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松奇　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　教授

　　在一个讲究公平且有效率的经济体系中，对穷人发放贷款，一定要有政府的引导性政策或相应的财税政策支持，如果执意让银行参与这样的行动，那银行也肯定会通过市场细分将这些贡献度留给那些中小银行和社区性银行，而这些银行也将按照商业原则主要对穷人的创业和发展性贷款需求提供支持。到目前为止，全世界很多研究银行问题的专家都没有找到“支持穷人比支持富人在经济上更划算”的充足证据，但是那些观念型经济学家却已把对穷人创业及中小企业贷款需求满足的问题提升到了“公平、正义、所有人发展机会均等”的理论高度。

　　我们常常讲结构调整，结构调整不单单指产业产品及所有制结构的调整，它理所当然地包括收入结构、融资结构等方面的调整。给穷人发放创业性贷款，对中小企业提供充分的融资支持，实际上就是收入结构和融资结构调整的具体行动。

　　在过去28年的改革开放实践中，我们遇到了三个难以解决的矛盾：（1）中国总体经济发展速度很快但全社会成员在财富分配上的所得结果极不均衡，贫富差距有愈拉愈大的趋势；（2）以城乡居民储蓄超高速增长（年均在16%以上）和外汇储备加速累积为特征的内源储蓄过剩与县域经济、中小企业特别是农村金融服务严重不足的状况形成了巨大的反差；（3）银行系统自身改革力度进一步加大，系统性风险越来越低，但以流动性过剩为内容的运行低效特征却越来越突出。

　　对于贫富差距日益拉大，有些经济学家将其原因简单地归结为一个提法：即“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认为这个提法使得各级政府的政策重点出现了偏差。这显然与实际不符。中国经济是转型经济，计划经济体制的最大弊端就是压制市场、损失效率、全社会成员都在走一条共同贫穷的道路。在这样特定的背景下，提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实际上是一种历史性进步，这种提法的背后涵义就是“发展是硬道理”。对一个经济体来说，首先把经济搞上去，把国民收入的“馅饼”做大，人们可参与分配的财富越多，方方面面的矛盾才越容易处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效率优先是一条不可替代的基本法则，而兼顾公平，也不是简单的劫富济贫，而是要让所有的人都拥有市场进入、参与竞争的自由，即首先做到机会均等、机会公平。尽量杜绝不公平就是注意防止少部分人运用权力在经济运行中的不当得利行为，在全社会各个领域中反对腐败、反对浪费，同时对社会弱势群体在教育、就业、创业方面的机会获取进行适当的制度安排，这才是公平的真正要义。

　　内源储蓄相对过剩与银行系统的流动性过剩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两个问题，它集中反映的是中国金融体系在疏导储蓄投资循环流程中所存在的机能性障碍。中国的融资体系以银行的间接融资为主，到目前为止，间接融资与直接融资的比重大体为10：2，大量的金融资源由银行来执行再分配职能。在银行系统中，又由工农中建四大行占绝对统治地位。这四大行不仅存在着国有企业的体制性缺陷，而且由于分支网络庞大，业务层级繁复，也自然有着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家赖宾斯坦（Leibensitein）所提出的“X———非效率”特征。例如，自1998以来监管部门将每年至少降低3个百分点的不良率作为考核各个银行管理者的一个重要指标后，各个银行普遍出现的情况就是授信业务权力的上收，而贷款坏账责任的终身追究制度也使得各银行的基层行长们乐于将贷款权力上交。

　　在工农中建这样的四个业务层次（支行———二级分行———一级分行———总行）的体制下，自然就形成了两个效应：一是资金来源方面的“虹吸效应”，即基层组织吸纳的存款层层上交，大量集中于总部；二是授信业务中的“挤牙膏效应”，即基层分支机构的贷款权力越来越小，上级行对下级行上报的客户贷款申请用逐层审批的方式一点一点地审批解决。这两个效应综合作用的结果就是大银行的授信业务效率越来越低，而流动性过剩则越来越明显。

　　现在，我们业已看到，一些大银行已提出要重视发展中小企业贷款业务的问题了，但大银行注定做不好该这项业务，要想在全国范围内把中小企业贷款业务真正推动起来，还要靠搭建新的制度性平台来解决。例如，可以放开县域经济和农村的贷款机构审批，只要不吸收存款，民营资本可以自由组建小额信贷机构。再比方说，工农中建的县以下支行可采取整体转制的办法送给地方政府，转变为地方性社区银行。

　　此外，为了配合信贷市场的改革，一些经济发达地区还可以试办场外交易市场，允许那些具有较高成长性的企业发行在地方性股票市场流动的股票，为创新型中小企业提供直接融资的便利，如此等等。

　　总而言之，中小企业的贷款及融资问题，其实并不难解决，关键在于我们能不能解放思想，拓宽思路。

(责任编辑：崔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