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模式，是以民营经济占主导地位所形成和展开的市场经济。温州民营经济何以强大起来，至今依然是谜。为此，我想通过分析温州民营经济起家过程，来解开这个谜。

　　有人说贫困而相对封闭的环境，导致温州穷则思变，纷纷走出去闯天下。我认为，这种解释是滑稽的。改革开放前，和温州一样穷甚至更穷的地方有的是，穷的地方都思变。但是，思变不等于能变。温州的不同之处在于它的“能变”。

　　温州为什么穷则能变呢？第一个功臣是“弹棉帮”。当年，温州很多乡里人靠弹棉花，行走全国城乡。计划经济时代，日常生活用品极度短缺。“弹棉帮”将市场短缺小商品的信息反馈回家乡，家乡就搞起小作坊，生产纽扣之类的小商品，借助足迹遍布全国的“弹棉帮”将小商品推销出去。温州民营经济就是靠纽扣起家的。检验一下这个起家故事，其中关于“弹棉帮”将信息反馈回家乡的重要性显然是被夸大了。在那个时代，人人都知道日常生活用品短缺。关键在于，温州人为什么敢于搞地下生产这一“违法”勾当？温州起家的特殊性，还不仅仅在于它在计划经济时代敢于非法生产小商品，这样的现象在全国各地都出现过。温州的特殊性在于，其它地方的地下工厂很容易被扑灭，扑灭之后也难以再起，而温州的地下工厂却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温州地下工厂的动力来自哪里？这就是“弹棉帮”的功劳了。遍布全国的“弹棉帮”是一张卓有成效的全国分销网。“弹棉帮”的身份是穷苦农民，他们利用上门弹棉花之机，顺便推销小商品，使推销活动既有成效又隐蔽，难以成为打击目标。小商品顺利推销出去，利润就有了保证。利润有了保证，后方的小作坊，即使在一场运动中被抄家没收，但风头一过，照样又悄悄干起来。这就是计划经济时代无法扑灭温州地下工厂的根本原因。“弹棉帮”也成为温州人战胜管制的最佳武器。

　　当计划经济松动，政府默认了小商品的生产销售活动之后，“弹棉帮”就扔掉了那张弹弓，转变为遍布全国的专业销售人员，渐渐地他们开始进军各地市场，占据城市里的商场。“弹棉帮”消失了，温州人组成的全国分销网却更强大更有实力了。如今这张网已经布向了世界，它既具有分销和分工合作的功能，又具有信息反馈功能。

　　问题之二，温州当年办小工厂的资金哪里来？这秘密就在于温州一直保持着的民间标会传统。

　　民间标会，尽管属于非法，实际上各地一直存在，甚至像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底层，计划经济时代也存在民间标会。不同之处在于，其它地方的民间标会只是邻里乡友之间为了一时的救急互助，资金规模很小。而温州的标会却不仅仅是为一时之急，更多的是为了抓住商机的股金聚集。

　　在改革开放初期，万元户作为富翁的标志，还只是绝大多数人的梦想，温州的民间标会就可以轻易集聚起几万元的资本，如今标会规模更是可以大到几千万甚至上亿。正是标会将社会散钱集聚为资本，使温州人能迅速抓住在全国各地甚至世界各地出现的商机。近年来媒体不时提及的温州炒房团、炒煤团、炒股团，很多都是标会的资本。

　　为了抓住商机而集资的标会由于所需资金量大，参与者常常将自己的全部财产投入进去，有的甚至是借债投进去。这种标会涉及到利益和风险复杂分配形式，其前提是对主持人的信任。虽然偶尔也会出现借助标会欺诈他人钱财的丑闻，但总的来说，温州标会的信誉是可靠的，这才使得温州的民间标会经久不衰。温州的地下钱庄也运转良好，十分兴旺。

　　标会和地下钱庄兴旺的背后，是人与人之间的信用关系牢靠。这才是温州所特有的现象。在中国社会道德水准普遍低下、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几乎荡然无存的情况下，温州为什么能建立并保持社会信用呢？以我之见，温州各地教会无意中成了凝聚社会信用的场所。温州信教人数众多，温州民间标会和地下钱庄基本上在邻里乡亲和同一个教派的教友中产生和运作。世界上虔诚信徒有很多，教堂更是随处可见。但是绝大多数教堂里的教友，出了教堂就互不相干了，为什么温州教友之间能建立起牢靠的信用关系？

　　温州人在计划经济时代从事地下经济活动，必然对所有参与成员的忠诚有很高的要求。假如动辄出现告密者，温州地下经济就会轻易被查获破坏。考虑到地下经济通常都是在同一个教会的教友之间发生，我们就可以大概明白其中的情形：当时的温州人信仰非法宗教，在政治上已属非法，而非法信教者之间如果还合作搞非法地下经济，又犯下了破坏计划经济罪。这双重犯罪无疑加强了教友之间的忠诚度。如果出卖教会、出卖教友，会损人不利己。而相互的忠诚却可以带来经济上的好处。经济上的好处反过来更加坚定了他们的信仰，更加强了对教会和对教友的忠诚。此时，忠诚既是他们人身安全的保障，也是获得财富的保障。正是这精神和经济上的双重共谋，使得温州教友之间建立起牢固可靠的信任关系。这样的信任关系进入到市场经济时代就成了一笔巨大的社会信用资本。这笔社会信用资本，全中国除了温州没有第二个地方拥有。这才是温州人容易发财致富的秘籍。

　　教会在温州，并不仅仅是一种精神信仰，它同时还具有经济组织功能。正是这经济组织功能，使得教友与教会的关系极为密切和牢固。因此，信教对温州人来说同时还意味着加入到哪张商业人际网络的问题。有这张互相信任、互相提携、互相帮助的人际网络，个人创业成功的可能性无疑就大多了，而这张以信用为原则的网络，反过来又促进网络中的每个人去自觉遵守和捍卫信用原则。

　　那些将苏南模式与温州模式作比较研究的文章，都认为苏南模式是集体经济，温州模式是个体经济。这是停留在所有制形式上作比较的结果。经过对温州模式层层剥笋式处理之后，我们看到，改革开放以来，温州是中国惟一不靠外资也不靠政府特殊政策发展起来的区域经济，他们不但在本土获得发展还成为进军海外的大军。这说明，社会信用远比外资和特殊政策更重要。

(责任编辑：崔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