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部长一定想不到2G到3G会如此犯难，当年从模拟蜂窝时代到2G只用了一顿饭的功夫。”关于中国移动通信网络的上一次升级，一位老专家告诉《商务周刊》，1990年代初，时任邮电部部长的吴基传在一次晚上下了班之后，跟宋直元副部长去吃了一顿饭，“饭桌上征求了一下意见，就拍了板”。

　　这个饭桌上拍板的版本确实有些夸张。“我当时是参与其中的人。”被称为TD-SCDMA之父的大唐移动通信设备公司高级技术顾问李世鹤回忆说，包括他在内的专家组多次到国外去考察，开了很多次研讨会，并认真听取运营商的建议，最后，所有建议在时任邮电部副部长林金泉处集中讨论后向吴基传汇报。这一决策过程从1991年到1995年，一共花了4年时间，吴基传“才拍的板”。

　　“2003年从信息产业部部长位置上退下前，吴基传对发放3G牌照也曾明确指示，要谨慎，不要急，不能把中国变成外国的试验田。2001、2002年的时候运营商的压力多大，吴部长就是不拍！”李世鹤认为，现任信息产业部部长王旭东继承了吴基传的这一风格。

　　同样是耗时长久，但中国移动通信业两次网络升级的决策仍然有着极大不同：2G向3G升级的“集体议事”由于参与者众多，远比1990年代初那次静悄悄的决策喧闹得多；二是这一次坐在3G决策桌前的掌舵者也确比吴基传为难得多。他们面临的考验是：如何在市场化操作路径下，充分运用行政决策的智慧，使中国自己的标准在3G市场中取得一席立足之地，甚而获得超越的可能性。

　　3G前夜症候群

　　2月21日，一年一度的TD-SCDMA年会前一天晚上，本刊记者突然接到年会主办方通知，年会临时改为内部会议，不对媒体开放。会议举办前十几个小时突然做出这样的决定，确实十分令人费解。但是，对于外界来说，这也只是3G牌照山雨欲来的时候所呈现的种种乱像之一，让人更加深刻的体会中国3G问题之复杂。

　　今年1月20日TD被宣布为国家标准之时，就有设备商向本刊透露，信息产业部私下已紧急叫停WCDMA网的建设。2月12日，发改委、信产部正式发文下令叫停和拆除违规网络。有报道称，率先筹建WCDMA网的中国移动还被信产部特别点名。

　　TD-SCDMA年会之所以突然加密，也许是因为有关政府部门深知在复杂的局势中，任何微小的变化都可能牵一发动全身。事后，一位知情人对记者解释说，如果媒体在会上提敏感问题，或者信产部官员无意中泄漏3G部署，将会使局面更加复杂。

　　但2月22日年会的相关内容还是通过各种渠道透露了出来，其中国资委研究中心新产业战略研究部部长卢俊奇抛出来的一个方案引起外界关注。

　　卢俊奇在发言中建议，TD的网络运营和业务分离，由中移动控股、多家电信运营商以及民营资本和外国资本共同投资，成立专门的公司来运营TD基础网络。虽然此前流传过的3G牌照发放版本颇多，但由于卢的国资委背景，这一方案的权威性大大增加了。

　　更重要的是，卢俊奇方案与2月20日某财经报纸报道的信产部三位专家顾问曹淑敏、宋俊德、陈金桥提交的一份3G政策建议十分相似。

　　但现在就断言还为时过早，本刊分别采访了北京邮电大学学位委员会主任兼研究生院院长宋俊德教授和信产部电信研究院通信政策研究所所长陈金桥博士，他们都一口否认自己提交过这份方案。“绝无此事。”陈金桥表示，据他所知，报道中所指另一位专家信产部电信研究院副院长曹淑敏也没有提交过什么方案。

　　究竟会怎样运营TD标准，到目前为止，信产部的表态还只是一句“实力运营商”。这两份方案出来之后，业界关心的焦点迅速集中为两点，一是会否以成立单独的公司、多家运营商合建一张网的方式运营TD；二是中国移动会否主导TD的运营。而卢俊奇的观点更让外界猜测，是否此前所普遍预言会归中电信持有的TD牌照会“高攀”中移动？为此，本刊访问了近十位业内人士，他们一致倾向于将卢的方案仅仅看作是一名专家的普通建议。

　　在北京邮电大学吴伟岭教授和赛迪顾问公司高级副总裁绎明宇看来，合建基础网络的方案是为吸引运营商运营TD而提出来的。吴伟岭介绍，这个方案出来之后，中电信和中移动都想作基础网络运营商，“大家都抢得不行”。

