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种标准这样描述中产阶级生活：人们的生活相对富足；人们的生活愉悦感很强；社会治安状况良好；社会有一套公正、公平的价值体系；人们有自己的信仰。这些标准归结为最后的目标：这个社会的成员是幸福的、自豪的、安定的、团结的。毫无疑问，这样的一条标准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将这条标准具体应用到中国，就是构建现在政府提出的“和谐社会”。

　　“阶级”一词，自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出现后，就牵动着人们的政治神经。而中国，从20世纪初开始的民族自强求解放、迈向希望和富裕道路的伟大征程就是以无产阶级推翻官僚资产阶级的剧烈变革拉开序幕，并逐渐迈开步伐的。“阶级”在中国是一个政治术语，一个严肃的话题。

　　而21世纪之初，声势浩大的“中产阶级”话题涌现，“阶级”一词似乎突然之间完全失去了其原来的严肃、正统，并且，在人们心中与时尚、富裕、文明、小康等理念相连。

　　定义中产阶级

　　1951年，美国著名的社会学家赖特•米尔斯出版了《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书一发行，立即把“白领”和“中产阶级”的概念推介到了全球，并使之泛化成一个全球性的话题。在这本畅销书中，赖特•米尔斯第一次提出了作为“中产阶级”的白领阶级的概念，并详细研究了“中产阶级”的状况。

　　赖特•米尔斯指出，在工业发达的西方国家已经出现了一个包括政府部门的中级行政官员，国营和私营垄断企业中的中级管理人员和工作人员，以及其他领域中的专业技术人员等所组成的新的群体——“中产阶级”。

　　他做出了一个关于“中产阶级”的定义，即“中产阶级”就是一个这样的群体：

　　(1)依附于庞大机构，专事非直接生产性的行政管理工作与技术服务。

　　(2)无固定私产，不对服务机构拥有财产分配权，较难以资产论之。

　　(3)靠知识与技术谋生，领取较稳定且丰厚的年薪或月俸。

　　(4)思想保守，生活机械单调，缺乏革命热情，但为维持其体面与其地位相称的形象而拒绝流俗和粗鄙的大众趣味。

　　如今，“中产阶级”的概念在中国已经不具备马克思主义的所有制上的意义，而是指社会上具有相近的自我评价、生活方式、价值取向、心理特征的一个群体或一个社会阶层。它还有众多的名称，如“中产阶层”、“中间阶层”，或“中产者”、“中等收入者”等等，总的来说，中国目前意义上的中产阶层是一个既有中国特点又与“国际接轨”的概念。即作为一个社会阶层，中产阶层是一群相对富有，有较高的文化修养和高质量的生活，对社会主流价值和现存秩序有较强的认同感，并且为全社会收入中等水平的群体。

　　国家统计局副局长贺铿把这部分人定义为：

　　(1)经济上比较殷实。

　　(2)思想素质、文化素质比较高。

　　(3)讲文明，讲诚信，守法纪。

　　前不久，国家统计局首次对中国中产阶层进行了历时4个多月的大规模抽样调查，并首次将“中产阶层”量化为年收入在“6万元～50万元”之间的中等收入家庭群体，“中产”由此成为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的概念。

　　质疑6～50万元

　　国家统计局将年收入“6万元～50万元”的中产阶层量化标准公布后，一时间人们议论纷纷，赞成者有之，反对者更有之。

　　艾米供职于北京一家著名外资物流企业，担任部门总监，年薪加上奖金有6万元左右，对于中国中产阶层的标准，她经常自嘲说自己挣扎在中产阶层的边缘。事实上，艾米过得相当惬意：跟父母住在一起，在寸土存金的北京就省下了一大笔房租，即使结婚，父母还有一套房子送给她；每天不想挤公司的班车，就开父亲的马自达6上下班，每个月在车上的花销就要1000多元，而她一点也不心疼；每年除了公司组织的出游，她还要自费去香港、澳门或者国外玩一两次，再加上化妆品和衣服，她每年的工资基本上没有剩余，但是艾米很心安理得，父母将来不靠她养，房子、车子都不愁，她现在活得相当潇洒。

