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张小国 徐立京　武力　贺浪莎　杨阳腾

    深圳，一座有着海一样胸怀的城市。

    站在大鹏湾畔，看潮涨潮落，云卷云舒，一种豪气油然而生。

    潮头搏浪，已经成为深圳自主创新型企业家最明显的精神特征。

    他们自立自强自主研发的果敢和激情，他们敢于和世界级强手比拼的志气和血性，他们为中华民族复兴而奋斗的理想和信念，就像大海一样宏大而深沉。

    在深圳，企业自主创新活动已不只是“浪花朵朵”，而是以万涓成河、百川归海之势迅猛发展……

    自主创新型企业群雄竞起

    徐航属虎，很精神的小个子，灰黑夹杂的头发使得他看上去比实际年纪44岁略显老些，说起企业发展战略时身上会透出隐隐的“虎气”。他上大学那会儿，“磁共振”只是个科学名词而已，但这项技术很快便被广泛应用于实际生活，尤其是在医学影像诊断领域。他后来不仅跑到深圳搞起了这一领域的经营，而且十几年后还在超声成像诊断系统等医疗设备制造上，依靠自主创新做到了国内第一、世界先进。

    怎么形容徐航和他创办的迈瑞公司对于我国高科技医疗设备制造行业打破国际厂商垄断所起到的作用呢？这么说吧，因为有迈瑞，目前那些黑白超声诊断系统和监护仪系统的国外二类厂商已经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劣势；也因为有迈瑞，我国大小医院在跟国际医疗设备供应商谈价时不但不再没得“商量”，还至少能砍下30%的价来……更难能可贵的是，医疗设备制造业的跨国公司的全球性垄断程度极高，但迈瑞不仅已突进欧洲和北美市场，而且拥有自己产品的全部自主知识产权。

    刘南林也是个精干的小个子，板寸头，鬓角染上白霜。10来年前，他在深圳办起了雷地科技公司，干的是响当当的事：雷地是世界上首家能够在常温下产业化生产金刚石膜材料及制品的企业，而且从科技工艺到工业化设备都拥有完全的自主知识产权，技术水平领先于国际同行。“神五”载人航天飞船上天时宇航员杨利伟所戴的头盔，正是采用了雷地的金刚石膜技术，使其具备了特殊的高硬度、超稳定等性能。

    此外，在材料行业内属于前沿科技的非晶合金材料工业化生产方面，雷地也是全球“老大”。它不仅拥有世界首创的大面积非晶合金液化技术，而且在2005年10月突破了国际材料行业巨头都未能解决的工业化生产技术问题。非晶合金比目前航天制造业流行使用的钛合金等合金更轻、更硬且更便宜，潜在市场达数千亿美元。不言而喻，这项技术及其产业化对我国整个制造业都将产生巨大的影响。

    说到这里，大家一定会觉得纳闷：为什么报道深圳的自主创新要从外界还不太了解的人和企业说起？谁不知道，深圳自主创新的领军人物任正非、侯为贵、马化腾、麦伯良……哪一个名字不比徐航、刘南林更熟悉呢？深圳自主创新的顶尖企业华为、中兴、腾讯、中集……哪一个品牌不比迈瑞、雷地更有知名度呢？

    但，这恰恰是让记者格外兴奋的原由———在深圳，除了一些大家耳熟能详的名字之外，还能信手拈来一大批令国际同行都不敢小觑的企业家；除了一些已广为人知的大中型创新企业，还活跃着大规模的高质量的创新型中小企业———一花独放不是春，万紫千红春满园。正是成片成批出现的创新型企业和企业家，使得深圳的自主创新呈现出欣欣向荣、生生不息的喜人势头。这正是深圳带给今日自主创新之中国最大的惊喜和欣慰。

    走在美丽的深南大道上，科技园、高交会馆、赛格电子广场一一映入眼帘，这座城市自主创新取得的成果，就像街头那缤纷的杜鹃花，绚丽多彩，在阳光下散发出迷人的芬芳。日前一家知名的投资机构在考察调研后作出判断，深圳这几年至少将出现10家产值过100亿元的本土高新技术企业。