　　“但这个方案是纸上谈兵。”绎明宇解释道，TD的接入网（基站和RNC）可以重建，骨干网（核心网）只能租用四家运营商的现有骨干网。假设基础网络公司租用中国移动的骨干网，那么自己有骨干网的中国电信不会愿意作租用中移动骨干网的“虚拟运营商”，而中国移动要实现互联互通还要租用其他运营商的骨干网，“谁都不会愿意只作虚拟运营商”。

　　运营商悬念

　　一直以来，业界多有中国移动肯定不愿意上TD标准、TD将由中国电信运营的判断，但进入2006年，情况出现了一些微妙的变化。

　　2月14日，在西班牙巴塞罗那举行的2006年度3GSM世界大会上，中国移动总裁王建宙表示，中国移动的3G网络将直接采用HSDPA技术。这一表态被媒体解读为继续强调其上马WCDMA的决心，因为“HSDPA即是WCDMA的升级版”。

　　然而多位电信技术人员均对本刊表示这个说法站不住脚，他们认为HSDPA技术并不被WCDMA所独享。一位参与过3G外场测试的工程师指出：“HSDPA是指高速下行分组接入技术，TD同样可以发展HSDPA技术，而且目前大唐内部就正在进行HSDPA的相关研发”。

　　3月16日，中移动在香港联交所举行业绩发布会，王建宙题为“当前中国3G的五个重点”的发言更耐人寻味，他说：“中国政府及企业均支持TD的发展……中移动是北京奥运唯一的移动通讯合作伙伴，将确保2008年能提供3G及国际漫游。”

　　“态度在起变化了。”水清木华电信分析师沈子信分析说，王建宙的表态充分表明了中移动的“暧昧”：“对TD标准最积极的是铁通和卫通，最不积极的是中国联通和中国电信，最暧昧的是中国移动和网通。”

　　“国家会根据用户群、现金流、运营经验、技术准备、品牌形象、内部管理和自愿性7个指标来挑选TD的运营商。”沈子信认为，前6个指标中国移动的优势自不必说，即使从自愿性来讲，中国电信想上WCDMA的动机并不比中国移动小。

　　沈子信认为，实际上，春节前信产部叫停WCDMA建网一事，主要是针对中国电信，而不是如外界所传的针对中国移动。他指出，中国电信打的是固网与移动融合的算盘，在这方面，WCDMA技术下的IMS（IP多媒体子系统）更有优势，这与此前西门子内部人士告知本刊该公司正与中国电信在IMS方面进行紧密合作的情况相吻合；此外，中国电信选择的TD规模网络试验城市是保定，保定的人口比厦门和青岛都少，而规模实验最重要的是看人口。中国移动选址厦门，意味着其外场测试规模的增大和覆盖规模的提高。此外他认为，另一条新闻不可忽略，即大唐计划在香港建TD网络。

　　“CDMA全球第一张实验网就搭建在香港。在香港建网不引人关注，TD实际是在布局珠三角。”他预测说。

　　绎明宇也认为，由中国移动运营TD，对TD的发展最有利。“3G与2G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其与互联网结合的增值业务，而中国移动在增值业务方面有更强的创新能力、分销体系和对SP的控制力。”他指出，“TD还没有规模效应，需要实力运营商支撑，而能让TD真正成功的只有中国移动。”

　　从财力上看，中国移动的净利润超过中国联通、中国电信和网通三家之和，现金流充足，而TD在发展初期正需要强大的现金流来支撑。但清华大学信息学院王京教授认为，在谁上TD的问题上，国家也会考虑另外一个因素，即电信市场开放之后，国外的运营商涌入中国，应该让国内的运营商保持一定的强势，而不能杀富济贫去平衡竞争关系。

　　有趣的是，本刊在采访中发现，以信产部电信经济专家委员会秘书长杨培芳和王京为代表的专家站在TD的角度考虑，反而不倾向于让中国移动来运营TD。王京说：“我觉得TD的宝还是应该押在中国电信和中国网通身上，因为作为没有2G网络的运营商，他们会一门心思地经营TD。”

　　王京一度也觉得TD“需要一个富人去养”，但他反过来一想，中移动上了TD之后，其GSM的收入仍然是大头，“它并不一定指着TD赚钱，也许就不会卖力的去经营它，反而不利于TD发展”。

