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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年有上万名村支书来到这个“中国第一村”接受“培训”，但他们能从华西学到什么？华西模式能否复制出中国新农村的未来？

　　2005年岁末，已宣布隐退足有两年，原江苏省华西村党委书记吴仁宝又一次成为焦点。

　　吴仁宝——这三个字首先和“天下第一村”华西村联系在一起。他曾掌舵华西村近半个世纪，从1957年的计划经济时代一路走来，直到2003年卸任。“没有老书记，就没有华西村”已是一句名言。

　　华西村被称为全国农村走共同富裕道路的典型。2005年实现销售收入307.8亿元。就个体而言，吴仁宝自己介绍说：“衣、食、住、行样样全。特别是从‘行’来说，华西有600多辆轿车，最少的人家1辆，最多的人家3辆。”

　　2005年12月25日，被称为“一位农民的新闻发布会”在江苏省江阴县华西村召开，78岁高龄的吴仁宝是唯一主角。发布会渐入尾声时，吴仁宝突然又掀起了一个高潮——他将连续五年开办“全国万人村支书交流班”。

　　有媒体将其形容为“吴仁宝的村支书黄埔军校计划”。在此计划正式展开之前，首先兴起的是一轮学习吴仁宝热潮。

　　2006年3月30日，新华社发出通稿，宣布华西村将在4月开始启动培训计划。其中省内村支书培训3天，省外村支书培训5天。

　　在“新农村”的舞台上，“吴仁宝”和“华西村”成为最耀眼的明星。

　　那么，到华西学什么？怎么学？“吴仁宝”是不是解决中国“三农”问题的钥匙？

　　低调的“交流”

　　“村官培训”——无锡市委宣传部的官员都这样命名吴仁宝的“黄埔军校计划”。事实上，培训已经展开了12年。2005年10月，新华社报道中，华西村党委书记吴协恩说：“从1994年至今，我们已为全国各地培训了2万余名村干部。”

　　吴协恩是吴仁宝的幼子，虽然已上任两年，仍然被村民和村干部称为“新书记”，以此和“老书记”吴仁宝区别。

　　现在的华西村内，无论是新老书记，还是其他村官，都强调两个字——“交流”，闭口不谈“培训”。3月27日，在先期启动的“部分村书记交流开班式”上，吴协恩这样说：“孔子言：‘三人行，必有我师’。应该说，我们有我们的经验，你们有你们的经验，只有结合起来，取长补短，才能更好地相互学习、共同提高。”

　　这一期培训，针对5省共251名乡村干部，分别来自辽宁葫芦岛、内蒙古翁牛特旗、黑龙江双鸭山、湖北赤壁和河北涉县，各有30至60人不等。各团的差旅费由各自政府提供。除内蒙古团之外，华西村也收取了每天每人一百元食宿费，同样由各自政府支付。因此培训并不是免费。

　　培训的日程安排中，前三天除了吴协恩和吴仁宝各做一次报告，其余时间都是在华西工业园区、公司和公园景点参观。第四天全天为分组讨论，最后一天集中发言，各组小结汇总。

　　吴仁宝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全国近80万个村，确实有些村比较困难。所以，他们来看看也好。在这里扩大一下眼界，这里本来就是农村，看看原来的华西现在变成了什么样子。第二，他们来交流，可以交流到对他们适宜的发展方式，实事求是的发展办法。目的是对照自己怎么发展。”

　　“那么，既然是‘交流’，华西村从中得到了什么呢？”记者问。

　　吴仁宝回答道：“第一，华西人民看到一万多村支书吃住都由我们来，看到我们村党委为全国人民服务，也会有一种思想上的共同提高。第二，我可以听到全国的信息，了解全国，同时知道合作意向，可以双赢。”

　　“南大寨”和地下加工厂

　　“华西之路”是华西村内特设的陈列室，介绍华西村的发展历史。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华西以农业学大寨为典型。大寨精神，以周恩来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的归纳最为精确：“大寨大队所坚持的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原则；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

　　华西村提供的宣传资料上提到，当时有一句口号为“北有大寨、南有华西。”吴仁宝带领群众绘制了《华西大队学大寨十五年发展远景规划图》，计划从1965年起，平整土地，进行农田水利建设，分三阶段建成“吨粮田”。此规划提前7年，即于1972年完成，因而成为“全国农业先进单位”。

　　“大寨典型”的背后，却是另一番景象。

　　1961年10月，吴仁宝为书记的华西大队，将隔河的向阳大队的大石磨买下。一则解决农民已经无力推磨的困难，二则对外加工面粉、饲料，收加工费。这个石磨，打下了华西村工业化的基础。

