扩招的是是非非（上）

　　本专栏上周从经济角度谈教育。主要看法是，涉及十几亿人口的教育是一项庞大的事业，非分开来处理不可。在政府的法定义务教育责任还没有落实的情况下，财政性教育开支应集中于义务教育。对“非义务教育”，政府既然不可能包办，就应该向开放的产业学习，放松行政垄断，引入市场机制，动员更多的社会资源投入，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需要。

　　从这点出发，我对1999年以来我国的高校扩招，有肯定，也有批评。我认为值得肯定的地方，在于“扩招”的建议者和决策者不但看到了社会对高等教育的巨大需求，而且看得很准，并果断采取措施扩大供给。要批评的是，扩招仍然靠行政主导的体制推动，顾到了量，就顾不到质和结构，非要由市场来教训一下，才能再做调整。这样有褒有贬，结论是什么呢？结论就是再也不能靠行政机制来扩大教育服务了。

　　先从肯定的方面讲起吧。1998年全国应届高中毕业生521万，高校本专科共招生208.5万，也就是高中毕业生进入大学的占40％。考虑到我国的高中普及率本来就不高，全部适龄青年能够进入大学的比率——“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只不过9.1％。

　　以百人之众夺取9个机会，不消说竞争的激烈。我知道的经济学家中，惟有阿尔钦（A. Alchian）说得最到位——竞争是歧视的同义词。是的，竞争要分胜负，而每一种决定胜负的准则，无非是一套歧视的准则。如果“衣帽取人”是穿着华贵的歧视衣衫褴褛的，那么“分数取人”就是高分的歧视低分的。说竞争激烈就是说歧视严重，两者怎么样也是一回事。

　　拿我辈对高考的感受来阐释一下。1966年5月，我临近初中毕业。突然有一天大喇叭里宣布，所有升学考试一律停止。记得当时教室里一片欢呼——升学竞争终结了！那年月的升学，分数是关键。不过分数之外，还要看家庭出身和本人政治表现。就是说，是几种竞争准则并用，且可以互相折换——阁下出身不好吗？那你的功课就要特别优秀才有出线的希望。

　　过了好几年，毛主席才宣布“大学还是要办的”。那是文革高潮，不可能再用高考的办法。竞争依然，只是竞争的准则不再是“考试”加政审，而改为“推荐”。在推荐制下，文化高低没关系，但要由掌握推荐权和录取权的人“自由裁量”来决定谁有资格读大学。这套“比赛”反复进行的结果，一是出了几位“白卷英雄”，再就是后来连老外都知道的“关系（guanxi）”成了人际竞争的关键。“走后门”的泛滥成灾，应该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的。

　　邓小平主政后恢复了高考。分数挂帅卷土重来，家庭成分和空喊政治口号再不那么重要。“关系”固然挥之不去，不过一般排在分数之后——在同等分数线内，批条子和打招呼之类才有优先权。学生本人及其家庭的经济能力无足轻重，因为上大学国家包办，虽然收入差别对学生生活的影响一直存在。

　　我是1978年从黑龙江农场考入大学的。若问高考是否公平，个人的看法当然比“推荐”制好过十万八千里，因为若论搞关系，自己胜出的机会等于零。但是分数竞争也就是分数歧视。回想我们那个农场同年参加高考的有800多人，考到山海关以内的只有2个。高分真的就一定优秀？只有天知道。记得有一位中学时代的好友，当年学习成绩很好，也是一起下乡、一起复习备考的，只差2分就名落孙山！问他分数取人如何，到今天还是气不打一处来。怪谁呢？那一年被文革耽误的12届学生一起参考，“毛入学率”应该还不到2％。

　　回头说1998年，那平均100个适龄人口中不能进入大学的91位青年及其家庭，或平均100位高中毕业生中的60位落第学生及其家庭，他们究竟怎样看“高考”？要知道，此时距恢复高考已经整整21年，不得大学之门而入的年轻人连同其家庭人口，累计起来的总数该有好几亿！国民经济连年高速增长，城乡居民家庭的收入平均也增加了不少。消费品和服务的升级换代，早已蔚然成风。为什么偏偏就是这个高等教育，门面还是如此狭小，门槛还是如此之高？

　　教育包括非义务的高等教育，向来都是国家包办。举凡学校设立、学科和课程设置，考试科目、招生人数、录取分数和学位颁发，一切都在行政掌握中。因此，解铃还须系铃人，对高教严重不能满足社会需要的社会压力，当然就冲着政府而去。人们有理由问：为什么我国的“毛入学率”比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还要低一大截？为什么政府就不能多开办一些大学，扩大现有大学教育的规模？

　　应答的困难不少。比较明显的，是国家财力不足。据说培养1个大学生的平均年度成本是10000人民币以上。仅此一项，“毛入学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就要增加财力20多亿。早在1986年就立法规定为政府责任的全民义务教育，到1998年还在很大范围和程度上靠农民负担，财政预算怎么可能大手给高教拨款？至于为什么教育开支在整个财政预算盘子里的比重总是偏低，为什么讲了那么多年教育重要、政府盖了那么多楼、买了那么多车之后还是偏低，那就该问问决定国家财力分配的衮衮诸公了。

　　教育远远不能满足人民的需要，政府统管教育又囊中羞涩，怎么办？历史搭就了这样一个难题平台，单等一位经济学家出场。他叫汤敏，当时在亚洲开发银行总部工作。像许多炎黄子孙一样，汤敏当然关心国家的经济建设。根据他最近的陈述，“当时和议了一下”就决定给中国政府上书建言。汤敏上书的中心政策主张，就是“高校扩招”。

　　认识汤敏夫妇很久了，是朋友中最温文尔雅的两位。还知道汤敏和茅于轼老师一起，自己掏钱在河北农村试办农民小额信贷的实验，又在北京为进城农民工开办训练学校。真的很佩服，因为自己就做不到。当时拜读汤兄的扩招大文，认为他眼光了得。说起来满世界都是货物等着人来买，“买方市场”云云，偏偏就是那么几个领域——首当其冲的包括教育——依然还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多少人打破脑袋还是一位难求。人们对这样的现象熟视无睹，惟独汤敏清楚明白地指来：教育是可以通过政策调整迅速扩大规模的。从大处着眼，汤敏的扩招建议实在点中问题的要害：统管教育的政府怎么可以安之若素，对人民要求更多受教育机会的正当诉求置若罔闻？

(责任编辑：崔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