　　但对于决策层来说，牌照也许并不是目前最重要的问题。沈子信认为，现在政府的策略是先在局部区域让TD网络成为既有事实，然后根据宏观经济环境发放牌照。

　　国际环境也在考验着政府的智慧。一位老专家向记者讲述了一个故事，几个月前，信产部部长王旭东在内部发表了一个关于支持TD讲话，之后一位信产部官员接受采访时透露给媒体，结果传到美国那边，当时正值吴仪副总理在美国谈判，美国的谈判代表当即向吴仪抗议中国WTO承诺履行不到位，后来这位官员被调离原职。

　　“方方面面的因素绞在一起，3G既不是一个纯技术问题，也不是一个纯经济问题，其中还有政治因素。”王京说，“这些因素有的是在对3G加速，有的是在减速，现在来看，在一点点地往前走。”

　　TD-SCDMA的风雨商用路

　　1月20日下午，中国邮电大学礼堂内一片欢歌笑语，大唐移动通信设备公司全体员工与他们的董事长周寰一起在这里举行一年一度的联欢会，过几天就将是春节长假。

　　周寰的手机突然响起，他走出礼堂接听电话。片刻后回到座位时，旁边的同事已多少能察觉他内心的狂喜。表演结束后，周寰疾步到麦克风前，清了清嗓子，对台下400多名员工说，“同志们，我马上要去一趟部里（指信息产业部）。我要告诉你们的一个重大喜讯是，刚才部里给我打来电话，TD-SCDMA已被正式宣布为国家标准了！”

　　台下掌声雷动。周寰继续勉励道：“接下来牌照的发放为期不远，大家仍须努力。”

　　这一天，信息产业部正式对外宣布，三大3G国际标准之一的TD-SCDMA为我国通信行业标准。这份国家标准的内容由大唐、西门子、鼎桥等多家公司参与起草，大唐主要起草了接入网和终端方面的技术规范。

　　北京邮电大学学位委员会主任宋俊德教授告诉《商务周刊》，3G国家标准的统筹工作由信产部通信标准化协会负责，三大标准都必须转化为汉化版的中国标准才能在中国商用，另两大标准WCDMA和CDMA2000也即将被宣布为国家标准。

　　这一天的到来意义非凡，它预示着大唐和中国的国产3G标准TD离一个目标和理想又前进了一大步，这个目标就是TD在中国的成功商用。

　　2000年5月5日，ITU（国际电信联盟）公布TD正式成为ITU第三代移动通信标准（3G）IMT 2000建议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自此有了自主知识产权的3G国际标准。但作为一种商用技术，衡量TD成功的真正标尺还是能不能产业化。

　　被宣布为国家标准，意味着审慎的中国政府对TD的大规模商用能力正式表示首肯，也是对之前“TD产业化专项技术试验专家组”做出的“TD可以独立组网”结论的官方认可。通俗地说，宣布为国标，意味着TD将获得独立组网的牌照，而且时间不会太久。

　　对周寰和大唐来说，TD成为国家标准也许不比成为国际技术标准更能让他们激动，却肯定更令他们感到轻松。“周寰和大唐终于可以缓口气了。”一位业内人士说。

　　大约从2002年开始，3G牌照何时发放成为中国通信行业年复一年的议题，每一年都有大量例行公事般的预测。“几月大限”这种预言落空多次之后，中国的3G问题逐渐异化为“TD问题”。对TD技术优越性和产业化前景的质疑不断出现，大唐为中国政府迟迟不颁发3G牌照背负了许多指责和压力，人们普遍认为，政府是在等待TD产业化的成熟，而大唐“动作太慢”。

　　事实上，无论与牌照发放有没有关系，中国政府对TD的早日成熟的确充满了殷望。大唐移动人士透露，“信产部、国务院的人隔三差五就去我们那边，都熟得不得了。”一位电信老专家告诉《商务周刊》，一位国家领导人在一次正式场合问大唐高管，大唐、中兴和华为当初不是在同一起跑线吗，怎么差距越来越大？令这位大唐高管一时无语。

　　一段弯路

　　“TD几次试验的结果到底是否足以支持大规模商用？”大唐一位人士向本刊表示，这个问题清华大学的王京教授最有发言权——他早些时候对TD的独立组网“持保留态度”，但自去年下半年以来，转而支持TD独立组网。这位大唐人士说：“他（王京）是最经常来大唐视察TD的专家。”

