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鲁迅月收入300银元，胡适之更有600银元，相当于现在月收入二三万元。陈明远为鲁迅、蔡元培、沈从文等文化人算的经济账，是知识分子历史命运浮沉与变迁的缩影

　　本报记者罗敏发自上海

　　“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2200多年前的孟子，曾对古代文士和经济之间的关系作出如此结论。而《文化人的经济生活》、《知识分子与人民币时代》的作者陈明远却认为时代不再：“这不像‘词穷而后工’——‘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大多数人都无法做到。”

　　陈明远是中国科学院计算机中文信息处理及语言控制系统方面的专家，近些年来却频频将注意力集中在鲁迅、蔡元培、沈从文等文化人的经济问题上；他是一名诗人，却在创作之外关心一笔笔经济账。上世纪90年代国内在出国潮中流失了很多人才，《鲁迅的经济生活》、《胡适的经济生活》（后扩展成《文化人的经济生活》一书）来得恰逢其时，为“以财留才”等观点找到了现实根据。关注20世纪下半叶中国知识分子境况的专著《知识分子与人民币时代》日前出版，历史的曲折，同样发人深省。近日，《第一财经(相关:理财 证券)日报》在上海对陈明远进行了专访。

　　经济独立与人格独立

　　《第一财经日报》：你是从《鲁迅日记》开始注意到“文化人的经济生活”这一问题的，《鲁迅日记》所记载的内容，是否很能反映当时文化人的生活状况？

　　陈明远：我想，鲁迅研究到现在，文献资料可谓浩如烟海，但五六十年来没有人注意到他的生活状况、经济状况。旧版《鲁迅全集》一共12卷，最后两大卷是《鲁迅日记》，篇幅约占全集的五分之一，研究者多半以为是写感想、写交往的。但我注意到，700多页的《鲁迅日记》中，总共有几千处是记录他的经济收入的。从1912年鲁迅到北京教育部任职，一直到1936年去世，24年中，每一年、每一月日记的主要内容就是记录收入情况。

　　上世纪70年代我在农场的时候，闲来无事，就帮鲁迅算了一笔账。算下来我自己也大吃一惊。鲁迅的收入用我们当时的眼光来看，真是高不可及。他每月收入300多银元，相当于现在的一两万元。而上世纪70年代，大学毕业生一个月的工资才56元。但鲁迅的收入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还只能算中等，收入比较高者如胡适之，在北京大学的收入为每月600银元,还不包括稿费等其他收入。最高收入者每月可达600到1000银元，相当于现在月收入三四万元。

　　《第一财经日报》：鲁迅记账很多，他也是一个很注重经济权的人，他对金钱的观念在当时是否具有代表性？

　　陈明远：鲁迅写过《娜拉走后怎样》，他认为有经济上的自主权才谈得上人格独立，才谈得上思想自由。所以他认为娜拉出走以后，最重要的是争得经济权。强调这一点，并不为追求财富，而是将经济权不仅看作安身立命的保证，也看成从事文化事业、思想自由、人格独立的保障。

　　胡适之一辈子不缺钱。据我所知，他谈到经济权的地方不多。他的生活不奢侈，确实把钱看得很淡。他的很多钱，都用来帮助年轻人。此外如蔡元培，薪水和胡适之差不多，但他去世时没有房产，真的是两袖清风。他也是一个很喜欢帮助别人的人。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文化圈，经济上彼此慷慨相助的情况是非常普遍的。此外，这些文化人的钱主要用于购买珍贵的古版书。这一传统到上世纪五十年代就断了。

　　《第一财经日报》：在《知识分子与人民币时代》一书中，你第一次将触角伸到了建国后文化人的经济生活。你研究这一时期是否也是出于很直接的现实关怀？

　　陈明远：上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全国城市人均住房面积才4平方米。我所在的中国最高研究机构中国科学院，十几年收入没有增加。王选1958年大学毕业后在助教的位置上待了30年，结婚十几年居住的房子才10平方米；陈景润的条件更差。他们就在这种条件下完成了发明创造。如果五六十年代国家给予他们更好的条件，他们就会创造更多。

　　我希望知识分子至少能得到生活上的保障，有足够的收入，有一定的空间，有保证他们从事精神文明生产的条件。

　　精神生活的乐趣与钱无关

　　《第一财经日报》：《文化人的经济生活》一书出版后，你做过一个比较，认为20世纪三四十年代知识分子的收入其实与21世纪初的不相上下？

　　陈明远：从实际购买力来看，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大学毕业生每个月的收入是50银元到80银元，相当于现在的1500元到2400元。我认为这几年教授、作家的收入和上世纪30年代相差不大。有一半知识分子收入比当时水平高，另一半，如毕业生和退休知识分子的生活水平则比较低。

　　《第一财经日报》：你用了“文化人”和“知识分子”两个概念分别指称20世纪上半叶和下半叶的知识人，你认为两者有何区别？

　　陈明远：“文化人”一词是上世纪30年代初出现的。往前可以推到梁启超、王国维、蔡元培、胡适之等人。旧文人是指依靠家产、念四书五经、通过科举制度出仕的人。1905年之后，凡在新式学堂教书，靠教书、写书为生的，都是新式文化人。总体而言，这批人有个性，有情操，有创造性，而且会思考。他们冲破了科举制度的藩篱，“专心于本业，不为升官发财”。但是到上世纪50年代，没有人会再说自己是个文化人，延续到现在，文化人缺乏个性，很少有自己独特的观点，他们处于这样一个框架中，关心自己利益更多。

　　这是一个大众的时代，知识分子不可能个个都是振臂一呼，应者云集，或者个个都是思想界的先锋。至于“遗世独立”、“愤世嫉俗”，我认为也没有必要。

　　《第一财经日报》：社会条件改变了，人的观念也在转变，知识分子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可能再次遭遇他们的危机，这一次非为政治，而可能为“钱”。

　　陈明远：鲁迅曾经有言，“自由固不是钱所能买到的，但能够为钱而卖掉”。现在举目四望，为了钱将自己的人格卖掉的人也有之，所以鲁迅的话并没有过时，更值得我们思考。

　　我的书里有一个基本思想：金钱是培育花朵的粪土。金钱本身是粪土，但是没它不行，一朵花、一棵树，甚至一棵草，要依靠它长起来。人要生存要温饱，要有一定的生活费用。但粪土永远不是花和果实。人要悟到这一点——精神生活的乐趣与钱并不相关。

(责任编辑：谢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