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水平的高低从根本上决定了居民收入增长的状况，而居民收入多寡则是国民财富分配的结果，一方面，依赖于国民财富以怎样的速度增长；另一方面则是国民财富这一蛋糕的切分方式。因而，对经济增长过程中的收入分配与收入增长的分析显然有益于厘清居民消费增长的问题。

　　近年来，随着我国固定资产投资的高速增长与产能的大量实现，多个行业的产能过剩已逐步显现。同时，投资规模的高速扩张也加剧了经济结构失衡问题，为维持经济体的均衡发展，未来投资增速必然有一个持续回落的过程。这样，一方面为维持较高经济增速，另一方面也出于消化大量产能的考虑，提振消费越来越被寄予厚望。

　　显然，消费水平的高低从根本上决定了居民收入增长的状况，而居民收入多寡则是国民财富分配的结果，一方面，依赖于国民财富以怎样的速度增长；另一方面则是国民财富这一蛋糕的切分方式。因而，对经济增长过程中的收入分配与收入增长的分析显然有益于厘清居民消费增长的问题。

　　一、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失衡削弱消费增长动力

　　近年来，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失衡状况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即财政收入的迅猛增长挤压了居民收入增长的空间和相对增速较慢的居民收入内部还存在分配不均衡，这两个层面的推移直接削弱了居民消费增长的动力。

　　改革开放后的多数年份，政府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持续降低，居民收入占比则保持了上升态势，企业比重保持稳定。据统计，１９７８年，政府在国民收入分配中占比３３．９％，企业占比１１．１％，居民占比５５％。而到２００２年，这一比例变为２０．５％、１４．３％、６５．２％。

　　２０多年来，政府收入比重大幅降低、居民收入比重大幅上升的收入分配格局，既是我国经济市场化改革成功的原因，也是市场化改革的结果。换言之，正是因为居民收入的大幅上升，从而生发了强劲的最终需求，进而引致我国庞大的经济体相对有序地高速增长。

　　值得关注的是，１９９８年以来这一趋势发生了转变。具体而言，１９９８年政府收入占比在达到１７．３％的低点后，开始快速增长，增速持续多年远高于ＧＤＰ增速，近年来财政收入增速持续达到２０％左右，２００４年财政收入增速则高达２１．５６％。

　　在政府收入持续增长的同时，企业收入占比稳定在１４％左右，换言之，政府收入快速增长大大挤压了居民收入增速，导致居民实际收入增长持续多年低于ＧＤＰ增速。

　　更为重要的是，增速相对较慢的居民收入增速还存在内部分配不均衡的问题。一方面是城乡居民收入分配不均衡程度扩大，收入差距不断加大。自１９９７年以来，城镇居民收入增长相对较快，而农民收入增长相对缓慢，导致农村与城镇居民收入增速差距明显拉大。如２００２年，城镇居民收入增长为１７．３１％，而农村居民收入增长仅为２．８８％，增速差距高达１４．４３％。目前来看，占全国４０％多一点的城镇人口，获取了全国近７０％的收入，而占全国近６０％的农村人口仅获取全国３０％的收入。

　　另一方面则是，高收入群体与低收入群体收入差距也有进一步拉大趋势。据统计，占人口８０％的中低收入群体只获得全国不到６０％的可支配收入；而２０％的高收入群体却获取了４０％以上的可支配收入。

　　然而问题远不止于此，以存量财产表征的贫富程度扩大得更快。以城镇居民为例，调查结果显示，２００２年城镇居民家庭财产的基尼系数为０．５１，而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仅为０．３２。０．１９的基尼系数差表明，整个社会存在着相当一部分额外收入没有被统计，而这些额外收入，才是真正导致居民贫富悬殊的根本性因素。

　　总体而言，我国居民收入占比逐步减小，高低收入群体收入差距加大以及就业、社会保障、教育等方面因素的影响，很大程度地压抑了居民消费的欲望，进而阻碍了居民消费水平的进一步提升。

　　二、投资主导型经济增长是收入分配失衡的根源

　　１９９８年以来，国家改革了税收征管体制，确实对税收的增长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对于政府收入持续高增长的解释力是不够的。我们认为，很大程度上由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发起的投资主导型经济增长方式才真正促成了财政收入的高增长，进而促成了国民收入分配失衡格局。

　　我们认为，地方政府热衷于投资的原因具体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随着市场化改革进程的推进，地方政府在经济管理中的审批权逐渐式微，特别是全国大市场的培育，愈益弱化了地方政府的管理权。市场力量的滋长，使得地方政府认识到，掌握资本，进而参与社会投资，赢得话语权，同样是一种权利的体现。

　　另一方面，既有的政府官员考核机制和政绩观，使得政府官员必须靠出ＧＤＰ赢得升迁。然而，作为拉动ＧＤＰ的三驾马车，消费的投票权主要掌握在居民手中，净出口的投票权主要掌握在国外消费者和国内企业手中，政府想在这两方面产生大的影响较难。但是投资不同，地方政府可以通过投资引导、拉动、调节ＧＤＰ的增长，因而政府官员天然地有着参与投资的积极性。

　　现实中，房地产业的投资既充当了本轮经济增长的引擎，又为政府赢得更高的收入增长提供了可能。目前，地方政府仍然牢牢地掌控着作为房地产业核心要素的土地。政府通过出售土地，直接赢得了大笔收入。据统计，２００４年我国房地产土地购置费用２５７４亿元，加上工业用地、基础设施建设用地等土地购置费用约６４３５亿元，占ＧＤＰ比重４．７％。按照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测算，土地增值部分大约有２０—３０％留在乡下；政府获得２０—３０％。依此计算，２００４年单单通过土地出让一项，政府就获得近２０００亿元的收入。同时，房地产作为引擎带动了一系列的投资、交易，并促成企业利润增长，这些都直接或间接地增加了政府的收入。