　　王京的三段经历使他对TD的成熟度的确“很有发言权”。1998年1月，“TD之父”李世鹤在“香山会议”上提出要向ITU提交3G标准后，王京就与北京邮电大学张平教授、现任清华大学副校长龚克教授一起直接参与了TD标准的起草和修改，直到当年6月向ITU提交TD标准的第一稿；1999年1月，国家发改委、信息产业部、科技部联合成立C3G（全称为“中国第三代移动通信系统研究开发项目”）总体组，组长是东南大学尤肖虎教授，王京是7名成员之一。C3G项目总投资2亿元左右，同时支持TD、WCDMA和CDMA2000三个标准的研发，其中TD研究的主要承担者是大唐；而早在1993年，王京还参与了我国“863”计划中第一个移动通信项目CDCT（中国数字无绳电话标准）的研发，李世鹤本人也参与了该项目。CDCT便是一个基于TDD（时分双工）技术的微蜂窝移动通信系统，与小灵通（PHS）非常相似，后来由于多方面的原因，这个项目没有形成产业化。

　　“我们是中国最早一批做TDD的人。”王京说，通过CDCT项目的经历和日后小灵通的推广应用，他清楚地知道，TD独立组网在理论上是没有问题的，关键在于其自身成熟度、产业链成熟度以及市场认可的程度。

　　王京向《商务周刊》介绍了一段历史背景，通过这段背景可以更好地理解TD曲折的发展历程，和如今“独立组网”对TD的重要性。

　　TD技术有TSM和LCR（低码片速率）两个版本，TSM标准的英文名是“TD-CDMA over GSM”，意思是基于GSM核心网的TD-SCDMA，因为TD是一个物理层传输的标准，可以依附于一个既有网络。从高层通信协议上，TD跟WCDMA也是兼容的。

　　2002年以前，大唐并没有做LCR标准，而是与西门子合作做TSM标准，也并没有强调独立组网。大唐一开始做的就是依附在GSM网上的3G传输技术TSM——类似于GPRS这样的2.5G的产品，由于GSM当时只能支持话音业务，而运营商在考虑推出数据业务，大唐希望用TSM覆盖中移动的GSM网络，用以传输高速数据业务——这正是2002年之后GPRS提供的功能。

　　后来，中国移动开始上马GPRS，大唐的TSM随之停止。到2002年，局势已经基本明朗：不会有人用TSM了。中国移动之所以没有选择TSM，开始是因为时间表的原因等不及，之后则考虑到虽然TSM的传输速率比GPRS高一些，但GPRS已经足以支持当时的数据业务需求，因此没有再上TSM。

　　TSM花费了大唐大量的心血和时间，却不能商用。“这是TD遭到的一个不幸。”王京说。

　　TSM折戟之前，2001年3月，TD在棕榈泉的RAN全会上被3GPP（3G伙伴项目组织）作为国际标准正式列入其R4版本，这个版本中，TD叫作LCR TDD（低码片速率TDD模式）。出于国际化的考虑，运营商此时明确表态，如果要上TD，必须上作为国际3G标准的LCR，而不是TSM。

　　在被运营商否定之后，西门子还想继续做TSM，因为当时大唐和西门子把GSM/TSM双模产品都已经做出来了，放弃意味着巨大损失，但大唐已经下定决心转向做LCR，这也成为西门子与大唐这对紧密合作伙伴分手的主要原因。

　　运营商的“同频干扰”顾虑

　　大唐决定做LCR之后，放弃了做WCDMA网络的补充的想法，决心用TD独立组网，随之而来的课题是解决“同频干扰”问题。而这一问题，至今仍是技术上左右运营商是否愿意运营TD，以及决定TD是否已经成熟到足以商用的最关键因素。

　　王京介绍，TDD的两大优势在于短距离传输和系统接入成本低，要独立组网，就得既覆盖小范围又能远距离传输，如果只能短距离传输，就意味着TD仍然要依附在FDD（频分双工）的网络上只起“热点”（hot spot）的作用。小灵通的案例证明，TDD技术一样可以远距离传输。从经济上考虑，TDD远距离传输和短距离传输的总体造价不会比FDD高，所以远距离传输不是TD独立组网的技术障碍。

　　但问题已经不在于网络覆盖能力，而在于TDD技术存在的“同频干扰”问题会导致TD只能异频组网而不能同频组网。

　　所谓同频干扰，是指无用信号的载频与有用信号的载频相同，并对接收同频有用信号的接收机造成干扰。2005年9月，信产部电信研究院通信标准所公布的TD测试结果中称，TD具备大规模同频组网能力。“现在这一问题在测试中已经得到很大的改善，但还需要在大用户量等试验环境中进行验证。”王京说，“有些改进在以后组网的过程中做，时间上都是来得及的，我认为这不构成TD独立组网的障碍。”

