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副所长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主办的第二届中国财富论坛于2006年4月16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 隆重开幕。有关国家领导人、部委领导、市长、商界名流、经济学家、管理学家、各行业、各地区杰出企 业家将欢聚一堂，共同就我国“十一五”期间财富机会、政策走向及全球经济形势进行深入探讨和分析。 搜狐财经作为联合承办方，从现场发回精彩的实况报道：

　　今天下午最后一位演讲的是高培勇教授，他担任中国人民大学的校长助理，现在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担任税务学会的副会长，也是享受政府特殊津贴的专家，高教授也多次为国务院领导和省部级以上的干部讲课，下面我们就请高教授发表演讲。

　　主题：关于当前的中国税负水平

　　高培勇：

　　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下午好，论坛进行到这个时候，我估计大家已经很累了，我们利用最后四五十分钟讨论一个既经久不衰又属当前热门的话题，当前中国的税负水平。说到税负水平几乎在座所有的都很关注，但是因为大家背景不同，身份不同，所处的经济社会的地位也有差异，所以在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恐怕会有不同的说法。

　　比如，中国当前的税负水平究竟是重了还是轻了，我虽然没有在这里给大家直接提问，我猜想也会提问，继续所有的企业，几乎所有做企业的都人回答是重的，中国的税负是重的，几乎所有的个人，包括我本人在内，也都会说是重了。问题是当进一步询问大家，为什么你认为中国的税负就是重了呢？请你拿出理由来。我们注意到，很多人会举出中国的个人所得税的最高税率是45%，中国企业所得税最高税率是33%，中国增值税的税率17%，当把这些在税收制度上明确规定的税率拿出来和其它国家相比较的时候，我们说的确是重了或者偏重了。

　　但是如果在座的有来自政府部门的官员或者说当我们站在政府的角度回答中国的税负水平究竟是重了还是轻了的时候，站在政府的立场上，一般地讲，它会告诉你，中国的税负是轻的，或者说是不重的。

　　为什么轻？为什么你认为是轻的，为什么你认为就不重了呢？政府部门拿出来的理由就是说，我们现在的宏观水平大体上只占到GDP的17%或18%。

　　因为在任何时候，在任何国度里边，我们衡量一个国家的税负水平的时候，总是用当年取得税收收入总额去和当年GDP进行比较，更何况，最近一个时期我们对GDP的口径做了调整，分母加大了，所以我们认为中国的税负企业又在以往的基础之上进一步调低了。

　　同样一个问题会呈现两个不同的答案，更令人关注的是，去年的下半年，美国的一个非常著名的杂志福布斯也加入进来凑热闹，大家都知道，他们在去年下半年发布了关于世界税收痛苦指数的排行榜，把中国排在世界第二，除了法国之外，我们就是世界税收痛苦之二，税收痛苦指数实际上是税负水平轻重的另外一个表示，问题来了，我们肯定要问，不管是谁，你做什么工作的，这三个方面的说法和答案，哪一个是属实的。

　　谈到这个问题立刻让我记起上个世纪的九十年代中期，在中国展开的一场企业税负重与轻的讨论。我们现行的税制是从1994年开始实施的，当它运行三年，在1997年的时候，有一股声音开始响起，抱怨企业税负重了，在那个时候作为学术的研究机构和研究人员，我们给大家拿出的最后答案是，在那个时候，如果以政府的收入作为百分之百，其实中国的政府税收占得比重只不过有三分之一左右，那个时候我们的税收占GDP的比重只有10.3%，所以我们的答案是，的确我们的税收是不重的。什么重了呢？是来自于税收之外的各种收费者，于是我们有这样一个答案成交给大家，中国企业的负担是重的，但是重的根源不在于税，而在于费，在此后关于费大于税的判断。

　　大家还记得在1998年3月份，当朱?基总理当选之后，举行的第一次记者招待会上，他归结中国财税领域问题的焦点就是用了费大于税政府收入格局的判断，并且强烈指责说，老百姓不堪重负，因此在那样的时期，围绕着税轻、费重这样的判断推出改革举措就是税费改革，1998年开始开始的税费改革已经伴随我们走过了六七年的时间，到今天当我们再次抱怨税负重，谁说已经占到GDP多少多少的时候，我们就要问，这次的原因究竟是什么？为什么在不同的时间里，我们会对同一个话题产生或出现如此截然的答案，我以为在这个时候我们需要花一些时间对中国的税收运行的态势以及与此相关的改革的举措做出一番相对比较详尽的考察。

