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国务院官员、达沃斯论坛参与者、华尔街名流、智囊机构研究人员以及欧洲联盟领导人对西方“经济国家主义”的兴起忧心忡忡。

　　金融新闻和欧洲报刊显示，经济国家主义成了西方国家公共政策领域的禽流感，把保护主义病毒从一个社会传到另一个社会。

　　针对法国总理多米尼克·德维尔潘以“经济爱国主义”为由反对一家西班牙企业接管一家法国能源企业，欧盟委员会主席若泽·曼努埃尔·巴罗佐3月初斥之为“国家主义论调”。

　　这类争论在欧洲远比在美国激烈，因为欧洲面临更严峻形势。欧洲经济步履艰难，移民等问题又在酝酿一场文明危机，再加人口减少和老化以及军事虚弱无力等。

　　即便在美国，相同论调也已风行多年。把项目外包给海外企业或者把总部迁往海外在许多自由派和不少保守派人士看来是“不爱国”。

　　在美国，反对自由贸易的左派和右派论点有着惊人相似之处。过去几十年间，美国人对自由贸易的一致支持分化为两种并行的世界观：国家主义和社会主义。就经济政策而言，国家主义与社会主义难以区分。把某个行业国家化以后，实际就把那个行业社会化了。

　　毕竟，贸易保护主义对外国人和美国穷人都不利。

　　历史上，已故美国总统罗斯福、杜鲁门和肯尼迪是经济国家主义者。就策略而言，自由贸易符合他们的利益。而当美国不再是世界制造商的时候，民主党也还竭力坚持自由贸易原则，即便以选票为代价。保守党则面对相反的挑战：即使自己这边充斥着工薪阶层选民、即爱薪水而不爱亚当·斯密的选民，也要继续支持自由贸易。

　　然而，正为在竞选中打败共和党人而不惜一切代价的民主党人意识到，现在正是把全部经济观点都用爱国主义语言重新加以武装的大好时机。不少共和党政客也要在这块阵地上与民主党政客一决雌雄，于是也开始把自己的经济政策改头换面，适应文化保守主义。

　　如果沿着这条路走下去，美国不久会面临与欧洲一样的问题。

(责任编辑：孙可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