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来源：金融时报

　　尊敬的 Mr. Goal 和FT编辑们：

　　拜读了 Mr. Goal 的《也谈中国高等教育制度》一文，对拙作有些不同意见，在这也尝试做一些解释，以请指正。

　　其实鄙人对 Mr. Goal 文中所谈关于“义务教育”的观点深以为然，周其仁先生“非义务教育”市场化的观点我也甚为赞同。不错，国家对基础教育的投入确实到了非改不可的程度。可也正如 Mr. Goal 所说，“其中的奥妙，已经不是经济学所能够解释的了”。正是于此，我认为周先生的经济学研究方法在此似无用武之地。

　　前文说了，中国高等教育的问题不在于经济学问题，而在于产权问题，作为绝大部分用纳税人的钱办起来的国有大学是否有权将纳税少或者不纳税的人一脚踢出门外的权力的问题，与国家对教育的投入方式无干。至于鼓励和放开民间资本进入“非义务教育”甚或“义务教育领域”，引入市场竞争，我想当能提高当前高等教育的效率，自然应该是大加赞赏以至于鼓掌喝彩的。不过仍然不能改变现在绝大部分大学用纳税人的钱的国有性质，在此不再讨论。

　　不过若是将经济学的方法放在教育部官员的个体身上，我姑且称之为“个体经济学”，倒是一件颇有意思的事情。

　　譬如坊间看到的一个笑话，某局局长妻子有慢性病，故特立制度，对局里直系亲属有病的包销医疗费用。一日一职工到局里为妻子报药费，结果被拒，被财务告知，原任局长下台了，换了新局长。几日后，新政策出台，不许直系亲属报药费，不过职工子女可以报学费，一问，原来新局长妻子没病，不过有儿子正在读初中。

　　照此例放在教育部身上，“看不见的手”自然也起作用。教育部大大小小的官员，多多少少也要为子女的教育操心的。可如何操心，那是大有学问的，部长大人或是有权有势的就不说了，想来诸个大学想请还未必请得来，怕是牛津、哈佛去了。即便是普通官员，在政策制订中，首先加大对个别学校的投入，着力打造清华、北大之流的名校。然后再提高在北京的招生比例，虽不能指哪儿打哪儿，轻易让子女如愿以偿，倒也可以极大地提高孩子上所好大学的概率。当然到了年底评述时，大可理直气壮地说有投入了多少多少，取得了何等成绩。而其他公务员也不是一无所得，除了与教育部休戚相关的，公务员阶层在当今中国社会还是高收入阶层，至少比绝大部分农民和工人要强，（对此有质疑的可以上网看看一个上海小姑娘做公务员的收入自述以及这几年公务员考试的状况）。于是高举“教育产业化”和“教育理智消费”的大旗将学习好且没钱的孩子赶出门外，以保自家孩子的大学之路从经济学上来看确实是最佳选择（因教致贫的，没听说有几个公务员的吧）。

　　其实就如 Mr. Goal 所列举的教育投入数字，即便是对456903所普通小学的投入，也万不可把平均25万当真。其中的大半可也是投入到了地方屈指可数的好的小学中去了，这一点去各地看看升学率高的中小学里教育投入的情况和官宦子弟的入读比例也就一目了然。这个问题毫无疑问是受到经济学因素的制约的，正如斯蒂格利兹先生在《经济学》中说的：经济学中的要素具有稀缺性，而市场中人对稀缺物质的分配屈从于个人的私利。

　　公车也罢，公务员涨薪也罢，此类涉及公务员利益的问题基本上也大抵如此。

　　我非经济学家，也不是学经济学出身，更与体制无关，故此放些厥词，捅破这层窗户纸，当然也不必有周其仁先生的忌讳。

　　你们诚挚的读者：阮征

　　2006年4月4日于桂林

(责任编辑：崔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