　　王京这么认为的理由是，即使刚开始异频组网，也只是会影响到频谱利用率和系统容量。同频组网可以提高系统容量，异频组网的系统容量低，但国家给TD分配的频段资源非常丰富，达到155兆，而3G的早期用户量不会很多，对系统容量的要求不高，“这意味着TD有条件异频组网”。

　　一般而言，每5兆频率可以容下3个载波，155兆即可以容下90个载波，王京介绍，一般4至7个载波就完全可以支持一家运营商异频组建一张网络，90个载波可以至少支持13个运营商异频组网。

　　作为一名技术专家，王京认为同频干扰已经不构成TD不能商用的理由，但他同时也承认，从商业的角度，TD如果异频组网，将不会得到运营商欢迎，而这也的确是目前运营商们“非常非常在乎的问题”。

　　运营商不欢迎异频组网的原因有两个，一是出于系统容量的经济考虑，用1个频段同频组网和用7个频段异频组网，容量相差若干倍。而运营商占用频段是需要给国家缴纳频段占用费的。

　　此外同频组网和异频组网的扩容成本也不一样。比如用户密集度增加，网络需要扩容，如果是同频组网，只需要加建一个基站就行。而异频组网则麻烦很多，如果要加基站，系统又需要大范围调试和优化。所以运营商出于频段规划的考虑，必然不愿意异频组网。

　　根据王京和大唐移动内部人士提供的一致信息，目前在系统设备方面，TD 还在大力解决并需要在大规模测试中验证的技术问题，除了同频切换和同频容量之外，还有智能天线的切换等问题。而在之前的室内测试和小规模外场测试中已经得到较好解决的技术问题，主要有小区内用户间的同步问题、智能天线跟踪高速移动用户、多个运营商同城网间同步等。

　　2004年，王京曾经在IEEE（美国电子工程师学会）的网站上以“WCDMA”为关键字检索出来500多篇论文，而用“TD-SCDMA”只检索出19篇论文，“这说明学术界较少关注TD，而群策群力的研究可以迅速帮助一项标准改进。”王京强调，GSM早期在香港商用的时候，曾被骂得一塌糊涂，“在产品开发和用户使用过程中的逐步完善对一项技术标准非常重要，有人觉得我们对TD太苛刻了，但新技术需要这样的过程，否则仓促规模化之后有可能会出现致命的结果，也许会把这个技术毁掉，即使它是一个好技术。”

　　大唐的苦衷

　　作为一家研发型公司，大唐上上下下对自己提出中国人自己的3G国际标准都充满了自豪和使命感。但在产业化能力方面，用一位老专家的话说，“大唐的确差点”。大唐没有产能，不能像中兴、华为那样能从设备和终端市场获得现金流来反哺研发，要完成TD的整个产业化进程，所需资金可能将高达数十亿元，与之相比，国家的投入仅是“杯水车薪”。巨大的资金压力曾让周寰对媒体发出“再过半年到一年的时间，大唐可能也撑不下去了”的叹息。

　　资金上的窘迫也体现于员工待遇上，大唐移动在移动通信业有“移动通信工程师的摇篮”美誉，实际是指由于员工待遇低于摩托罗拉、爱立信、朗讯等外企，大唐的工程师常常跳槽。一位大唐研发人员对记者说，到外资设备商企业去办事，常能碰到旧同事。

　　2002年1月，当时的国家计委拿出7亿元发起成立TD产业联盟，但对大唐说，这笔钱不是给大唐的，而是给TD的。尽管如此，国家投资一方面减少了风险，另一方面给了设备商信心：国家投入了这么多，TD在中国不会不上。“有了这笔钱，大家才会聚集，国家没有真金白银的投入，企业也不敢投。”一位业内人士评论说。

　　这之前的TD已经多次没有赶上3G时间表，比如早期方向决策上走TSM的弯路，以及后来LCR的研发也没有赶上WCDMA的研发进度。实际上，当初在C3G项目下，三大标准在中国的研发是同时启动的，如今中兴和华为在WCDMA和CDMA2000两个标准上的产业化步伐已远远领先，以至于国内某知名电信设备商不讳言的多次宣称，大唐的产业化能力太差，“若是交给我们做，早就做出来了”。对于此观点，一位专家点头说，“我绝不怀疑是这样。”