　　我打算考察四个方面的问题与大家分享： 一，中国税收收入持续高速增长的现象；二，发生在中国税收上的特殊故事；三，启动新一轮税制改革；四，新一轮税制改革的原则与内容。

　　大家可以看到，这是关于中国1994年到2005年税收收入持续高速增长状况的态势，1994年我们税收收入刚开始的时候，所有税制相加只不过4789，到2005年写再税收收入统计表的数字是30866，今天的税收已经和13年之前的税收难以同日而语。这样的持续高速增长的现象已经伴随我们走过了13年的历程，我们之所以单独考察这13年，而没有把改革开放之后所有税收收入运行态势纳入视野，因为在1994年之前，我们的税收已经开始是另外一番情景，那就是每年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是下降的，中国税收收入持续高涨的历史从1994年开始改写。其二当描述、讲述关于13年间中国税收，收入持续高涨故事的时候，就这张图而言，我们只能说这是发生在中国的这13年间的非常特殊的故事，这也可以说世界税收发展史上的一大奇迹。为什么这样讲，翻开世界各国的税收发展史，你或许会看到哪一个国度，在哪个一个历史区间会有一段时间税收收入出现持续高速增长，但是如果跳出表面现象的局限，而深入到其后的支撑的缘由，几乎会发现，他们都是通过税收制度的变革而实现这样的持续高速增长。比如，在战争爆发的年代，或者在自然灾害非常严重的时期，各个国家为了解决财力上需要或者会增设一些税种，或者扩大既有税种的税基，或者提高既有税种的税率，但是不管怎样，它必须调整税制，通过税收制度变动一下子极大的提升税收收入的持续水平。

　　但是请大家注意，在过去的13年间，中国税收制度的变化有没有呢？大家或许说有，如果说有，大的比较令人关注的事项主要是两个，一条是1999年为了刺激消费需求的需要，我们对个人所得税当中的个人存款利息所得恢复征税，一下子给政府先是增加了几十亿元的人民币，到2005年大体上200多亿元的人民币，2002年在费改税的进程当中，我们把原来称之为车辆购置费的东西改为车辆购置税，给政府带来两三百亿元的税收收入。除此之外，不知道各位能举出多少有关税收收入增长的事情，我们说没有，所以在一个国家的税收制度没有发生什么变化，没做什么大的调整的背景条件下，能有长达13年间税收收入持续高速增长，这的确应当当做中国的历史奇迹加以看待。所以，解读这一段历史，描述这样历史的发展趋势，必须牢牢记住立足于中国的国庆，用非常特殊的国情，非常特殊的因素，给出比较贴近中国的现实答案，描述这段历史的时候，从形象上看，大家肯定会说，中国的税收1994年4000多亿，1993年是4000亿多一点点，我们到了2001年达到15000亿，2003年达到20000亿，2004年突破25000亿，2005年达到30000多亿，所以大家注意到，政府部门每当谈到税收收入形势的时候，总是把它当做成绩看待的，比如所使用的语言叫双突破，税收收入的形势一片大好等等。但是如果从纯学术的角度来看，我们宁愿用比较客观的语言注解，这个背后的故事。更让我们陷入深入思考原因，在税收收入高速增长面前，我们的确过去很少想它，不管是谁，如果让它预测中国税收收入究竟会出现怎样的变化，它往往是落空的，包括现行税制的设计者，包括参与税收决策者，也包括直接操纵税收制度的人，甚至包括我们这些专门以税收制度的研究作为直接的，一旦涉及到让你预测一下，税收究竟出现怎样的变化，我们的预期往往是不准确的。比如在1993年曾经参与进行税率设计许多老同志，我们今天在问他，和他讨论这些情况的时候，他们的回答是，当初最高期望值不过说每年税收能够增长200亿、300亿就足够了。再比如，现行税制设计的参与人之一，也是当年国家税务总局的局长，现任财政部长金人庆同志，在2001年10月份的时候也曾经做过一个预期，按照当时中国税收的发展趋势，到2004年我们会突破20000亿，到“十一五”结束的时候我们回答道30000?35000亿元，坦白讲，在当时也就是三年之前，我们还以为，这样的预言过于乐观，但实际的情景怎样呢？大家注意到，20000亿元这样的大关不是在2004年突破的，我们是在2003年就突破了，30000亿到35000亿元这样的任务，我们是在去年就完成了，而去年“十一五”还没有开局，往后看，整个“十一五”期间，中国的税收还将会出现怎样的变化？还能否继续保持目前持续高速增长态势？如果让大家今天预言，甚至让我本人预言，我难以说我们的预测就是准确的。