    一位科技部领导在深圳调查后感言：“在深圳的突出感觉是‘四个密集’：创新型人才密集、创新型企业密集、创新型产业密集和创新型知识产权密集。”这里说的创新型人才，不是传统意义上拘囿于院校的教授、博导，而是指真正能与市场结合开展技术创新的人才，真正能够把握技术创新方向并组织实施技术创新的企业家。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2004年中央电视台十大年度经济人物评选中，深圳有4位企业家入选，其中3位是高科技企业家。

    这“四个密集”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它们之间有着必然的因果关系。正是由于企业真正成为了自主创新的主体，创新型企业如雨后春笋般萌发，才使得高技术创新成果不断涌现并最大限度地实现了产业化。

    企业是最具有创新冲动的经济社会细胞。事实证明，企业的主体作用发挥得越充分，自主创新的动力就越充足，成功概率就越高。当激发出每个“细胞”的创新能力时，最直接的效应便是形成“千军万马齐创新”的局面，而不再是往昔“单打独斗搞创新”的光景。用深圳市委书记李鸿忠的话概括就是，以企业为主体来搞技术创新是深圳实践的一条核心经验。

    是的，深圳人引以为傲，这里不仅有华为、中兴，有比亚迪、创维，更有一大批虽名气不大，却在技术创新方面大有作为的企业群；不仅有任正非、侯为贵，更有一大批脑子里根植着自主创新理念的青年企业家。是他们，让深圳的创新之路越走越宽阔！是他们，形成了深圳自主创新的“主体力量”！

    企业掌控技术创新话语权

    刘南林谈起企业的持续发展时，他的心情是自豪的，却不是轻松的：“10多年前全国搞金刚石膜材料技术和生产的企业有三四家，现在熬下来的就我们一家了。而且，世界范围内在材料制造领域，像雷地这样靠自有资金积累滚动发展起来的企业，不能说绝无仅有，也至少是罕见的。”为什么这么说？道理很简单。因为只要是高科技企业搞自主创新，就同时意味着高投入和高风险。

    创建雷地的11年来，刘南林尝透了企业在发展初期时搞自主创新的艰难。他告诉记者，国外材料行业的大企业每年都是拿出销售额的15%至20%用于研发，像拜耳公司那样的巨头每年投向研发的费用都在35亿美元左右，“而雷地一年下来要干得累吐血才能拿得出一两千万元投向研发。”即使这样，雷地仍然坚持每年拿出销售额的20%、利润的40%用于科研。为此，刘南林经常被股东抱怨分红少、被员工抱怨奖金低，“但十年磨一剑，从企业的长远发展来看，必须搞自主创新。”刘南林坚定地说。

    像这样历尽艰辛而又矢志不渝坚持自主创新的故事，记者在深圳听到了太多太多……

    彭朝晖，一米九的魁梧身材，儒雅的气质，言谈话语间满是学者的严谨。15年来，他一直从事基因治疗的研究、开发和产业化工作。“对于企业，有时选择创新，就像是背水一战。”彭朝晖说。他打的这场战役风险很大————基因治疗药物研制。这意味着什么？赢，盆盈钵满；输，一贫如洗。一家投资公司加盟时，他坦诚相告：此事三成胜，七成败；到一期临床时，他多了几分把握，说70%成，30%败；到最后胜算变成了80%，如履薄冰的他仍然给投资方“打预防针”：“虽然失败的几率只有20%，但这20%随时能变成100%，过亿投资可能付之东流。”

    彭朝晖懂得，创新不怕风险，就怕不知道风险。对世界第一个基因治疗药，无论申报答辩，临床试验，还是生产质控，每一个环节都如急流险滩，稍有不慎，就有灭顶之灾。对新药，有人做过统计，在世界著名的《自然》杂志发表的1000篇文章中，可能只有100篇文章中提及的项目被开发，只有10个进入临床，1到2个最后才能成功。做一个新药一般要花12年。为此，虽为赛百诺公司的董事长，他却亲自去做临床实验，“因为我首先要知道，它临床安全不安全，有没有效，我一定要有第一手的资料。”

    2003年，成功终于变成了100%。在全世界近100家基因治疗公司、1000余个临床方案中，赛百诺公司研制的“今又生”脱颖而出，拔得头筹。2004年1月，“今又生”领到准字号生产批文，中国基因治疗走上了产业化的道路。彭朝晖在与国外实力雄厚的大公司的竞争中创造了“世界第一”。