　　依靠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方式，带来了政府收入的快速增长，却没有相应地提高居民收入。一般而言，经济增长必然地伴随着劳动力就业状况的好转，然而，有研究表明，我国的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之间没有明显的正相关关系，高经济增长可能带来低就业增长。研究发现，经济增长率最低的年份１９９８、１９９９、２００１年，就业弹性系数却是最高的，分别为０．１５、０．１５、０．１７；而经济增长率最高的年份１９９２、１９９３、１９９４、１９９５，就业弹性系数最低，分别为０．０７、０．０７、０．０８、０．０９。

　　分析我国的就业结构有助于理解这一就业悖论。现阶段，第三产业已成为吸纳就业的主渠道，到目前，我国第三产业从业人员达到２１８０９万人。然而，本轮投资拉动型经济增长却主要集中在第二产业，第二产业的投资又主要集中于重工业领域，而重工业部门每亿元投资仅提供０．５万个就业机会，只及轻工业的１／３，因而，出现了我国近年ＧＤＰ增速持续高位、而就业状况恶化的现实。显然，严峻的就业状况严重不利于劳动者的收入增长，基层工人与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多年难以增长，珠三角地区打工者１０年工资水平都没有提升就是典型例证。

　　与此相应，投资的高速增长，引致各种商品价格之间失衡，瓶颈大量出现，但是依靠这些瓶颈获取暴利则与普通老百姓无缘，只有掌握一定资源的人才能凭此赢得超额收益。这正是本轮经济增长中，引发居民之间收入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

　　前述国民收入分配主要指一次分配，居民还可以通过国民收入的二次分配得到部分收入，或者通过政府公共开支如社会保障支出获得收益。然而，实际情况表明，随着财政收入持续高速增长，财政支出中用于公共财政方面的支出却相对很少。从社会保障支出国际比较角度看，我国不仅远远低于发达国家，甚至远低于印度、泰国等国的水平。

　　自１９８０年以来，财政支出中用于社会保障的比重一直维持在２％左右，２００４年财政资金直接用于社会保障的金额仅为５６３亿元；而发达国家财政用于社会保障支出的比重一般在３０—５０％之间。相反，我国财政用于经济建设的支出总额年年高速增长，２００４年达到７９３３亿元，占财政支出的２８％。

　　从公共医疗与教育等领域看，政府则主动从这些需要大量财政资金支出的领域退出，这种退出引发的问题是深远的，出于对如上医疗、养老、教育等诸多方面支出的考虑，居民极大地强化了储蓄动机，较大程度地减弱了居民的消费动力。

　　三、改变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确保消费稳定增长

　　建设和谐社会就是要将城乡、高低收入群体、东中西部地区居民的收入差距保持在合理而又均衡的水平。收入分配的严重失衡不仅可能引发相关社会问题，而且也会从整体上降低整个国家的边际消费倾向，最终不利于我国经济可持续性的增长。

　　就是说，不仅为实现经济的持续发展，也为了体现社会公正、公平原则，必然地要求改变现有的国民收入分配失衡格局。我们认为，主体思路应包括：改革地方政府考核机制以转变投资主导型经济增长模式；转变政府开支理念，完善保障制度；通过税收调节等手段减小收入差距。首先，改革地方政府的考核机制，可以考虑设计绿色ＧＤＰ或者福利性ＧＤＰ指标，弱化地方政府官员片面追求ＧＤＰ的动机，弱化地方政府与民争利的动力，从而使国民收入分配更多地向居民倾斜。所谓福利性ＧＤＰ就是从现有ＧＤＰ总值中扣减土地和矿产资源等增值部分，扣除环境污染和水资源浪费成本等。其次，变经济建设财政为公共财政就是要促使财政资金改变投资重点，逐步从经济建设中退出，大幅度增加对教育和医疗保障的公共开支，进一步完善养老保障体系，加强农村卫生体系的建设等。目前看，公共财政转向正在进行中，如国家近期针对农村教育中“上学难、学费贵”等问题推出政策举措，就将惠及大部分农村家庭，因为全国有２亿多中小学生，其中８０％在农村，中小学义务教育费用全免将较大程度地减少农民的教育支出。

　　考虑现实状况，财政资金用于经济建设的相关支出可考虑逐步减少，但是，投资方向与投资理念则应该改变。如建设新农村过程中，政府可将部分财政资金投向农村基础设施，但是，这种财政投资的目的，应该是注重通过政策与政府资金的引导，真正促进农民持续增收，而非搞大量不切实际、效率低下的投资。

　　最后，通过税收手段调节居民收入，通过就业政策增加居民就业机会，也会对提升居民消费潜力、调动居民消费热情十分有益。具体实施中，应该注意，税收调节的最终目标就是要切实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扩大中等收入人群、合理调节高收入人群。近年来，中央推进的农村税费减免、个人收入所得税调整等只是这项工作的开始。相信目前正在推进的能源税与成品油价格方面的改革，以及未来可能逐步推出物业税、遗产税以及社会保障税，都将对改变居民收入差距，提升低收入居民收入具有实质性作用。此外，中央还应进一步控制房价，以免虚高房价大量吞噬城镇居民潜在消费能力。

　　综上所述，只要改变我国目前主要依靠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模式，变经济建设财政为公共财政，进而通过各项政策调整居民与居民、居民与政府间的收入分配格局，就有可能真正调动居民消费热情，提升居民消费潜力，从而促成居民消费更快地增长。

　　（作者单位：太平洋证券研发部）

(责任编辑：任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