　　一位大唐内部人士对有没有制造业务的差别也颇有感触，他回忆2004年大唐与上海贝尔阿尔卡特合资之前，大唐自己的东西离产品化还有相当的距离，上海贝尔阿尔卡特投入之后，才帮大唐把生产流程规范化，“那老牌的有经验的制造商做出来的东西的确不一样”。在今年3月启动的规模网络测试中，中兴与大唐联合支持网通在青岛建网，他对中兴的出手“阔绰”印象深刻：“中兴‘咣’一下拉来20台基站眼都不眨一下，我们才巴巴地运去几台。”

　　在TD宣布为国标之后，大唐内部普遍有一种欢欣的氛围，“快熬到头了”。但该大唐人士并不认为大唐一定会随着上马3G而改变窘境，他抱怨到，配合TD的产业化是国家下达给大唐的一项任务，大唐与中兴、普天签署了技术授权协议，在TD技术转让方面对国内企业几乎免费，制造商不会掏钱向大唐购买技术；相反，国内制造商“在当初去3GPP的时候不肯出人出力，到现在又开始指责大唐试图对TD大包大揽”。他甚至认为，也许其他制造商靠TD发展起来的那一天，“TD做起来了，大唐也就死了”。

　　对此，一些外界分析师也有同感。“大唐是技术外溢型企业，有可能TD做起来后，大唐自己并不赚钱。”水木清华电信分析师沈子信说。

　　李世鹤透露，大唐正在摸索将来的商业模式。他强调：“大唐一定会好好的活下去。”据《商务周刊》所知，由国家工程院牵头的电信专家小组也正在专题研究TD将来的商业模式问题，其中包括新增专利的收费方法，联盟内外的知识产权共享如何区别对待等课题。

　　测试历程

　　由于中国3G牌照的发放很大程度上取决于TD的商用成熟度，因此TD的每次试验总是引人关注。2006年3月，TD规模网络测试方案正式确定，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网通三大运营商分别圈定保定、厦门、青岛三个中型城市进行试验，测试涉及大唐、中兴、鼎桥三家设备提供商。具体方案为：大唐和鼎桥协助中国电信在保定建网，中兴和鼎桥在厦门协助中国移动建网，大唐和中兴合作在青岛协助中国网通建网。知情人士透露，此次测试花费的资金由国家负担。

　　据本刊了解，到3月中旬，保定方面的进度不大，“设备过去得晚，还没展开”。青岛调通了两个基站，一个是覆盖一幢楼的微基站，另一个是覆盖小区的普通基站，“现在可以打电话了”。

　　经历了3轮外场测试的历练之后，此次真实网络环境下的试验将是TD商用前的最后一次试验，如果试验情况良好，能证明TD大规模商用风险足够小，中国的3G牌照很可能会瓜熟蒂落。

　　从2001年开始，TD的测试经过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01年至2003年9月参与信产部组织的室内测试；第二阶段是2004年4月开始的外场测试；第三阶段是2005年3—6月的专项测试，测试内容是TD产业化程度，六大基础运营商均有参与；第四阶段是2005年10月开始的预商用测试，测试的对象是面向消费者，测试重点是芯片、终端和大规模外场，主要解决TD系统设备和实际应用问题。

　　这次测试后来又被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去年10月到春节前，主要在北京和上海举行，运营商是中国电信、中国移动、网通和铁通，供货商是中兴、大唐、鼎桥、普天。这次试验之后，大唐在北京已经有20多个基站，而其在北京的RNC（基站控制器）最多能控制200多个基站，南北从北三环到学院路，东西从北太平庄到北辰路，都有TD的信号。除大唐外，鼎桥也在北京部署了TD基站。第二阶段即是3月份到今年夏天的三个城市的规模网络测试，将先后进行试商用网的设备选型、组网、模拟商用环境、终端测试，最后是网络实际应用，包括大话务量环境下终端与系统设备的应用情况。“这是预商用之前的最后铺垫。”沈子信说。

　　有消息说，这次试验按照时间表本该在去年底在北京完成，之所以延期到今年3月份，并加测3个中型城市，是因为去年10月份的测试结果不尽如人意。知情人士也对本刊透露：“去年说的只是在北京测一下示范网，后来可能对测试结果不太满意，想进一步测一下，于是决定去中型城市。”

　　2005年6月，有消息传出，TD外场测试可能会延期，6月21日，大唐电信总经理魏少军调任大唐集团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总工程师。业内人士称，“可能与TD试验的不成熟有关。”同日，《中国日报》引述多方消息称，在信产部组织的3G测试中，TD表现不佳。

