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实施科技规划纲要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的决定》中指出：中央确定，全面实施《规划纲要》，经过15年努力，到2020年使我国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建设创新型国家，“就是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国家战略，贯穿到现代化建设各个方面，激发全民族创新精神，培养高水平创新人才，形成有利于自主创新的体制机制，大力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不断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

　　《决定》进一步指出：建设创新型国家，是一项极其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是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提高执政能力的必然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务必站在时代的前列，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大力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出色完成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各项任务。

　　《决定》中的这些论述清晰地表明，“创新型国家”并不仅仅局限于科学与技术的范畴。由此引发的问题，是怎样描述创新型国家的特征，才能更好地体现以上中央精神。

　　为到2020年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提出了四项判据型的发展目标，其中“力争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60%以上”是一个能够作出完整概括的综合性指标。但是，如何准确界定“科技进步贡献率”的概念与内涵，是一个需要慎重对待的问题。

　　一、“科技进步”是个宽泛的经济概念

　　“科技进步贡献率”在国际上又称作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简称TFP）。在我国，“科技进步贡献率”是一个颇为活跃的研究领域，不断出现关于某一产业、某一区域、某一时期的“科技进步贡献率”测算。考察一下这些测算方法，与国际上计算全要素生产率的方法别无二致。

　　“科技进步”的基本概念，源自于经济学家对于经济增长模式的研究。在这些研究中，经济增长的源泉除了资本和劳动力的投入之外，统称为“科技进步”或者“全要素”。

　　50年来，国外经济界不断对“科技进步”的度量方法进行改进，也不断对各国取得的“科技进步”进行测算、分析和解释，但在“科技进步”的内涵上则始终保持共识：“科技进步”是一个很宽泛的宏观总量概念，它不单指技术发明或工艺改进，而是指扣除资本投入和劳动力投入之后的所有要素的总和。在这些要素中，既包括体制、机制的进步，也包括管理、模式的进步，等等；总而言之，是一般效率的提高。

　　可见，在经济学的分析中，促进经济增长的所有要素除了资本和劳力之外，统统纳入“科技进步”的范畴。所以在更多的场合里被提到的，不是“科技进步贡献率”，而是全要素生产率TFP。

　　二、体制改革在中国的“科技进步”中占据重要地位

　　改革开放以来的27年中，中国经济增长的巨大成就有目共睹。如何解释这一史无前例的发展？“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有多大？这是国外经济界非常关注的问题，也出现过多次关于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在这些测算中，一般都认为体制改革在中国所取得的“科技进步”中占有突出的地位。

　　例如，高盛亚洲证券公司最近发布了一份调研报告（2005年12月12日《21世纪经济报道》），报告中提出以下看法：

　　“对中国生产效率更加全面的评估应该是基于全要素生产率的评估，而不仅仅是投资效率的评估。全要素生产率（TFP）是经济学家们在评估整体经济效益时最常用的一个指标，是指与要素投入增长无关的产出增长。我们考察了中国在1978到2004年之间经济发展背后的根源，得出结论：尽管物质资本存量和人力资本的增长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举足轻重，但是生产率的快速持续提高起到了同样重要的作用。在这一时期，TFP收益达到年均3.3%，对中国的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36%，这和物质资本积累的贡献率非常接近。”

　　“1978年以来，生产率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加速时期，这三个时期和改革加速的三个阶段正好吻合。第一个生产率快速提高的时期发生在80年代的头五年，也就是农业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之后。90年代中期，邓小平南巡后市场自由化的浪潮带来了生产率的第二个繁荣期。第三次生产率增长的浪潮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前后产生。”

　　“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使覆盖面如此之广、速度如此之快的资源重新配置成为可能。中国年均3%以上的TFP增长率超过了亚洲小龙表现，其他小龙的TFP年增长大概是2%或者更低。因此自1978年以来的改革给中国的TFP增长率可能带来了大约1个百分点的‘红利’。”

　　“尽管中国经济作为一个整体变得比以前更有效率，但是生产率提高的幅度在各个产业部门之间不尽相同。根据世界银行（1997）和经合组织（2005）的研究，仅将劳动力从农业中转移出来一项就带来了年均1%的经济增长。”

　　三、切不可对“科技进步贡献率”作狭义理解

　　如果望文生义地诠释“科技进步”，就非常容易形成误导，把一个包括制度、管理等要素在内的具有广泛含义的经济用语，狭义地理解为“科学与技术”。一旦形成这种误解，从概念到内涵就全都扭曲了，不利于理解中国经济发展的原因及努力方向，也不利于实质性地推动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毫无疑问，“科学与技术”是全要素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不是全部。“科学与技术”尽管是第一生产力，但它完全不涉及生产关系；而国际通行的全要素生产率的概念，不仅涵盖了生产力的进步，也涵盖了生产关系的进步。

　　在生产关系已经相对稳定的市场经济国家，“科技进步”的取得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科学与技术的发展；而在中国这样的转轨国家，各项体制改革所带来的“科技进步”，往往比科学与技术发展带来的“科技进步”要显著得多。举一个非常典型的例证：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中国的农业生产突飞猛进，显现出举世公认的空前的“科技进步”；究其主因，并不是“农业科学技术”有什么重大的突破，而是农业的产业组织形式从人民公社制转变为家庭联产承包制 —— 也就是说，是体制改革带来了巨大的“科技进步”。

　　更进一步说，在我国目前阶段，即使是科学与技术的发展，也在相当程度上要依赖于体制改革，依赖于源自生产关系调整的“科技进步”。非但如此，像“自主创新”、“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等等老大难问题，其症结也往往不在于科学与技术本身，而在于全要素中的体制与机制。

　　综上所述，在以“科技进步贡献率”描述创新型国家特征的时候，必须注意避免把这个经济用语狭义地理解为“科学与技术的进步对经济增长作出的贡献”，以及由此而引起其他误导。当然，如果能够按照国际惯例，以“全要素生产率”名之，就更为妥善而不致产生任何疑义了。

(责任编辑：任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