　　至1969年，吴仁宝又办起了地下五金加工厂。多年之后，吴仁宝已经能笑对当年的艰难起步。1992年，他就对媒体说过：“办工厂是资本主义，正在批资本主义，怎么好搞资本主义呢？我们偷偷地办了个工厂，是个五金厂，不给外面参观的人看。首长来了，我们就把工厂的门锁上，让工人出去，首长走了，就让工人回来加班加点地干。”这段话，在华西村的不同宣传材料中也都出现过。

　　“新书记”吴协恩在“交流班”的讲话中承认，至1978年，华西的工业产值已达到69万元，银行存款100多万元。另有资料表明，早在1976年，华西村的工副业已达28.2万元，占全年总收入的54.4%。

　　华西村的各种材料都证实，70年代之前的这段地下经营，集聚了的华西村“第一桶金”。

　　一位来自黑龙江双鸭山的老村支书看到这一史实时大为震惊。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那时是割资本主义尾巴的时候，以粮为纲。这可不是假的啊！70年代黑龙江就有个马荣祥，也是村支书，搞地下工厂。结果被枪毙了，罪名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华西这条路怎么就能走出来呢？”

　　这位老支书说，他在农村也干了整整几十年，仅此一点，他就对吴仁宝非常佩服，也很羡慕华西的政策空间。

　　吴仁宝的资源

　　江苏省委党校的冯治教授潜心研究华西村20年，他提出农村发展的四大资源，也许是一种有效的分析工具。冯治说，这四大资源是：“经济资源”(包括自然资源、资金)“政治资源”“文化资源”和“社会资源”。

　　“光有一项或者几项是不够的。如果只有经济资源，没有政治资源，那么各地干部来吃拿卡要，这经济资源就没了。”冯治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而且，如果处理得好，资源可以互相转化。华西已经有了一种良性的内部循环。”

　　以此来分析吴仁宝，可以看出吴已经是一位善于转换资源的顶级高手。但是吴在何时，用何种方法完成这一修炼，至今仍是一个谜。吴仁宝历任的最高官位为江阴县委书记。

　　华西村的宣传资料说，华西村的飞跃，主要是吴仁宝数十年来坚持艰苦奋斗的结果。直到改革开放之后的1985年，吴仁宝受到大邱庄的激励，还是以学大寨的苦干精神，率领华西村村民用三年时间就完成了从产值2000万到亿元的转变。

　　一个广为流传的故事，是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吴仁宝立即判断将有经济起飞，第二天就向无锡市委申请了1千万元贷款。吴仁宝的长子吴协东公布的数据是：“村里当时购进的铝锭6000多元／吨，3个月后就涨到了1.8万多元／吨。”华西村此次动用了多少资金，如何筹措，最后又赚了多少钱，至今仍是个谜。

　　“一个村集体企业能够贷款千万元，它的政治资本肯定已经到一定当量了吧。”一位来此交流的村干部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这话的时候，表情很复杂。他说，家乡的农村，村级信用社这类金融体系的主要作用是从农村“抽血”，而不是“输血”：“很多次了，信用社向农民贷款，应该一年期的，却不到一年逼着农民还钱。因为他们要发工资，要开支。于是逼着农民把粮食贱卖，甚至亏本卖。而我们的农民基本是没有积累的，不向信用社借钱，这地就没法种啊。”

　　冯治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吴仁宝对于宏观形势的判断，基本都是正确的，华西就没走过什么弯路。冯将此解释为吴仁宝善于学习，与时俱进。也有一位参观学习的乡党委书记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他的判断却是：“上面肯定有支持。”

　　他举出华西村的宣传资料中一个故事佐证：1996年，华西村的赵毛美在山西出差遭遇车祸，生命垂危。吴仁宝给高层打电话，请求部队派飞机将伤者送到上海医治。

　　吴仁宝治村

　　和禹作敏等流星不同，吴仁宝被称为“不倒翁”。吴仁宝在交流会上说：“我有个体会，华西要说成功的经验，主要是按中央的精神，根据华西的实际去办，走自己的路。”

　　吴仁宝是个语言大师，言谈中的所有核心词汇都来自中央精神，但大都经过了他的精心解读。

　　比如“科学发展观”，吴仁宝的理解，发展最科学，不发展最不科学，有效发展最科学。

　　华西村中心，大喇叭不间隔地播放着歌颂华西村的锡剧，举目便是高处悬挂的“吴仁宝语录”。

　　吴仁宝的高度权威自然还体现在分配制度。按照华西村党委外宣人员介绍，华西村村民能够得到的收入分为三块。第一块是工资，华西村的工资不高，每月最高不过1000元，每月只能得到一半，年底发齐；第二块是奖金，根据各个厂和单位的效益不同，各自计算之后下发，但是只发20%，剩下的作为干股，放在集体入股；第三块是股份的红利，每年可以至少有5%的现金收入。

