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工潮自上世纪90年代兴起以来，社会学家们一直把农民工群体视为一个水池，不断有水从池外（农村）流向池内（城市），同时也有水从池内流回池外。目前，站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角度看，进城农民是否应该大部分留在城市？留下来之后，如何解决他们的社会保障？

　　新一代农民工进城：“不打算回去了”

　　“一个农村青年来到城市，他首先需要工作，需要一个职业规划，这个规划可以是打工、积累经验，跳槽、培训、晋升或者改行以及深造等等。同时，他还要生活，因而还需要一个人生规划，诸如谈恋爱、结婚，租房、买房，抚养子女，治病养老等等。但以前的城市发展战略和社会政策制定恰恰忽略了后者，只强调发挥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把农民工40岁之前年富力强的时段使用完后，交回农村了事。实际上这是对农民工积累技术经验的浪费。而农民工自己却不会忽略人生规划，他们同样有自己的梦想。”国务院研究中心农村经济部研究员陈剑波对《中国经济周刊》表达了他对农民工留在城市的看法。

　　城市的生活是五彩缤纷的，而农民工却只能隔栏而望。清一色的男性，企盼的眼神，充实的爱情和美满的生活好象远在天边一样。

　　而他的这种看法，也正代表了目前城市农民工的生存现状。

　　4月2日傍晚，北京南三环洋桥附近一个简陋的“话吧”里，四川农民秦士贵和儿子正在给家里打电话。

　　大约15分钟后，这两个人才打完电话走出“话吧”。

　　无论形象还是气质，老秦和他儿子小秦正好是老一代农民工与新生代打工族的真实写照。这一点，从爷俩的衣着打扮上，便可轻易区分：老秦头发蓬乱，衣着简朴，一脸的沧桑；小秦的穿着则和城里年轻人没什么两样。

　　老秦43岁，2000年来京，在洋桥附近的一个水果摊卖水果。小秦19岁，初中没毕业就辍学在家，先是跟舅舅在家乡的县城学修车，后来嫌活儿累，就一直在家闲着。

　　今年春节一过，早已在家憋坏了的小秦跑来北京，在工地做了3天小工就死活不干了。他通过报纸上的招聘信息，应聘大兴区的一家私营服装厂做了一名勤杂工。

　　“孩子有了稍微体面点儿的工作了，我替他高兴，打电话就是想和他妈商量一下，准备给孩子买部手机。”提起买手机，旁边的小秦嘿嘿地笑着，一脸的兴奋和喜悦。老秦说在城里挣钱不容易，平时舍不得花，但为了儿子，这钱花得值。“不能让孩子委屈，再说，有个啥子事情也好联系。”

　　老秦白天卖水果，晚上就在附近小区地下室存车处的空地上打地铺。他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和前几年比，现在赚钱多了，开销也大了。赶上周末，一天能卖400元。作为外地人不敢短斤少两，有时碰上老主顾秤还要“高高地”往上甩，利润最高也就是30%。像这样除去刮风下雨坏天气外，月收入大概2000元左右，一年能挣近3万元。

　　“看起来是不少，可辛苦了一年，却没剩下多少。上级主管部门收取的摊位管理费，一个月固定是600元，加上执法部门的罚款，一年将近8000块。别看这管理费上写着的也是罚款费，但我们都习惯了，还生怕他们不来罚呢。不罚，就是不让你摆摊了，那就惨了，就没有收入了，这才是大麻烦。”

　　谈起城市生活的感受，老秦眉头紧缩：“我是一头连着老家，一头连着城市。家里3个孩子，两个小的都在上学，我是家里的顶梁柱。在北京，说是做生意，其实拼的是体力，一年下来，老好几岁。这几年，每天都是早起批发、上货，回到摊点开张卖货，直到晚上11点左右收摊。一年四季就在外头守着，虽然算不上挣血汗钱，但起码是辛苦钱。今年明显感觉身体不行了。有时候就想，干脆回老家算了，可是一家老小还指着你寄钱回家过日子呢。”

　　和老秦的不乐观相比，小秦则对未来充满了憧憬。“这么多名胜古迹，这么多高楼大厦，这么多名牌轿车。北京是首都，是国际大都市，我是不打算回去了，就在北京扎根了，一定混出个‘人样’来。”

　　小秦的想法代表了进城务工的新一代农民。

(责任编辑：孙可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