　　问题难在，如何对税收收入的持续高速增长进行解剖，我们讲到因素分解，在过去我们解释这段历史和这个趋势的时候，习惯于用所谓三因素，那时候说经济增长带来了增长，一次性政策调整带来增长，税务部门征管力度的加强业带来增长，这些对于当时的人们来讲是比较清晰的解释，由于税收收入持续高速增长的时间过长，因而“三因素”论逐渐就显得过于粗旷，近两三年来，人民已经开始逐步拓宽视野，倾向于用所谓多因素解释中国税收持续高速增长，比如第一因素经济增长带来税收政策，第二因素物价上涨业带来税收增长，第三税源结构带来税收增长，我们税源分为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发现中国的税源集中第二产业，其次是第三产业。我们也用区域结构和区域的发展不平衡解释中国税收的持续高速增长，按东中西区分，中国税收的75%来源于东部，也就是沿海开放地带，区域结构不平衡也会造成税收收入的持续高速增长。第五，我们用税务部门征管力度加强来解释税收增长，很自然，税收的跑冒滴漏少了，税收收入就多了。第六，我们用进出口的平衡解释收入增长，因为在进出口商品的平衡环节还有一个出口退税的因素没有考虑，考虑税收收入没有抵消掉出口退税的数字等等，六个方面的因素比五个方面的注解更全面更透彻，而且更贴近现实。

　　问题在于，我们一再强调解释中国税收持续高速增长必须要从中国的特殊国情入手，如果抓住特殊二字再反观这六个因素的影响，可能会发现这六个因素当中很多因素不仅仅中国所拥有，在其他国家也有类似的情况，哪个国家没有经济增长和税收增长的关系，哪个国度没有物价上涨推动税收增长的故事呢？都有的，更深刻的问题在于，在这六个因素当中，六个因素能够穷尽支撑中国税收增长的话，其中哪个因素是中国所独有的，算作中国的特殊因素，仔细看来，在这六个因素当中只有一个因素，那就是征管力度的加强，是中国所拥有特殊的因素。为什么这样讲呢？如果仔细观察一下中国的税收情况，把税务部门围绕征管力度和推出若干举措结合起来，会发现中国现行税制征管空间是巨大的，中国税务总局发布过非常重要的报告，1994年的时候中国税收实际征收水平只有50%，中国能理解实际征收水平的指标，本来应该找你征100块钱的税，但是我的本事只能征收来50多块钱，到2003年的时候，我们的本事涨了，能力强了，我们能拿来70多块钱，从50%提升到70%这样实际征收水平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中国税务机关的作用空间非常巨大，可以提升征管水平的空间非常巨大，如果把税务机关的征收能力比作于一个鸟笼子当中鸟的腾飞空间的话，这个鸟的笼子是足够大的。

　　问题接踵而来，为什么现在的中国税制会有如此大的征管空间，它能有将近百分之五十空间需要努力，这就要让我们回顾现行税制真实背景，中国的税制从1994年开始实施，设计之年或者孕育之年在1993年的下半年，1993年8月份税制改革，9月下旬投入研究，10月份到11月份就拿出了现行税制的设计方案，12月份人代会讨论，次年了1月1号开始向全国推广，关注中国现行税制出生背景的时候，实际上我们只要把眼光盯在1993年下半年就可以了，在那几个月当中最让中国政府伤脑筋中国政府最关注的事情是什么，说起来主要是两条。一条是反通胀，那时候中国的通货膨胀高达百分之二十多，为了杜绝通货膨胀，几乎把所有的手段都用上了，其中就包括税收制度的设计。在税制设计当中自然要融入反通胀的因素。其二是政府财政的困难，在那儿之前我们一直在说，财政收入一年比一年的下来，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一年比一年的下降，因而要利用税制改革的时机，极大的提升政府的收入能力。把这两个因素考虑在内，如果是你，你也要在税收制度当中把征收和反通胀考虑打进或作为现行税制的重要因素，但是当把这两个方面的期望寄托在现行税制设计上的时候，它又遇到来自另外一个方面的瓶颈制约，这就是税务机关实际征收水平。那个时候我们的实际征收水平只有50%多一点，如果在考虑到作为现行税制的第一大税种增值税，在中国刚刚开始实施的时候，我们心中还没有太多的底数，所以又更需要在考虑如何把这50%的征收率以及对于增值税制的不确定性打入现行税制。

