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慈善冠军是年过八旬的深圳彭年酒店掌门人余彭年，他将自己20亿元的财富捐给社会

　　这是一个春暖花开的季节。

　　一年前，2005年4月，英国人胡润在“新浪财经”推出“胡润2005中国内地慈善家排行榜”，尔后中国社会工作协会企业公民委员会与《公益时报》共同编制的“2005中国大陆慈善家排行榜”也在4月发布。一时间，热衷者众，于是，有人预言，中国慈善事业的春天即将到来。

　　在2006年这个春天，《瞭望东方周刊》第一时间推出《胡润2006中国慈善家榜》，共同记录中国慈善家的善行。

　　排行榜候选人范围是有捐赠行为的中国大陆企业家，民营企业家若控股公司50％以上，企业捐赠计入个人捐赠数额。2003年至今的捐赠和有法律效力的承诺捐赠都在统计范围之内。

　　胡润百富发布的报告指出：我们今年第三次推出中国慈善家排行榜，欣喜地发现，随着去年百富榜上榜企业家财富迅速增加的同时，慈善捐赠的额度也呈现上升趋势，榜上的100位慈善家中有54位来自去年的百富榜。

　　无疑，这是一个可喜的指标变化。在榜单上的各项数据与人名发生显著变化的同时，更重要的是，与慈善事业息息相关的各种大小“气候”也发生了可喜的量变。

　　八旬富翁荣登慈善冠军榜

　　今年的慈善冠军是年过八旬的深圳彭年酒店掌门人余彭年，他将自己20亿元的财富捐给社会。余彭年的捐赠颇具特色，全部用于白内障病人的复明手术即彭年光明行动。黄如论依然热衷于捐赠教育，他曾蝉联前两届慈善家榜冠军，今年以4.47亿元的捐赠位列第三。

　　榜上前50位企业家从2003年至今累计捐赠近51亿元，而去年榜单发布时的累计捐赠额则为13.5亿元，由此足见慈善事业在过去的一年里发展速度之快。

　　报告显示，在过去的一年里，企业家们更关注慈善了，甚至可以说，企业家更加有渠道去关注慈善了，政府、企业和非盈利机构之间的关系在慈善领域更加和谐。

　　从2003年至今，榜上的100位慈善家共捐赠了56亿元人民币。捐赠过亿的慈善家就有六位。2005年榜上的50位慈善家中有24位来自《2004胡润百富榜》，而2004年的慈善家排行榜上只有17位。今年有54位百富英雄上榜，除去排行人数由50人变为100人的因素之外，更多地体现为中国企业家慈善事业热情的高涨和社会责任意识的觉悟。

　　胡润表示，民营企业家由最初的单纯追求利益到今天的热心社会公益事业、主动承担社会责任，这是企业公民意识的觉醒。慈善对于纳税、提供就业岗位来说是企业第二位的责任，中国企业家把对人的关爱和对弱势群体的帮扶，与追求企业利润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是中国的民营企业家日渐走向成熟和理性的标志。

　　胡润说：同这些企业家交流，从他们身上感受到最大的变化是不像以前那样不了解慈善，“他们现在对慈善比较熟悉、比较热衷。第二个变化是，捐款的数字越来越大，他们也越来越有钱，今年有很多人超过了去年的榜首，能够看得出，他们有想做慈善的愿望。”

　　在胡润看来，去年一年的慈善事业形成了一种气候，这种气候，前所未有地宜人。“不要忘了中国慈善事业复兴的历史还很短，10年之前几乎没有专业的上规模的慈善机构，中国红十字会虽然有近100年的历史，但是20世纪90年代才上规模，国内捐款才超过国外。”胡润提醒说。

　　“比尔·盖茨也是在41岁以后才进军慈善界，可以看到，中国的企业家的经济条件越来越好，一些企业家做得越来越稳健了，他们从社会政治经济各方面都能够对未来有一个比较稳定良好的预期，从这个角度说他们可以腾出一部分财力精力做一些慈善了。”胡润说。

　　政治气候推动慈善事业

　　“这首先是因为政策支持，越来越多的领导关注构建和谐社会，贫富差距，这是大的政治环境。”胡润对《瞭望东方周刊》表示。

　　教育、社会公益和健康以及一些突发性灾难事件仍然是企业家们热衷的捐赠领域，这也无形之中促进了社会对这些领域的关注程度，甚至会影响国家的一些政策导向。

　　胡润注意到今年“两会”期间温家宝总理所说：“在全国农村普遍实行免除学杂费的义务教育，这是中国教育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必将对全面提高国民素质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这就意味着中国今后不再需要希望工程来办小学了，希望工程可以腾出更多的财力和人力来做类似教师素质培训等领域的事情。”

