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日在《半月谈》看到一则消息说，除了高层领导亲自上网了解民意外，中央和国务院设有专门机构，每天从网上搜集重要信息供领导人参考，网络舆论已经成为一种“公开的内参”。这当然是一种进步，然而今天看到经济学家樊纲“不能让网上言论左右国家政策”的言论，认为：中国更大的利益群体在网的外面，多数的农民、民工都不在网上，不是网民能够代表的，所以网民不能以民意代表自居。因此政府也不能光看网上的东西，不能仅以网上的舆论来左右自己的政策。(4月12日《信息时报》)

　　相比其他经济学家“网络是公共厕所”、“网络争论乌烟瘴气”的网络偏见，樊纲的批评似乎客气多了，但其中蕴含的精英自负和霸道一点也不逊色。网民不能以民意代表自居？不能仅以网上舆论左右政府决策？面对一个莫须有的罪名和一个不存在的结论，我不禁扑哧一笑，网民什么时候以民意代表自居了，又有哪一个政府决策仅受网络舆论左右了？被网络民意抢了话语风头的精英，是在夸大其词地以臆想的“罪状”离间决策者与网络舆论。

　　确实，上网发言有门槛，多数的农民、民工等中国最大的利益群体都不在网上，从利益身份来看网民代言是有局限的。但我们常说网络声音代表着一种民意，主要不是从利益身份，而是从言论表达的透明和开放来说的。虽然网上表达对许多群体有许多障碍，但相对于其他表达通道，它更开放、自由、快捷、原汁原味和草根，它改变了传统的信息传递方式，无限拉近了执政者与民间的距离。网络民意的伸张不在于表达人以及表达结果如何，而在于能通过一个渠道畅通地表达出来了。在许多群体权利伸张能力非常贫困的语境下，表达渠道的民意价值远远大于利益身份。

　　再说说网民的利益身份问题。多数的农民、民工都不在网上，是不是网络就不能反映他们的声音？这是一种错误的认识。包括农民、民工在内，许多群体中并没有自己的人大代表，是不是就表明人大不能代表民意了？休谟说过，我们在生活中实际上扮演着两种角色：一种角色，我们是一个利害相关者，在社会生活中追求自己的私利和欲望的满足，与他人的关系是一种以自己的利益和利害关系为中心的涉他关系；另一个角色是旁观者，他可以超然事外地看待社会中的各种利益关系———能够站在旁观的位置通过共通感的同情机制而感受到其他人的行为。说网络表达能代表民意，就是从公正旁观者角度说的，这种代言，是以共通的良心为代言中介。许多网友身在城市文明中，但看到农民工权益受损时，自然会站到他们的立场为他们说几句话。

　　好，再来说说“不能仅以网上的舆论来左右自己的政策”。真是笑话，重视网络舆论是官场新近的动向，有谁极端到仅以网络舆论为决策依据了？即使网民有左右决策的想法，既有的制度也不允许，话又说回来，谁表达时不“想”左右决策啊？

　　由于网络的开放性和草根性，无论何种社会中，网络舆论都带着一些偏激的情绪，只是中国在拉大的社会裂痕下表现得更鲜明罢了。基于这种“直指民意”的非理性，许多社会都设置了正式的代议机制作为缓冲，政府决策与网络舆论间有正式的代议机制作为中间人。正如有评论者说过：民意必须通过议会的渠道，形成具有法律效力的意见，并最终影响政府的政策，这才是一个健康的过程———目前中国充当这种中间人的是各级人大，虽然代议机制不是太完善，但在人大面前，网络舆论根本不能独断地左右政府决策。目前的现实是决策不能更民主地体现舆情，而非舆论过度影响决策。

　　当高层开始重视网络民意的时候，知识精英以臆想的“罪状”弹起“网络民意威胁论”，这不是未雨绸缪，而是一种自大的愚蠢甚至是卑劣的离间。

　　■曹林

(责任编辑：崔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