　　如果你身处这样的背景，要实现这样的目标，你所能动用的因素又如此之大，你会做什么？其实在当时选择一个基本的思维理念就是，要宽打窄用，我的意思是说，考虑到1993年税收只有4000亿元多一点，实际上税制设计者给1994年中国税收定得任务是大体上能够达到4000多亿或5000亿之多就足够了。在那样的背景条件下，如果让各位设计现行税制，我给你的任务就是5000亿元的税收，还告诉你，我们的征管能力只有50%，再告诉你，我们对于即将推出的增值税第一大税种支撑中国税收的45%以上，还预期不足，你会怎么做？我们能够做的就是宽打窄用，那就是说要拿出能够征收到10000亿元的税制保证5000亿元税收收入目标的实现，在宽打窄用理念支配之下，我们才有中国现行税制突出特征，宽税基高税率。有人抱怨中国的增值税税基是宽的，是生产型的税基，我们可以告诉你，那是基于当时反通胀，基于提升中国税收收入需要的，但现在我们业面临的问题是，这13年来，我们的税收收入的征管水平一直在不断地提升，税务机关人员的素质提升了，税务机关的技术装备提升了，金税工程的一期金税工程、二期、三期在不断地上马，从而提出科学化、精细化管理一系列的目标，在这样的目标实现过程当中，我们发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我们只举一个例子来谈，增值税实际征收率的变化，根据典型调查材料得到的统计数据。在1994年现行增值税刚刚开始实施的时候，那时候税收实际增收水平只有57.5%左右，随着征管力度加强，实际增收水平在逐年地爬升，到了2004恩年的时候，典型调查来说已经达到85.7%，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如果大家设想，我们按照现行增值税的税率的要求，能够百分之百把全部税收都能够拿来的话，实际的税负水平和名义的税负距离在逐步地逼近。

　　这张图也是关于增值税实际征收变化图，我们把增值税分成工业环节、商业环节。蓝色调是刚才我们所说的总体的图，粉色调是工业环节，粉色调是商业环节，在增值税的增值过程当中商业环节增值税增收水平比较低跟实际的经营状况有关系，工业环节增值税增收水平比较好。在过去的13年当中中国税收机关征收水平在逐步地提升，我们要回答的问题，在如此的背景条件下，很多人就要问了，这样一种持续13年的税收收入的持续高速增长是不是正常的？作为学者，我们总要说，也既正常，也不正常，关键是你操用什么样的标准，当你操用现行的税收制度作为标准的时候，我们说它就是正常的，因为我们没有调整税制，税务机关任务就是要把该征的税如数尽可能多的征收上来。在没有变更税务法的条件下，该收的税收不收，那是税务机关的失职。如果用另外一个标准，我们又说它是不正常的，不正常的原因在于在过去的13年当中，我们的现行税制基本格局没有发生比较大的变化。13年当中，中国现行税制基本没动的，现行税制所赖以生存的经济社会环境的变化，翻天覆地的水平。

　　在座的各位请你们回过头来看我们过去在13年当中所走过的历程，我相信大家在13年之前，比如说1993年底、1994年初，你们绝不会想象中国的经济环境是今天这个样子，你绝对说不出，我们今天的生活水平是今天这样一种变化。所以，当我们的经济社会环境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时候，我们再看到现行税制基本没变，我们只能说就好象在13年前，我们给自己的孩子买了一双鞋，当他经过了13年的成长历程，我们还让他穿上13年前买的鞋，尽管这双鞋还没有破旧到不能穿的地步，但是他穿得下去吗，或者穿进去能够舒适吗？这就告诉我们，现行税制和现实社会环境之间已经出现极大的不适应，这种极大的不适应最重要的表现在于，实际税负同名义税负之间的距离在逐步地拉大。

