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记，金钱具有孳生繁衍性，金钱可生金钱，孳生的金钱又可再生，如此生生不已。五先令经周转变成六先令，再周转变成七先令三便士，如此周转下去变到一百英镑。金钱越多，每次周转再生的钱也就越多，这样，收益也就增长得越来越快。谁若把一口下崽的母猪杀了，实际上就是毁了它一千代。谁若是糟蹋了一个五先令的硬币，实际上就是毁了所有它本可再生出的钱，很可能是几十英镑。

　　……

　　假如你是个公认的节俭、诚实的人，你一年虽只有六英镑的收入，却可以使用一百英镑。

　　……

　　一个人若一天乱花四便士，一年就乱花了六个多英镑。这，实际上是以不能使用一百英镑为代价的。”

　　说这话的，是本杰明·富兰克林，《独立宣言》起草人之一，乔治·华盛顿的密友，著名物理学家，公立医院发明人，人权运动家。这一被马克斯·韦伯认为极能体现资本主义伦理和精神的话，应该刻在今天每家银行的门口。

　　因为，如果我们不钻牛角尖的话，去银行存钱，是最实践富兰克林思想的做法了。所以说，今天的中国人是最具美国开国精神的群体，扬言要对中国进口货物一律征收27.5％的美国参议员舒默、格雷厄姆难道不该惭愧至死！

　　中国人爱存钱，基本上属于一种血缘性的文化传统。存钱如何，被过去的中国人视为头等大事。汉武帝远征匈奴，把爸爸景帝、爷爷文帝攒了几十年的钱花个精光，只好下“罪己诏”——封建时代的皇帝搞自我批评的，三数人而已；开元盛世，在杜甫眼里就是相当地会存钱——皇家钱库里，钱堆积如山，多年用不着，串钱的绳子都烂了；乾隆盛世，国力前无古人，存钱自然达到巅峰，和珅贪污了10亿两白银，其中三分之一左右为现金，清政府30年的财政收入存在家里——什么概念啊，后来乾隆儿子嘉庆镇压白莲教起义，前后十几年，才花了2亿两！所以，谈存钱，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绝非俗事。“竹林七贤”之一的王戎，最大的乐趣就是跟老婆在家数钱，一遍数乱，再来一遍，整天乐此不疲，自然，他们雅称钱为“阿堵物”。

　　存钱多而成为问题，前人不敢想象。1937年是解放前中国GDP最高的一年，总共才100亿法币。而前一段时间官方统计，中国在GDP超过18万亿的同时储蓄也超过了15万亿。70年间，中国财富的增长似乎真的佐证了富兰克林鸡生蛋、蛋生鸡式的演绎。美国人从当年中国的同情者变成当今中国的提防者，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唯物史观也有“看不见的手”！

　　中国人为什么爱存钱？富兰克林及其同胞的意见：赚钱多的，说明是上帝的宠儿，将来能上天堂。发现“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的中国人，其实一直就不怎么信神，所以不会想到为玉皇大帝攒钱。至于动辄谈“摸一”（M1）、“摸二”（M2）和“金钱拜物教”的某些经济学家们，他们对结果的阐释历来精明于对原因的关注。房子、教育、医疗的桎梏他们并非不知道，但高储蓄影响人民币和美元汇率的精深分析，内需不旺作为一个结果对中美贸易逆差的制约等等，是他们更擅长的——如何解决内需不旺，如何让老百姓痛快地花钱，他们把类似的问题交给了爱思考的和不得不思考的政府和百姓。

　　比较起来，虽然被关注的程度最高，但高房价其实是我们所面临的难题中较轻的，一来房价构成我们小老百姓财富的重要部分，二来它有个底，60万、80万、100万，花完了，就完了，说不定还升值；教育呢，捧着数以万计的择校费只担心别人不要的家长们，其实对投资的结果并无信心，而跟地区差异（小到马路对过的两个学校，中到一个城市的不同区县，大到不同省市之间）赤裸裸结合在一起的歧视更不是钱所可以解决的；对医疗的理解，则需要宿命层次的智慧，比如前段时间闹得沸沸扬扬的天价医疗费问题，500多万的巨额费用，“只有”20万的乱收费，进过医院的都知道其实很“正常”——才4％的误差嘛，何况500万的医疗费也不是谁都出得起的。简爱说，当我们走进坟墓，站在上帝面前，我们是平等的。其实也不。

　　当所有重要的东西都处于老百姓不能把握的状态时，他们选择了存钱。因为钱是一般等价物，虽然并不一定全然可靠，但却是小老百姓赖以取得优质教育、优质医疗等优质资源的主要途径。在长期的反复实践中，养成了对积攒金钱的无比喜爱。所以，当国家科学奖得主吴孟超先生说绝大部分医生不收红包也会认真做手术时，老百姓们真的不是怀疑医生们的正直，而是拒绝放弃长期养成的生活惯性——他们攒钱的初始目的就是要在他们认为重要的时候使用。求仁得仁，谁曰不宜？

　　说起来，15万亿的这样一个数字，其实也未必就威猛得像某些经济学家嘴里的“老虎”。平均每个国民才1万多一点，在上海这样的城市也就够买1平米或2平米的房子，不够一个市重点小学的择校费，当然也不够开一个胆结石之类的手术。在投资增幅虽有所下降、但也保持“两双”水平的情况下，似乎也不急于让这一部分钱加入投资的洪流。折合2万亿美元不到、不及纽约金融市场一天成交额的当量，更不会成为某些人危言耸听的因素。所以，问题并不在于15万亿这个数字的“大”，也不在于以13亿为分母的“小”。

　　而在于，老百姓在何种基础上，可以像富兰克林设想的那样以1万元的储蓄，办15万元的事情；又以何种条件进行“周转”，可以把他们的钱变成 “下崽的母猪”。

　　（作者系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教授）

(责任编辑：任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