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人敏锐的市场嗅觉与精明的投资眼光不得不让你惊叹。炒房产、炒煤炭、炒商铺、炒棉花、炒石油、炒油田、炒车、炒电、炒汇……一浮现什么赚钱的机会，就会有温州人捷足先登，虎视眈眈。

　　然而，温州人现在越来越避讳“炒”这个词语了，因为媒体宣传与政府的警觉，温州财团连续败走麦城。从去年因国家“房产新政”而遭遇“滑铁卢”的“炒房团”，到今年年初因山西整顿煤炭市场而“挥泪撤晋”的“炒煤团”，温州民间资本不知不觉间迎来了一道坎。以温州人的聪明，似乎不难找到新的“突破口”，但如何走出新路、避免重蹈覆辙，是温州民间资本亟待思考的问题。对此，记者通过调查，深入探究了温州“炒团”在发展道路上的经验和教训，以供借鉴。

　　近年来，温州人挟重金纵横大江南北，几乎每到一个行业或地域，都会产生强烈的冲击波。让“钱生钱”的强烈愿望，使温州人马不停蹄地寻找新的投资空间。但是，汹涌的资金巨流和如风疾走的投资特点，让温州民资不论在哪里出现，都不免让人跟“炒”字联系起来。

　　走钢丝，随时都可能掉下去

　　在追求“钱生钱”的过程中，“栽”是一种常态，而被人为利用、被误解夸大也并不稀奇。

　　什么涨就炒什么，温州商人以3000亿巨资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市场炒家神话。然而最近，温商“挥泪离晋”的现实，让我们看到了温州资本脆弱的一面。有人说，温州人这下栽了。那么，温州游资是否真如洪水猛兽能撬动一切？事实上，只要是投资，肯定是有风险的。盘点温州游资近些年来的动向，人们会发现，在追求“钱生钱”的过程中，“栽”是一种常态，而被人为利用、被误解夸大也并不稀奇。

　　比如“温州炒房团”的神话，事实上有很多是开发商本身的销售策划。这种策划的大致操作模式是，外地城市的房地产开发商到温州招商，不管是否有投资意愿，把几十人、上百人拖到外地城市的售楼处，包吃包住，然后请当地媒体采访，声称“温州炒房团光顾我市，某楼盘被预定一空”。由于消费者一向相信温州人的投资眼光，跟风买这个楼盘的真实消费者就接踵而至。这样的操作，把“温州炒房团”放大了，似乎他们无处不在，各地的房价是被他们推高的，从而激起了各地消费者的“横眉冷对”。

　　尽管温州人投资煤矿、油田、有色金属等领域获取了一定的利润，但不可否认的是，温州这些投资行为中，就像走钢丝，随时都可能会掉下来。比如房地产、煤矿、油田等，到了2005年底，由于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作用，温州人在楼市被套牢的消息接连不断。2004年，由于当地主管部门提高了汽车牌照收购门槛，温州炒车团败走镇江。2006年初，更多的温州人在山西煤矿的投资血本无归。

　　所有的事实说明，温州“炒团”并非所向披靡，战无不胜。在风光和暴利的背后，温州炒团具有两个明显的弱点：首先，温州炒团的组织结构完全是人格化的，没有现代的组织形式和法律保障，投资来源和数额都很不稳定；其次，由于追逐暴利，温州人喜欢把钱投到收益极大并且风险极大的行业。比如温州人大量进入的煤炭业，煤炭行业近几年利润惊人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但温州人并没有想到近年矿难多发，国家加强对中小煤矿的治理整顿，他们高价买来的许多小煤矿也顿时失去了生存机会。

　　炒国企，救命稻草还是“最后晚餐”

　　在各种诱惑面前，温州资本时刻面临着一次次的选择。在经过了一次又一次舆论力量以及宏观政策的历练之后，温州资本能否变得更加成熟起来，还有待时间和实践的检验。

　　在追求“钱生钱”的过程中，温州民资不仅胜负难定，而且毁誉参半。这一方面说明中国游荡的民资数额巨大，目前急需寻求出路；另一方面表明民资所蕴藏的市场潜能不可低估。以千亿计民间资本，争先恐后地挤入房地产、煤矿业等狭小通道，不能不引人关注。在完成了原始积累之后，越来越多的民间资本希望进入壁垒更高、利润更丰厚的行业。