　　和艾米相比，杨小姐的生活就是另一个样子了。大学毕业后，她选择去了南方，在深圳一个著名媒体做编辑，年薪将近8万元。对于一个刚刚毕业的学生，这个数字已经相当不错，但是杨小姐远没有艾米过得潇洒。由于不习惯和别人合住，她自己租了间房子，每月租金加水电费大概1000元；所在单位餐厅的价格比较高，还经常要和同事AA制下馆子，这样下来每月花在吃饭上的费用就要1500元左右；另外买衣服、化妆品、还有零花，加上每月给妈妈一笔钱，能剩下的就不多了。家人在另外一个城市，杨小姐想买所房子接妈妈和弟弟来深圳，但是跑了很多楼盘，价格都太高，她承受不起，而妈妈和弟弟如果过来，她不但要负担月供，还有弟弟每年数万元的借读费和三个人的生活费用，这样一想，近8万元的年薪还差得很远。

　　同属6～50万元中产阶层范围的艾米和杨小姐，过着完全不一样的生活。如此看来，是否中产阶层，不能简单以“6～50万”这样一个数字划分，还要看保障和负担情况。

　　小资就是中产吗？

　　上世纪90年代末期，“小资情调”盛行一时，“小资”也成为某种生活方式的概括。“小资”们吃西餐、喝现场磨制的咖啡、穿特定品牌的衣服、用后现代主义风格装饰自己的房间、定期去健身房做运动……“小资”们往往都是外企中的白领阶层，但是，他们是中产阶级吗？

　　雅虎中国公司通过旗下雅虎中国门户、搜索门户“一搜”、雅虎电邮、雅虎通和雅虎搜索竞价以及部分合作网站的入口等各种在线资源，对北京、上海、广州等全国重点城市网民中的中高端人群，围绕汽车、住房、手机、旅游、健身、休闲方式、工作意义、消费观念等主题进行了一场关于中产生活的现实与梦想的网上大调查。

　　据统计，本次活动吸引了逾11万网民的积极参与，共收到了30万份有效调查数据。其中，年龄22岁至50岁之间、学历在大专及以上、月收入在2000元以上的网民占据了总参与人数的53%。

　　通过这样一份细致的调查，雅虎粗线条地白描出了一个中国“中产者”的画像：驾驶奥迪A42.4轿车以及使用IBMThinkPad系列产品成为新一代中国中产者的标志之一，而就在不到10年前，类似的标签可能是捷达牌汽车；热衷购置住宅的中国中产者已经把目光投向温哥华森林或远洋新干线这样的高档物业，同大洋彼岸的中产者一样，他们越来越多地向往到郊区住大House；还有，他们中的三分之一以上月收入在万元以上等等。

　　以这样的标准衡量，众多的“小资”似乎不具备跨入中产阶级行列的条件。Sam在北京的国贸地区工作，一个知名外资企业的财务部门，月薪8000元左右。他是一个相当“小资”的人，和同事之间互相称呼英文名，每天做着看上去很“小资”的事情，但他坚决否认自己是个中产。身为“北漂”(即在北京工作但没有北京市户口的外地人)一族，Sam在地铁沿线的地方租了房子，每天乘坐地铁上下班，依照他的收入，买辆车没有任何问题，但是Sam说他付不起停车费。国贸是个外企云集的地方，随便一栋写字楼里都能走出几百上千个Sam这样的“小资”，停车费奇高。于是在国贸，你每天能看到许多衣冠楚楚的男士和穿着“宝姿”、“白领”套装、细高跟鞋的女士快步走向地铁站。Sam说：“我有个女同事，把高跟鞋放在办公室，每天穿着便鞋挤地铁，到公司换上高跟鞋，晚上下班换上便鞋挤地铁回家，还有人嫌下班高峰地铁太挤，就在办公室呆上一个小时再回家。”

　　Sam这样的人其实很尴尬，在别人眼里他们很风光，很享受生活。但是他们要付出高额的费用来维持“小资”的面子，能够节省下来的薪水实际上不多，很多人甚至是“月光族”，他们银行里的存款很可能不如一个月收入一两千的人多。对于房子，他们往往是差的看不上，而能与他们“小资身份”相匹配的房子他们又消费不起，这样的“小资”在社会各阶层中实际上处于非常尴尬的地位。

　　有位非常具有自嘲精神的人士写过这样的话：几年前，中国媒体开始关注中产阶层问题。记不清是什么研究机构或是什么媒体提出，“中产”的标准是年收入四五万元。认真算算夫妇两人的月入，沾沾自喜了一阵，觉得离中产不远了。可好容易达标了，媒体又说“中产”标准提高到8万了，只好再咬牙熬几年。最近，有媒体和调查公司合作调查结果显示，“个人总体年收入水平20万元以上，即可算中产群体。”这下，夫妇两人收入加在一起，连半个“中产”都够不上。不过，据说挣不到这么多钱，也有“通融”办法：弄张高尔夫俱乐部的会员卡，或开一家雇15个工人的买卖，或买辆20万元以上的私人轿车也都能算“中产”，可这也都不是容易事呀。

