质量比数量更重要；在注重改革的中国，这是一个老话题，但所强调的程度是我以前没有听到过的。环境问题、收入差距、社会安全网和提高生产力，都被视为中国增长目标在质量层面上越来越重要的问题。

　　第三个信息，在我看来，是具有轰动效应的。在回答我提出的关于美中贸易关系不断上升和令人不安的风险这一问题时，总理神采奕奕、情绪激昂。他说：“中国认为这种关系很重要，而且是非常认真地看待这些风险。”他的意思是将会努力进一步增加中国从美国的进口产品并且解决知识产权方面的关键问题。

　　他加重语气，再次强调了外汇政策在解决美国储蓄不足和相关贸易不平衡上起到的作用可能是有限的，事实上，这意味着人民币汇率不会有大的变动。

　　讲到最后时，他向前欠了欠身子，直盯着我的眼睛，以很重的语气说道：“您可以把这个信息带给美国人民：在美国所面临的结构性问题上，把中国当作替罪羊是不公平的。”

　　美方缺少让步的意愿

　　幸运的是，次日早晨，我有机会在早餐时向在北京的三位美国政治家：参议员舒默、格雷厄姆和科本转述了温总理的看法。这些分别为自由派、温和派和保守派的人士在难得团结一致的情况下齐聚中国，旨在证明两党政治家全力支持彻底解决美国贸易问题。

　　舒默和格雷厄姆是议案的共同发起人，该议案提出，对进口到美国的所有中国产品加征27.5％的关税，除非人民币做出相应比例的升值。他们深信不疑该议案会在参议院获得压倒多数的支持，在众议院也很可能获得同样的支持。由于该议案触及美国中等收入者所焦虑的问题，因此，他们认为政治上已被削弱的布什总统不会在这一问题上行使第一否决权。

　　舒默是一位非常聪明和精明的人物。他利用自己作为知名政治家得天独厚的优势向中国施加压力，从而迫使中国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做出让步。而且，他深信这种做法会奏效。“1986年我在日本就是这样做的，这种做法在日本奏效，在中国也会奏效。”说到底，舒默要的不是加征关税，他希望作为一个曾使中国让步的人物而青史留名。不过，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非常愿意在政治赌博中下很大的赌注。美国国会其他议员们亦是如此。

　　现在面临的很大风险是，中国让华盛顿摊牌，双方开始滑向贸易磨擦和保护主义的深渊。虽然这几位参议员声称自己到中国是聆听和了解情况，但我认为这是典型的走过场。当我向他们提出这一问题时，他们所有的回答都早有准备，他们的主意已定。舒默实际上也承认贸易赤字与国民储蓄问题之间从宏观上讲存在着必然的联系，对于这位大肆责难中国的人来说，这是第一次。

　　这当然也是我本人长期以来一直坚持的宏观论点中的主要依据。“我同意你的看法，”他说，“美国的储蓄不足，而且我们的消费太多。”这一点是对的，但接着他又推翻了这一逻辑：“我深感不安的是，美国制造业的就业岗位流失到了中国。如果我能成功地削减我们与中国的贸易赤字，不仅这些就业岗位可以回来，而且我们也可以成功地促进美国的储蓄并降低过度的消费。我提出的议案可以起到这个作用和更多的作用。”

　　对此，我简直无话可说，不过此时，我吃的一大口西瓜把我噎住了。“让我把话说清楚，”我气吁吁地说，“关税可以促进储蓄增长吗？”可是已经是太晚了，他已经抽身而去，去面对那些无处不在的大量照相机和麦克风了。

　　在短短的24小时里，我听到有关中国之辩双方的看法。中国领导层处于国家发展道路的关键转折点，开诚布公地阐述自己的希望和担忧。而华盛顿的这一大群人却是抱着自己所关注的问题对中国进行了一次闪电式访问。缺少的是做出让步的意愿，即双方为了共同的利益而合作。

　　全球化是个很大的矛盾，这个命题现在展现得再清楚不过了：我们的经济可能是全球性的，但我们的政治绝对是本土的。如果我们不破解这个矛盾命题，全球化倡导者双赢的梦想恐怕就无法实现。

　　（作者为摩根士丹利全球首席经济学家）

(责任编辑：崔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