　　有专家告诉记者，温州有很多资本，也想投资，但苦于没有通道。需要一些政策性、可操作的东西。如果只停留在原则上，那就起不到作用。现在是民营企业、民间资本有钱没地方投，政府基础设施建设又没钱，这个通道现在还没完全打通。

　　这正是问题的关键所在，那就是温州民间资本到底该往哪里去的问题。“任何一个市场经济发育完全的经济体，它的高端服务业肯定在经济中占有很高的比重，而这些领域绝大多数是民营化的，比如金融、电信、文化等等。而这些领域，对于公平竞争、反垄断等政策性、制度性要求很高，而现在中国民营企业要进入这些领域，还有重重的政策限制。事实上，哪怕是向民资开放了这些领域，如果没有完善的制度环境，民营企业要生存恐怕也很难。另外，一些高利润的基础性行业，比如大型煤矿、石油、大型化工等产业，现在是国资和外资事实上的垄断，民间资本要想介入也十分困难。”温州本土经济学家马津龙这样认为。

　　国家统计局2005年11月公布了一组数据，1-10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11117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9.4%。其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实现利润5295亿元，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利润3097亿元，而占中国GDP约一半的民营企业利润只有1355亿元。民营企业利润微薄，和他们过度拥挤在一般性行业很有关系。在39个工业大类中，新增利润最多的石油开采、煤炭、通用设备等行业，民营企业进入门槛仍然很高。

　　2006年初，中央发布的一号文件中，有关于放开民间金融的阐述。对于地下金融十分发达，又有数千亿游资需要寻找出路的温州来说，无疑是看到了曙光。

　　另外，温州民间资本主动寻找更正规、更高端的投资方向，也引起广泛的关注。2月24日，由中弛财团等60家企业老总、律师、银行经理组成的温州北京投资考察团飞赴首都，他们要在北京产权交易所提供的国有企业中，寻找自己的“猎物”。此次温州资本北上京城，北京市除了为其提供180个国有企业的招股项目外，北京产权交易所还推介了部分中关村高科技项目，它们涵盖医药、IT、新材料等多个领域。而温州考察团也冀望借助北京国有企业的改制来实现温州民营企业的产业升级，并希望通过对一些高新技术产业项目的嫁接，提升温州民企的层次和素质。

　　与此同时，社会上也出现了温州人进北京“炒国企”的说法，并称这是温州“炒团”“最后的晚餐”。有专家认为，此前，国家政策倾斜东北，以推动东北的发展，国企改制纷纷上马。而有少数投机者利用国家政策，以战略投资者的名义进入国有企业，这些投机者为了攫取最大的利润，常常采取偷梁换柱或打着更换设备的旗号等手段，不断地变卖国企的生产设备和资产，将所得资金转走他用。另外一种惯常手段就是将国家政策给予职工的优惠全部或部分据为己有，比如政府用于安置职工的补偿金被以各种名义从中截留。当没有了油水可榨之后，投机者们再选择时机撤离资金，拂袖而去。因此，有专家呼吁，北京市政府相关部门应该“未雨绸缪，立下相关规矩，避免重蹈东北一些国企改制的覆辙”。

　　民间集资兴旺的背后，是人与人之间的信用关系牢靠，这才是温州所特有的现象。这样的信任关系进入到市场经济时代就成了一笔巨大的社会信用资本。这笔社会信用资本，全中国除了温州没有第二个地方拥有。这才是温州人容易发财致富的秘诀。

　　有人说贫困而相对封闭的环境，导致温州穷则思变，纷纷走出去闯天下。但是，思变不等于能变。温州的不同之处在于它的“能变”。

　　自2005年下半年起，山西对煤炭行业开始了严厉的整治，令“温州炒煤团”遭遇了真正的大限，从昔日温商“走西口”到如今无奈“雁南归”----温商与晋煤“绝缘”？

　　在我们诟病温州财团“炒作”的同时，或许也应该承认，无论是短期投机还是长期投资，资本的本性就是逐利；温州财团资金所到之处也为地方经济带去些许活力。据统计，在温州之外地域活动的温州民间资本大约在3000亿元左右，而据金融专家估计，中国目前可能存在着一万亿左右的民间游资。民间游资的市场炒作行为负面影响不断暴露，表明正确引导民间投资已经刻不容缓。

　　在各种诱惑面前，温州资本时刻面临着一次次的选择。在经过了一次又一次舆论力量以及宏观政策的历练之后，温州资本能否变得更加成熟起来，社会对其作出的评价能否客观和包容，也许还有待时间和实践的检验。

(责任编辑：毕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