　　如此看来，中产阶层里还应该细分，分出下中产、中产和上中产，而这些名词，在英文里都有相应的翻译。

　　　新“三大件”

　　“三大件”是中国人的财富象征，在不同的时代，“三大件”的内容也不尽相同。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它指自行车、手表，缝纫机，八九十年代指电视机、洗衣机、电冰箱，到了21世纪，变成了车子、房子、保险。泰康人寿董事长陈东升在北京的一个沙龙上说，新“三大件”是简易区分中国中产人群的标准。

　　此前，关于“谁是中国的中产阶级”的问题，《经济观察报》和泰康人寿委托前进策略＆零点调查集团公布了中国“中产阶级”的十条标准，其中包括个人或家庭金融资产总水平在人民币50万以上；个人总体年收入水平20万人民币以上；自己有一辆轿车、同时拥有高尔夫卡和健身卡等等。符合其中任一标准都可以被叫作“中产阶级”。

　　上海通用汽车营销总监孙晓东先生说，保险是给中产人群减轻压力，房子是先有贷款压力，后享受，汽车就是让中产阶级忘记压力。这几个行业也的确见证了中国近几年中产阶层的快速成长。东风日产的副总经理任勇说，1993年的时候大家还在讨论汽车要不要装空调，现在车里已经是车载电话、DVD、卫星定位系统一应俱全，其中中产阶级在价值观念和经济上的贡献都不容小觑——零点的调查结果显示北京地区中产人群中私家车的拥有率在六成以上，汽车对于中产阶层来说既是使用工具又是心理需要，引得大批汽车厂商纷纷盯紧这个市场。

　　买房是中产阶层的另一个重要投资，现在连年纪30岁不到的年轻中产都开始拥有自己的按揭住房。以中产阶层所占比例最大的城市深圳为例，深圳德思勤投资咨询公司的董事长龙固新先生评价说，深圳房地产业的持续向上发展同深圳有一个庞大的消费市场是分不开的。他比较了GDP同样很高的苏州，苏州的房产业之所以上不来，是因为当地的GDP是靠工业来拉动，而深圳房产市场的红火景象则有赖于这个城市持续增长的消费能力——对重视生活舒适程度和归属感并对未来充满信心的中产阶层来说，每月收入里房子的月供已经是理所应当的支出。

　　中产阶级的典型生活

　　李强自己都不清楚从什么时候知道“中产阶级”这个说法的，只是这种说法盛行后，他就被身边的人划分到了中产阶层里面，而且，他自己觉得自己够得上中产阶级的标准。工作15年，刚满38岁，在跨国公司做中高层，税后年薪35万，妻子在大学教书，收入稳定，一个在夫妻俩自己眼中无比聪明伶俐的6岁孩子，一辆帕萨特轿车，还有一套150平方米的三居室房子。每月还房贷6000元后，其他都是净收入。这是各种社会调查和报刊生活方式版面最常举出的中产阶级样本。

　　对于“中产阶级”，李强有着自己相当理性的认识。刚毕业时，他倾向于做“美国梦”。“美国梦和我的中国梦区别很大。美国梦是掘金发大财，成为真正的资产阶级，而中国梦，则是成为中产阶级。在美国，中产阶级是常态，是橄榄核最粗壮的中段，坚实又沉闷。既然是梦，太沉闷了就没有意义。而在中国，大家基础都差，做个家庭年收入四五十万的中产还是挺令人向往的，你选择我做样本的意义仅限于北京、上海这样的城市，如果到了中西部，家庭年收入10万元都是不错的。当然一个北京的中产绝对不会去和一个四川的中产相比较。”

　　人都不会满足于现状，李强也不例外。按照他现在的情况，如果想再跨上一个台阶成为富裕阶层，就要自己创业。当初李强不是没想过自己干，因为公司每年给他涨两三万的薪水，他留下了。现在虽然有点后悔，但是他说有人愿意自己创业，有人愿意给别人打工，各取所需，他现在的愿望是做职业经理人。

　　对于钱，李强觉得永远不够花。光线娱乐的老板王长田算过一笔账，在中国过真正富裕的生活，需要：在高档社区有一套二三百平方米的房子，子女出国不用天天洗盘子，每年全家能出国度假一次，以后得重病，哪怕是换肾也能掏得起钱，这样的生活一辈子要以1000万元人民币为基础。不过，李强觉得自己的房子也不错，日常生活很轻松，也能全家出去旅行，孩子以后出国的压力也不大。