　　华西村发汽车、发别墅，其实是村民提出申请，用集体资产中的家庭股份进行充抵。这些“发”的汽车、别墅，村民都只有使用权，没有产权，因为它们来自“干股”。

　　“干股”是不能流通，不能变现，也不能带走的。如果村民要离开华西，视作放弃股份处理。这自然是最受争议的部分，尤其当保护私有财产写入宪法之后。

　　冯治教授从另一个角度提出了他的解读：“中国农村处于普遍贫穷之中。拿着钱的就是富裕的高地，比如亲戚朋友来借一点什么的，钱很容易像水流一样分散了。吴仁宝说，你们的亲戚来骂，就骂我吧。华西的特点就是把钱留下了，用农民的小钱集中起来，成为集体的大钱。”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和数位华西村村民做过交流。他们都搞不清自己家有多少钱，因为都在集体里。至于房产、汽车，他们也都是简单的一句：“集体发的嘛”。虽然在“华西之路”的展厅里，每家每户的财产都公布出来，他们都看到过，不过没有人能记住那个数字。

　　与股权不变现一样被质疑的，是华西村的劳动时间。无论是谁，吴仁宝、还是其他干部或者普通村民，华西村是没有周末和一切法定假期的。尤其是炼钢厂等效益最好的支柱企业，所有员工每天8小时三班倒，但是机器不会停。华西村将此归结为“艰苦奋斗”。吴协恩说：“老书记每天工作12小时以上，实际远远超过这个数字。50多年，他实际上已经干了100多年！”

　　很多来“交流”的村支书说，对于吴仁宝的“执政能力”非常钦佩。而吴仁宝的回应则说，要建立长期行为：“你最起码同我一样当满48年书记，一定比我更好。”

　　私下交流的时候，几位村支书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自己被选上之后，第一年忙活的事情是到上面各个部门去跑，至少要混个脸熟，否则这工作就没法做；第二年可以做一些事情，但是计划刚刚出来，第三年就得准备下一次选举，长效机制的建立，真的很难。

　　“一定要实事求是”

　　吴仁宝对各种中央精神大多进行了自己的解读，被他全部接受的，就是“实事求是”。

　　他认为，华西村能走到今天，抵挡住了各种压力，就是因为他“实事求是”：“我的看法，搞‘一刀切’是搞不成的，只有从实际出发。中央说‘宜统则统，宜分则分’。我们是宜统的就统，那人家宜分的就分，分也对，统也对。”

　　内蒙古一位村干部曾经主动来找记者交流，第一句话就是：“一定要实事求是地说，你觉得这里还是农村吗？”

　　村支书们面对的华西村，是个已经不适合步行的“大华西”。“三农”学者温铁军称之为“工业化园区”。2001年以来，华西村陆续兼并了周围16个村，从0.6平方公里规模扩充为30平方公里，称为“大华西”。这并不是华西模式的复制，因为进行统一规划，各周边村的农民以土地换取了华西村的保障待遇，他们正在陆续向中心村进行搬迁。有媒体分析说，华西看重的，是数千亩土地，能有更大的发展空间。

　　这个大华西中，存在着三种人，第一是老华西的村民，享受最高的福利待遇，约2000人；第二是周边村村民，28000人，待遇比老村民略差，因为他们在集体中的积累少；第三是以老华西为核心的2万名外来工，除了工资再无收入。

　　如果以老村民为统计，他们和外来工的人数比为1：10。在整个华西，农民早已变成开车上班的工人，真正的农民是来承包农业的外来工。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能“一刀切”吗？来“交流”的村干部能学到经验，把家乡建设成华西吗？无论是吴仁宝，还是华西的村党委书记，甚至是“交流”干部都说，不可能。

　　华西村曾在宁夏和黑龙江各建立了一个“省外华西村”，总耗资近亿元。华西党委负责人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这两个村都是华西出人出资，到当地进行建设，搞的也是工业。到目前为止，学习华西并未出现一条“自主创新”的道路。

　　结合记者采访的十几名村支书，其所在农村大致状态是：普遍贫穷，家庭没有积累，农业收入无法维持生活，只能依靠打工补贴，劳务输出占全村人口的四分之一以上；各个村集体或多或少有负债，并且村一级财权被空心化，取消农业税之后，村干部工资靠上级拨付为主；而原来积累下来的干群矛盾并没有缓解。

　　在“交流”第四天的全天分组讨论中，《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旁听了河北涉县的分组会。所有村干部轮流发言，集中于“学习华西艰苦奋斗的精神”，而落到实处的具体计划则寥寥。只有极少数几位村支书说，“实事求是”地为老百姓做些具体的事，比如修桥修路、继续发展多种经营。原定一天的交流会，仅上午3个小时就结束了。

　　私下里，村支书们都表示悲观的态度。湖北赤壁一位村支书说，他认真读过李昌平的《我向总理说实话》，感同身受。相对于2000年，现在的状况正在变好，但是原来的问题，大部分依然存在。另一位村支书说得更加尖锐：“关键其实是大气候。我们需要的第一是空间，第二才是资金之类的支援。”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朱雨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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