　　我们这张图综合所有的税种而汇成一张关于中国实际宏观税负水平的走势图，我这里加上实际两个字和政府部门的统计口径是一致的，粉色调代表GDP调整口径的情况，就按蓝色调来讲，在2004年的时候，我们对外的说法是中国税收宏观收入水平达到17.7%，接近于18%，由于GDP一下子拓展了23000亿，分母加大了，我们现在调整结果15.1%，2005年的数字15.8%，将近16%的样子，从这个数字上你去推论，世界上哪个国家的税负水平只有15.8%，按照这样的数字结合世界各国比较的话，我们只能得到中国现实的税负水平是比较低的结论。但是需要跟大家做交代的是，如果同样我们在上面做出百分之百的征收水平这样一条虚拟的线，我们说中国的实际宏观税负水平和虚拟的百分之百实际征收水平之间的距离在拉近，这是我们目前关于中国税收税负轻重问题一个基本的着眼点。而且还可以跟大家这样讲，在整个“十一五”期间，在未来的五年，如果现行的税制不发生大的变化的话，这样一种税收收入持续的增长态势还会继续。今年1月份到3月份，整个第一季度的税收收入统计数字已经公布，大家可以看到，在第一季度我们实现的税收收入已经达到8988亿元，增长多少呢？增长了1429亿元，增幅18.9%，我们的说法是，关于中国现实税负水平高低问题的判断，必须注意到实际税负和名义税负之间的差异，政府部门在说中国的税负水平不高或偏轻的时候，我们用的就是实际税负水平，当各位纳税人在抱怨税负比较重的时候，你们所举出的例子是中国的名义税负水平，或者叫做制度税负水平。之所以在最近的这些年间或最近的几年之间大家感觉到税负水平在加重，并不是因为税收制度所确定的税负水平在提升，而是因为在过去即便规定了那么高的税率，即便规定那么宽的税基，但是因为税务局没有能够把该征的税尽可能多把它拿上来，或者说在那个时候征管能力不够强大，你没有感到税收的痛楚。而这些年来，当税务部门的工作逐渐加强的时候，你感觉到确实重了，这种重就体现在实际税务水平和名誉税负水平之间的距离在日益拉近，而且往前看，这样一种逐渐拉近的势头还会继续。

　　我们的问题是，由于我们现行税制是在13年前中国税务部门的实际征收水平不高的条件下所建立的，因此我们在税基上选择比较宽的口径，在税率上选择比较高的水平，当今天我们的税收的实际征收水平已经达到非常高的条件之下，再用原有的制度水平，原有的税基和税率，它肯定从现实经济环境出现不相匹配性，肯定对于广大的纳税人带来税负重的感受。所以，回答中国的税负水平是高还是低，解答中国税收收入持续高速增长背后的支撑因素，我们答案只能归结到现行税率上，也就是说，现行税制要与时俱进。当我们讨论今天这些事情的时候，实际上给我们传递一个强烈的信号，加快全面启动新一轮税制改革。

　　关于新一轮的税制改革，刚才我注意到贾康所长已经做了很多方面的论述，我只是就强调几点做一点补充说明。现在映入大家视野关于新一轮税制改革总体方案，这个方案还是源自中国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第20条，在第20条当中尽管我们看到是一大段的描述，但是稍作分类你会看到，只不过分了两个层次的类，一是简税制原则，第二个是关于新一轮税制改革的八个方面的内容，或者叫八个方面的现象，我也注意到，贾康已经做了说明。

　　现在我们要说的是，在新一轮税制改革八个税种当中，实际上有两个税种处于核心的地位，实际上涉及到中国税收收入的变动规模占到整个新一轮税制改革8%以上，这两大税种一是增值税的转型改革，另一方面企业所得税的合并改革，目前这两个税率进展状况都不令人满意。首先是增值税的改革，在今年两会期间，很多人的注意力都放到两法合一，就是两个企业所得税法的合并改革。但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税种那就是增值税，现行中国增值税起源于1994年，基于那样的特殊背景，我们选择了生产型的税基，随着这几年的发展，感觉到生产型的税基不适合中国企业竞争力，不适合现实的社会经济生活环境的需要，缩小这样一个税基，由此确定要由生产型改消费型这样的改革的基本思路，这项改革事实上在2004年已经开始有所动作，2004年的7月1号我们在东北地区的三省一市八个行业进行增值税改革的试点，到2005年去年6月30号的时候，试点期结束，已经取得向全国进一步推广的经验，但是直到今天，我们还没有听到有关增值税转型改革的推广的声音。