　　其实，早在去年“两会”上，“发展慈善事业”就已经成为代表、委员们一个热议的话题。一年之后,“慈善”一词大有愈来愈热之势。

　　慈善之热有深层次的原因。既然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已然确定，那么如何实现社会和谐，如何消除社会中的不和谐因素，就成了建设和谐社会的关键所在。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教授周孝正告诉《瞭望东方周刊》，所谓和谐，是针对矛盾而言的；而矛盾首先表现在利益的分配上。转型时期中国在经济发展迈入“快车道”的同时，社会分配的差距也在不断扩大。社会能否和谐，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果在不同阶层和群体间的分配是否合理、公平，是否能够为大多数人所认可。

　　从极富和极贫两个基数来看，有一组被广为引用的数字显示，中国目前大约有1000位亿万富翁，300万位百万富翁。与此同时，还有一个数以千万计的群体尚未根本解决温饱问题。据中国人民大学公布的社会研究报告《走向更加公正的社会》称，如果将城乡贫困人口、失业人员、农民工、残疾人等各类人口汇聚到一起，再扣除重叠部分，可以估算出目前中国困难群体大约有1.4亿~1.8亿人。贫富差距已经成为影响社会协调发展和长治久安的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毋庸讳言，改革开放26年来，中国经济取得了巨大的历史性的飞跃，然而，经济的高速发展，使贫富收入、地区以及城乡差距全面扩大，带来了社会矛盾的尖锐化。能否解决好这些矛盾，是一个关系到能否成功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大问题。

　　这被认为是“慈善”这一“第三次分配”在近期为什么被热议之原因所在，也是“慈善”为什么被政府、媒体和社会各界共同关注之所在。

　　如果说第二次分配是第一次分配的补充，即政府弥补市场不足，那么第三次分配则是第二次分配的补充，即民间捐赠弥补政府之不足。“第三次分配”这种不是通过利益驱使或行政手段，而是个人自愿地以慈善、志愿或互助为形式的资源流动，不但可以从物质上缓解某些群体的困境，还可以从心理上、情感上消除不同阶层的隔阂和对立，进而在价值上形成一定的共识。

　　因而，发展慈善事业，对改善贫苦和困难群体的生存状况、缩小贫富差距、缓解社会矛盾、提升社会凝聚力、增进中华民族的团结与融和，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哪一种经济都需要企业家，没有企业家，没有一种经济能成功。所以邓小平说，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应该看到，慈善的概念也是先富带动后富的一部分。”胡润说。

　　近年来，中央高层的决策对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助力不少。2004年9月，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决议第一次把发展慈善事业提高到构建和谐社会的高度来认识。

　　在2005年的“两会”上，温家宝总理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里第一次写进了“支持发展慈善事业”。全国人大代表、上海市慈善基金会理事长陈铁迪在“两会”期间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虽然《报告》里只讲了8个字，但内容很丰富，也很令人振奋，8个大字有力量，因为这是中央政府的表态。它让我感到慈善事业的春天就要到来了。”

　　在已公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十一五”规划的建议中，有关和谐社会的阐述，提出了“加快发展社会事业，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更加注重社会公平，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支持社会慈善、社会捐赠、群众互助等社会扶助活动”等。

　　浙江一枝独秀

　　在地域特色方面，由于受到地区经济发展和文化渊源等因素的影响，仍然是出生在浙江的企业家占百人榜最大比例，其次是广东，上海和江苏则平分秋色。这些年来，慈善领域的这一地域分布格局基本未变。

　　浙江一枝独秀，出生在浙江的慈善家达到29人，比后四个地区的总人数还多。可以说，慈善事业已经在浙江形成气候。

　　慈善榜上排名第五的吉利集团董事长李书福对《瞭望东方周刊》评价“浙江现象”说，第一这是一种进步的表现，社会进步到一定的历史时期，企业进步到一定时期，企业家进步到一定时期，这样的良性局面就必然会出现。在浙江，可以预计，已经快到这个时期。

　　经验表明，除了经济发展程度，一个地区慈善事业的发达与否还与能否找到与该地区经济发展紧密联系的慈善制度创新有关。

　　在数据采集的过程中，胡润团队发现，近几年，尤其是2005年，在江浙地区出现了“留本冠名基金”的捐赠方式，即基金的本金仍留在企业运作和管理。企业与慈善总会订立合作协议，承诺在若干年内确保每年基金增值10%，并将增值部分全部捐赠给慈善总会。慈善总会根据捐赠企业的意愿，实施专项救助，并将每年救助情况向企业通报，安排捐赠者与受助者直接见面。这种形式在界定捐赠额度的过程中出现了一定的分歧，但无论如何，它还是从某种程度上推动了慈善行业的发展，调动了企业捐赠的积极性。