　　中产“负翁”

　　很多笼罩在“中产”光环里的人，看起来表面风光无限，实际上生活的压力只有他们自己知道。

　　如今的小付每天早上一睁眼，例行的忆苦早课就开始了，睁左眼，房子还贷3200元；睁右眼，汽车还欠十几万。每月的工资刚到帐，银行卡里的钱就去了大半。本以为思想够新潮，观念够前卫，攒了一笔钱后就迫不及待地贷款，过上了有房有车的“中产生活”。想的是不错，但没想到贷款使自己落入了“负产阶级”的圈套。还完车房贷款，工资剩下的2100元，养车、加油又花去大半，只有让胃受委屈，用廉价盒饭果腹了，和同事吃饭埋单时能躲就躲。在外人眼里他过着有车有房的小康生活，但其中的苦恼只有小付自己清楚。

　　小王是一家外企的策划人员，每月房租金1500元。他花5万元首付购买了一套70多平方米的房子。此后，小王又贷款买车。每月两项月供加上必要的生活开支，小王的工资正好全部花完。现在，小王离开了以前的公司，收入少了许多，月供无法偿还，他陷入了两难的境地。

　　“现在每月15日交月供的期限是悬在我头上的利剑”。在公关公司上班的洪小姐一提到做“负婆”的感觉，就是一副“痛并快乐着”的表情。“刚存上房租和月供，就又要埋头工作了，喘口气都不行，”在广告公司工作的张先生也叫苦不迭。

　　随着信用消费的日益普遍，个人和家庭的负债生活和消费现象是继企业负债经营现象后的又一个时代特点。但在此过程中，部分“中产”转眼成“负产”，“负翁”们也有不快乐的时候。以贷款买房为例，一个人用30万元买下房产，其中向银行借贷20万元，目前他还可以依靠工资来慢慢还钱，可一旦这些人失去工作或收入减少，就可能彻底变成“负产阶级”。现在，很多年轻人贷款买车买房，就出现了入不敷出的情况。

　　这群人在城市里的高档写字楼里上班，出入或自有车或打车，讲究品位和情调，但是工作环境常常是枯燥和呆板的。他们喜欢追求高科技和外表时尚的物质，讲究生活享受，这使他们难于储蓄，所以他们时常感叹自己没有经济根基，喜欢攀比同时非常羡慕社会的成功人士，认为如果时机合适，他们也能非常成功。所以，他们的精神状态表现得非常脆弱，在积极进取和消极避事之间摇摆。

　　　中产阶级的脆弱

　　不久前一条在互联网上广泛流传的新闻引起了大家热烈的讨论。

　　成都市锦江区洞青树社区的老李，今年48岁，目前在成都市一家自行车修配仪厂工作，月薪仅400余元。据老李介绍，1975年从部队退伍之后，他就在该厂上班。为了改变命运，1984年，他曾经停薪留职从该厂出来单干。刚开始是做点小百货生意，后来就和妻子一起在社会上四处兼职。1998年至2001年是他们创业的黄金时期，平均每个月收入8000元左右，不仅置办了两套房产，还有近30万元的银行存款。由于妻子身体不好，两人一直没有要孩子，家庭经济压力不大，因此夫妻俩当时的想法是再辛苦几年，就可以辞去各种兼职，在家做点小生意，再买辆车颐养天年。

　　然而老李这个美梦没有实现。2001年，妻子被检查出身患癌症，之后他们夫妻多年来辛苦挣来的财富如流水一样迅速流走。老李说，从2001年妻子被检查确诊到2003年去世，共花了40多万元，不仅用光了所有积蓄，还被迫卖了一套房产。

　　如今，老李的年龄大了，无力也无心再像当年那样去拼命赚钱，于是回到原先那个自行车修配仪厂继续当个小工赚点小钱，为补贴家用他不得不将另一套房屋出租，而借宿于姐姐家中。

　　当初离开工厂玩命赚钱为的就是发家致富，而现在，老李却还是戏剧性地回到了起点。

　　中产阶层在中国刚刚兴起，还远远没有得到发展和壮大，暂时无法形成一个庞大而稳定的群体，教育、医疗、住房等刚性支出还在不断增加。统计显示，教育费用、医疗保健与住房改善等刚性支出大幅度增长，2005年1至9月份，这三项消费支出分别较上年同期增长21.8%、21.2%和20.3%。对这些支出的增长，社会各阶层承受能力迥异。以教育支出为例，2005年1至9月份，西安市高收入水平家庭人均教育支出为1000余元，占人均可支配收入的6%，而据统计部门推算，中等收入家庭人均教育支出不低于800元，该项支出占收入的比例为13%，是高收入家庭的2倍多。