　　据参与测试的人士介绍，目前系统设备方面的问题已经不大，关键是终端，发现的问题有“发射功率太低，射频有问题，待机时间短，通话质量差，时有掉线”。从2005年7月份开始，已经针对不同终端在不同的系统上的一致性测过3次，去年7月份参与测试的14个手机品牌中，通话率高的才达到70%左右——这一数据应在98%以上才能达标。不过到去年10月份再测的时候情况大有改观，“几乎把把通”。而据李世鹤透露，当时测的时候通话率很高的是几个国产手机品牌。

　　沈子信认为，对3G的成功来说，终端是关键，“如果终端不成熟，用户端就没有需求，网络搭建起来也没有用”。但他同时认为，一般来说，终端在系统成熟后半年至一年时间内成熟是可以接受的。

　　“中国政府的3G测试历程其实是3G的商用历程，从这个角度来看，TD离商用时间可以说近在眼前。”沈子信说。

　　李世鹤：“急什么急？”

　　穿着牛仔裤、矮矮胖胖的“TD-SCDMA之父”李世鹤已经从大唐首席科学家的位置上“退休”了，但他仍在大唐移动宽大的办公室里待着，职务是高级顾问。据说，这名对做官完全没有兴趣的老人继续待在那里，对大唐人“具有一种象征意义”。对门就是大唐总裁周寰的办公室，李的办公室比周的大很多。

　　见到记者时，李世鹤和善的起身握握手，然后径自慢悠悠的点上一支烟，之后香烟不断。

　　但这个和善而悠然的老头决不像看上去这般没有棱角。他在“文化大革命”中曾对造反派放言，谁敢动他的老师就要谁的脑壳；他曾在劳教期间以武力驯服过侮辱他的看守。当然最被美谈的一次，是通过“吵架”获得一个去美国学习移动通信技术的公派名额。这一步为他日后成为TD之父打下了基础。

　　面对记者，已过耳顺之年的李世鹤身上的刚烈气，在他以一口不疾不徐的“川普”演绎的谈锋中仍时时尽显。

　　《商务周刊》：TD已经被颁布为国家标准，对接下来TD的商用以及现在业界提出来各种牌照发放的方案，您怎么看？

　　李世鹤：运营的事情我从来不管，怎么去赚钱，不关我的事。现在专家很多，宪法保障了言论自由，每个人都可以发表自己的意见，如果做决策的谁的话都听，最后谁也不能做出决定。

　　《商务周刊》：有人说牌照不发是在等TD成熟，因为之前的测试中出现了很多问题，TD的产品成熟度目前到底如何，可以商用了吗？

　　李世鹤：一种新技术的产品化过程中，不可避免会有很多问题。技术和产品本身就是两回事，技术好不等于产品就一定做得好。现在有几十家公司在做TD的产品，有个别产品没做好是很自然的事情。一种新产品需要时间，在使用过程中发现问题进行改进，这是市场必须付的代价。3年前我在深圳开会，会上一个英国人说他们的WCDMA设备一天要死两次，再想一想1993年、1994年的时候，我们用的GSM手机一天要死多少次机，但现在你还能说WCDMA和GSM不行吗？外国人的东西错了就可以谅解，中国人的东西错一点就不行，这是什么理论？可以肯定，TD一年之后还会有问题，但不能因此就把它否定掉，那是因噎废食。

　　《商务周刊》：但国家在发3G牌照的问题上会不会等TD更成熟一些再发？

　　李世鹤：我不是决策者，我也从来不问什么时候发牌照。

　　《商务周刊》：TD的知识产权方面，业界有报道说大唐只占TD7.3%的专利，而高通声称自己拥有TD的核心专利。

　　李世鹤：你这些数据哪来的？

　　《商务周刊》：网上文章。

　　李世鹤：网上有几个字是可靠的？写这篇文章的人到底检索过专利表没有？我讲几个事实，2000年ITU批准3G标准的时候，全世界曾有200多家公司声称自己具有3G专利，后来欧洲的分析表明只有27家公司拥有WCDMA的专利。TD没人统计过，但我们信息产业部决定对它进行支持的时候不是胡乱支持，而是组织了大量专家评估过的。跟TD相关的专利多达几千项，分别为数十家企业拥有，其中重要的专利500多项，中国企业拥有其中的50%以上，剩下为20多家外国公司所拥有。

　　现在全球那么多科研人员、公司和大学都在申请专利，每年加起来申请上百万份专利，专利还有保密期，你只能查到已过保密期的专利，谁有本事把它查得清楚？大家都只知道自己有多少专利而不知道别人。

　　外国公司之间很少打专利仗，因为这是一个俱乐部，大家都有专利，一团和气一起赚钱，相互很好谈。大唐从来不急专利，我们是俱乐部里面跟他们平起平坐的，不要着急。大唐跟高通间没有专利问题。高通总裁跟我说了很多次，我们两家什么时候签个协议就行了。