　　大家就要问了，为什么呢？我们不能不联系统一各类企业所得税制度这样改革的命题。因为企业两个所得税合并改革与增值税有密切关联的改革，我们知道企业所得税必须合并，必须加快进行，因为内外资企业同在中国从事生产经营，他们之间的税收负担相差十多个百分点。谈到增值税改革的时候，大家往往普遍欢欣鼓舞，为什么呢？增值税的改革说白了缩小税基，当税基缩小了，对所有纳税人而言都是一种减负的改革，几乎不会听到哪些人站在纳税人的角度反对你，因为大家都减负了，按照03年的统计，将在中国减少增值税税收1500万元，但是一提到两法合一的时候，你会注意到反对之声不绝于耳。最近一个时期，我到了深圳经济开发区，走访几家企业，我们看到反对之声是非常强烈的，为什么？因为内外资两个企业所得税法合并改革，我们现在采用基本思路，两个企业所得税法的水平分别从两边向中间靠拢，内资企业33%是一种减负的概念，对于外资企业就是增幅的概念。对于深圳地区的外商投资企业而言，他们现在实行的税率是15%，如果把这样一种税率水平提升到27%，无异于翻了一番，他们的压力有多大，对于他们的生产经营的冲击有多大，当你考虑到这些因素的时候，我们说既要加快改革，又要极大的减少改革给企业带来的税收压力。最好的办法是什么呢？打包上市，捆绑进行。把增值税的改革和企业所得税的改革合并为一项改革，而同时改革。其结果就是对于大多数的企业来讲，都是一种税收负担的增减互抵。互抵之后的结果，大多数企业都是减负，可能会有极少数的企业会有少许的税率增加，才会在2004年7月启动增值税改革试点，是寄希望于在今年两个企业所得税法合并改革和增值税改革试点的推广在今年1月1号同时推出来，但是推进的过程当中出了一些意外，增值税的试点工作比较顺利，到去年7月1号宣布花了不足20个亿取得了增值税转型改革的基本试点经验。但是两个企业所得税法合并改革却没有能够如人们所期望的那样进行。今年没有能够如期进行改革，能不能寄希望于明年呢？现在的说法也是，明年仍然危险，原因在于，我们两个企业所得税法当中的一个所得税法就是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是必须要经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讨论通过的。因为它是在九十年代初期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通过的。因而，如果照目前的进展来看，即便今后在两个企业所得税合并改革路程不会出现任何的障碍，最乐观的估计在明年3月份提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讨论，到2008年才能实施，在这样的背景前提下，留给增值税改革就是十分尴尬的局面，增值税的转型改革目前有来个选择，一个选择不再改，两个所得税法单兵推进，把两个所得税法赶紧向全国推进，那样以来，不会遇到很大的阻力，而且还会对各位企业家各位经营极大的减负的刺激，好的举措先走了一步，两法合并增值税效应靠什么抵消？很可能就会使得两法合一变得遥遥无期，而进一步拖延下去，这是我们极不愿意看到的事情。

　　另外一个选择继续等，等到2008年，两法合一，一块上市，如果等下去会出现什么样的问题呢？增增值税连到各个链条，把东北三省一市，三省一市当中八个行业用税制人为手段割裂开来和地方的市场加以分割，能不能做到？长期以往会出现诸多的不便，本身增值税管理链条就会割断开。其二，目前已经出现了为了得到购入设备增值税的优惠，在东北地区注册公司，实际经营地仍然在内地的情形，这样的情况再持续一段时间，会不会又出现新的引人注目增值税犯罪现象？所以我们说在目前等与不等之间，表面看到的仅仅是增值税改革方面的尴尬，但实际上它所透视又是连带两法合一的进退两难。进一步说，由于这两个税种实际上牵扯到整个新一轮税制改革将近税收数额80%的比例，它实际上事关整个新一轮税制改革的进退。所以，我们的说法是，如果说新一轮税制改革是我们所必须的，是我们解决或走出在中国当前税负水平问题上的关键的话，我们希望要尽快启动新一轮税制改革，在所有新一轮税制改革涉及到的税种当中，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法的合并又是它的核心内容，再进一步看，这两个核心内容当中，它的主要矛盾现在实际上是两法合一。因而我们说，要下活税制改革这盘棋，如果牛鼻子存在的话，那就是两法合一，两法合一的进程能够尽快，两法合一这个棋子能够走活，那么增值税的改革能够顺利推出，整个新一轮税制改革方案也会全面地启动。我想说的就是这些，谢谢大家！

(责任编辑：吴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