　　美国Manatt Jones全球战略公司中国代理，IBD国际有限公司执行主事吴向宏博士曾撰文指出：过去，政治经济学倾向于所谓“两极对立”的阶级划分法，即把社会简单地划成“穷人——富人”、“企业家——劳动者”。在发达国家，这种阶级两分法从50年前起就逐渐被抛弃，代之以强调中产阶层的崛起和社会利益多元化。政府的政策也日益强调保护中产阶级利益，左右两派的经济政策都向中间靠拢。而在中国，阶级两分法直到目前仍有一定地位。在这种思维定式下，政府的政策也容易趋于两极。例如：当需要发展经济时，政府就拼命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由此制定的政策往往向少数富裕阶层特别是企业家阶层倾斜；而当觉得需要促进社会和谐和平等时，政府的目光便更多地投向了最底层的劳动者。我这里当然不是说，企业家的利益或者底层劳动者的利益不重要。问题在于，如果政策自觉不自觉地总在这两大利益集团之间摇摆，居于中间的中产阶层就无形中成了一个弱势集团。

　　按照理想社会模式，中产阶级显然应该是社会的主流，应该占到总人口的40%左右。而目前中国的中产阶级显然达不到这个比例。而且，在没有相应社会保障的情况下，他们很容易重新回到“无产”甚至“负产”。

　　中产社会还有多远

　　用“6万元～50万元”来定义中产阶级确实未免狭隘，其实，定义中产阶级还应该有更感性的标准，不仅是一定收入的表述，更应该是一种心态的描述。有一种标准这样描述中产阶级生活：人们的生活相对富足；人们的生活愉悦感很强；社会治安状况良好；社会有一套公正、公平的价值体系；人们有自己的信仰。这些标准归结为最后的目标：这个社会的成员是幸福的、自豪的、安定的、团结的。毫无疑问，这样的一条标准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将这条标准具体应用到中国，就是构建现在政府提出的“和谐社会”。

　　和谐社会的关键是每个人都能够得到承诺和信仰，保证人人享有公平的机会，保障个人的社会地位和行为权利。

　　虽然中国提出了“和谐社会”和“以德治国”的语录，但如果不能将之细化成具有操作性的实施细则，那么这个美好的想法就只能是空洞的口号，是无法落实并保障人民能够和谐，能够幸福。如果中国社会没有明晰的对整个社会成员的承诺和信仰，我们根本就没办法进入“和谐社会”，更别说“中产阶级社会”了。只有在一个和谐的氛围中，社会成员才会没有后顾之忧，投入自己最大的热情去创造财富，去热爱这个社会，共同提升社会成员的致富速度，尽快达到中产阶级的标准：生活富足，生活愉悦。

　　上海作家程乃珊曾经表示，老“中产”的形成是在上海开埠以后经过60年到70年的文化积累才形成的，那些30年代经典的“中产”都是从小被以一个“中产”的要求教育起来的，他们从小就在心理上准备好了做一名出色的“中产”，然后通过自己的奋斗，比如说从一个银行的小职员做起，最后成为一名主管，一切都是很自然而然的。但现在，从“文革”结束到改革开放后，一共才20多年的时间，而且市场经济的到来提供了很多一夜致富的机遇，不少新“中产”在没有准备的前提下就以为成了“中产”，然后只能靠对时尚媒体学习和模仿来标榜堆砌自己的身份地位。在我看来，目前的状况就是“中产”文化还没形成，又何来阶层之说？

　　不可否认，现在中国中产阶层还在形成的过程之中，很多特征还不明确，他们的收入属性中有暴发性，所以他们的消费上就带着很大的即兴成分。他们之间不同其实和社会因素有关，现在的中产者还在形成当中，地位也没有完全稳定。

　　同样不可否认，中国需要中产阶级。德国技术合作公司总裁埃森布莱特说过，任何社会都存在贫富差距，但在德国，这种差距不太明显，因为德国有一个非常庞大的中产阶级。他认为，中国宝马驾驶者遭到袭击的主要原因，不是由于他们开宝马，而是因为腐败，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恶性循环。中国要解决贫富差距问题，只有严惩腐败，并培育和形成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中国不能只有富豪和穷人”。在他眼中，中国中产阶级应该是这样一个群体：这是一个市场经济社会得以稳定发展的支柱阶层，他们关心政治，关注社会发展，同情贫弱者，希望生活稳定，是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的人。

(责任编辑：雨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