　　《商务周刊》：还有观点说，等到TD商用了，高通就会来收专利费。

　　李世鹤：那是肯定的，中国没有核心专利的企业要准备高通来找麻烦，除了高通还有几十家会找来。岂止是专利费，知识产权分很多层次，专利费只是很小一部分，技术转让费比专利费贵得多，最值钱的是软件。我们已经把技术转让给了中兴和普天，他们都已经掌握了相关技术。

　　《商务周刊》：但是没有转让给鼎桥。

　　李世鹤：我们没有责任向合资企业低价转让技术。可以转让，但价格要按市场价格。对国内企业的价格是以扶持的方式转让，收费当然很低。

　　《商务周刊》：谈到低价转让技术的问题，大唐自己没有制造业务，技术转让又是几乎免费的，大唐以后的造血功能从哪里来？

　　李世鹤：大唐总是会活下去的。专利费我们已经宣布了对国内企业免收，他们以后的制造成本是最低的，他们还将走向世界。大唐用自己的创新带动民族经济的发展，这是一个任务，这个过程中大唐也是要盈利的，还要把欠银行的债都还清。

　　《商务周刊》：那会通过什么方式呢，大唐会自己做制造吗？

　　李世鹤：公司的具体运营模式我不便说，但你去看美国的思科和高通公司，他们有生产线吗？高通一年盈利十几亿美金，专利只占两三亿美金，他也有自己的产品，但没有自己的生产线。有的是人为你制造，很多企业都找过我们，急什么急？

　　《商务周刊》：您刚才谈到TD的国际化，现在国外有运营商找你们合作吗？

　　李世鹤：全世界已经有100多个运营商拿到了TD的频段运营牌照，这100多家运营商覆盖了几十个国家，他们都在等中国的成功，一成功他们就会上TD。客户已经花钱买了牌照等在那儿了，急什么急？

　　《商务周刊》：有人把TD跟日本当年的PDC（个人数字蜂窝系统）作比，担心TD会像PDC一样做成一个失败的“一国标准”，您怎么看？

　　李世鹤：PDC不是国际标准，TD是国际标准，这是本质区别。但日本当年搞PDC绝不是错误，也一点没有失败，日本的运营商和制造商通过搞PDC跻身国际一流企业的行列，他们不搞PDC早被外国货打死了。日本之所以变成电信强国，就是因为PDC培养起来了一批大企业，别忘了WCDMA是日本人最早提出来的。

　　《商务周刊》：TD联盟目前的产业链构建进展如何？

　　李世鹤：原来测试仪表方面比较弱，两个礼拜前终端综合测试仪刚刚做出来了，供不应求，一下子把国外几家大的仪表测试企业给镇住了。还有很多企业想要加入联盟，今年我估计要增加到30多家。

　　《商务周刊》：TD现在只有大唐、中兴、鼎桥等几家供货商，有人担心一旦大规模商用会出现产能不够的情况。

　　李世鹤：十几年前中国开始上GSM的时候，所有订单都供不上货，延期三个月、半年，那又怎样呢？影响什么了吗？

　　《商务周刊》：运营商会不会更愿意选择供货商较多的WCDMA？因为供不应求就会价格上涨。

　　李世鹤：供不上货与价格是两回事，中国的移动通信市场是全世界价格最便宜的，价格是签合同就定好的，供不上货还要罚款、赔偿。一个成熟运营商最多两家供货商，供货商多了责任划分不清。有三家供货商就足够了。

　　《商务周刊》：去年底TD的实验推迟到今年，又有人对TD成熟程度旧话重提。

　　李世鹤：国家要等待多家供货商，我们的设备去年上半年就测完了，但不是所有企业都在去年上半年测完了，有的是年底才结束。做大规模实验必须多家供货商参与。

　　每次TD测试出现问题就有人说三道四，其实出问题并不可怕，我们这里每天都会出问题，做技术工作就是为了解决问题的。这实质上是对本土技术的不信任，很多中国人老是喜欢进口的，谁用洋货谁厉害。落后一百多年了，中国缺乏韩国和日本的民族性，再也不能走那条路了。现在提出来中国人要自主创新，中国要真正强大起来，没有自己的东西是不行的，非要走这条路，不然永无翻身之日。这个过程中，一开始我们自己的东西受到怀疑是很自然的，我完全可以理解，这时候需要国家行为，需要全民意识。

(责任编辑：黄锫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