　　这一新的模式在宁波、台州等地发展迅速，仅宁波市的鄞州区一个区就已有80多家企业建立起了这类基金，累计金额达到5725万元。仅去年就有16家企业建立了企业“留本冠名基金”，计595万元。据统计，去年全区1700家规模企业中，有逾1100家企业参与了捐赠，共捐款1551万元，占社会总捐助额的64.7%。

　　事实上，由10年前的政府推动型筹款，到率先推出专业化运作的大额留本冠名基金，发展成为目前全国最具影响力的市场化运作“慈善年夜饭”的慈善品牌效应，浙江慈善事业，一直在沿着专业化模式良性运作。

　　中华慈善总会会长范宝俊认为，浙江逐步摸索的慈善工作职业化运作模式，值得全国借鉴。

　　浙江省慈善总会秘书长李刚表示，目前，浙江省慈善机构累计筹款23亿元，名列全国各省区首位，同时16亿元的留本冠名基金，每年还能为浙江慈善事业捐献超过8000万元，这些成绩的取得，与各级慈善机构日益推广的职业化运作密不可分。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前所长资中筠研究员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只有职业化才能提高慈善事业的公信力和企业对慈善项目执行能力的信任，才能为企业慈善捐款解除后顾之忧，从而激发全社会参与慈善的热情。

　　辉煌与尴尬

　　按照胡润百富的分析，捐赠方式主要有三种：直接的项目捐赠、通过慈善机构的捐赠和企业家自己设立基金。

　　今年慈善企业榜中引人注目的一点是基金会的地位凸显，在慈善家榜上有一半以上慈善家的捐赠是不通过慈善机构的，前十名中就有八位是通过自己的基金或者直接捐助的方式进行慈善活动。

　　胡润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我更赞成基金会的这种模式，李嘉诚基金会和他的企业是脱离的，是他个人的基金会。企业有这个基金，它的总裁管理这个基金，他怎么用这笔钱透明度不高；比方说比尔·盖茨的个人的基金会和微软是没什么关系的，比较独立。”

　　胡润认为，“基金会排这么前面一是因为他们都是最有钱的人，他们又往往是最慷慨的人，这个并不意外。你可以看到几乎全是香港人，做得比内地的企业家要早很多，也相对比较成熟。”

　　可以发现，有不少内地籍贯的慈善企业家如杨澜、李金元也选择了到香港设立个人基金从事慈善事业。

　　与杨澜共同拥有阳光文化基金的吴征告诉《瞭望东方周刊》，由于在具体操作上，内地还不允许成立个人基金会，“阳光文化基金”选择在香港成立。“我们情愿在北京，杨澜三年前就在政协提出了慈善立法的提案，今年也提出了，还在中央台和民政部李部长对话。选择香港，因为香港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部分，毕竟香港的法律比较完备。”

　　“对于个人基金会，中国大陆不做登记，实际上这个规定局限性很大。我把它叫做怕个别的人坏事，不让多数人做好事。实际上有很多的外国的资金投入大陆做慈善，我叫它‘灰色地带’。” 资中筠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资中筠说，“灰色地带”，也就是在合法与“非法”之间、政府与非政府之间、公营与私营之间的地带。正是在这一区域内，近年来各种民间公益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兴起，对教育、扶贫、救助妇女儿童、关心老弱病残、环境保护及学术研究做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这一现象也说明一方面社会存在着大量的对公益事业的需求，另一方面也孕育着丰厚的财源和善心的潜力，二者汇成不可抗拒的潮流。

　　无论是设立在香港的基金会还是那些出现在“灰色地带”的公益组织，在资中筠看来都是对中国慈善事业的有益推动力。

　　二者在中国慈善事业中如此重要的作用，与其说是一种辉煌，毋宁说是一种尴尬。

　　资中筠说，“中国的企业公民要真正觉悟起来的话，要使中国的民营企业家地位进一步被保障、更有安全感。私有财产写入宪法也是近两年的事情，现在在很多领域还存在不平等竞争的情况。企业公民意识需要有充分的公民待遇作为基础。”

　　“另一方面，企业家素质、现代化的观念也很不够，开始有一些觉悟，只是刚刚开始。”

　　有社会学家指出，内地的慈善之路遇到的“坎”，贫富差距、城乡差别、伦理道德固然是“根”，而慈善事业相关法规不完善也是原因。上世纪末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对慈善事业的发展给予了支持和保护，使捐赠业务的开展有了法律依据，但对慈善机构的法律地位、支撑体系和运作规则缺乏专门的规定。

　　据悉，“两会”期间，有代表、委员针对《企业所得税法》、《个人所得税法》等相关法律提出修改建议。而已经进入起草阶段的《慈善事业促进法》也将通过简化免税程序，提高免税额度等手段促进个人积极进行慈善捐款。

(责任编辑：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