    创新的成果固然令人喜悦，深圳企业敢于创新、勇于冒险、长于坚持的意识和胆量更让记者感动。是什么原因促使他们一往无前地走上自主创新之路呢？

    “首先是为了‘活命’而创新！”深圳市科技和信息局局长刘忠朴一针见血，“即使政府没有制定鼓励自主创新的各种优惠政策，即使没有什么外部条件，深圳企业也会全力以赴地自主创新，因为它要生存、要发展。”

    在这片改革开放中最早确立市场机制的土地上，在这块被市场经济潮流激荡的开放地带，与强大对手短兵相接的深圳企业先人一步地认识到，只有立足创新，才能掌握竞争主动权，只有立足创新，才能行之长远。“创新是一个好企业的本能。”深圳嘉里粮油公司总经理符志棠说。

    已被人们广为引用的“四个90%”正是这一本能的充分表现：在深圳，90%以上研发机构设立在企业，90%以上研发人员集中在企业，90%以上研发资金来源于企业，90%以上职务发明专利出自于企业。

    以企业为创新主体，意味着企业既是技术创新的投资者、主导者和组织者，也是技术创新的受益者和风险承担者。也就是说，企业的技术创新是基于自身需要而进行的自主活动，企业掌控着技术创新的话语权和选择权。

    作为技术创新的投资者和主导者，深圳的企业是出了名的敢把钱花在自主研发上面。2005年深圳市企业技术中心共投入研发经费超过100亿元，申请专利6552项，占全年全市专利申请量的31.3%，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1项，市级科技进步奖15项。

    在中兴通讯内部有条不成文的规定：每年的研发投入都必须保持在销售额的10%左右。2005年底英国贸工部发布了一份“全球企业研发投入排行榜”，中兴就是榜上有名的四家内地企业之一。2004年12月在香港联交所挂牌上市后，中兴募集到的31亿港元中，有四成被用于3G等新技术的研发。即使从一开始在企业内部就存在着对研发投入“有种无收”的担心，但侯为贵从来没有动摇过他将自主创新作为长期战略的念头。

    并没有谁对企业规定过研发投入占比，“但我们宁愿舍弃当前利润也要投给自主研发来保证公司长期的发展。”同洲电子总裁袁明说。据了解，深圳一定规模的本土高新技术企业投入研发的费用普遍都占销售额的10%以上。在采访中不难发现，许多企业家谈到自己的企业达到了这个比例时，言语间流露出的是一种自豪。

    作为技术创新的组织者，深圳许多企业积极突破地域限制，开展国内国际合作，组织全球科技资源为其所用，大大增强了研发能力。

    华为建立了规模很大、具有较强创新能力的研发团队，3.5万名员工中有48%是技术人员。中兴通讯2万多名员工中技术人员占到40%，并通过在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密集、技术信息广泛的北京、上海、南京、西安、重庆、成都等地建立研究所，建立以企业为主导的产、学、研联合体。中兴集成电路设计公司的规模不算大，专业研发人员的比例却占到60%，而且骨干成员平均具有5年以上的芯片设计经验，生产出了在单芯片上可以完成数据流加密的国内唯一产品。同洲电子参与了20多项数字电视国家和行业标准的制定，拥有国内最大的一支数字电视技术研发队伍近600人，今年这支队伍的规模将扩大到1000人。

    高投入必然伴随着高风险，“但既然是创新的主体，企业必须要敢于承担风险。”徐航说。

    他至今都记得1996年迈瑞从做代理商转向自主创新时，连续两年的投入都没使新产品开发有太大起色。相反，由于资金投入大，公司运转甚至陷入困境。是否坚持投入？几位公司的创始人意见产生分歧互不妥协，最后分道扬镳。迈瑞研制第一代B超产品时，做了4年半，一分钱销售收入都没有，到第5年才开始有了销售，但当年销售还不好。迈瑞研制第一代血液细胞分析仪时，也是整整做了4年。但即使在这样巨大的压力下，徐航等几位创始人没有退缩，靠着监护仪产品销售和一些代理业务苦苦支撑了下来，如今终于凭借完整的自主知识产权带来的性价比优势，把企业推向了一个辉煌的舞台。

    “创新的风险虽大，但一旦成功，收益颇丰。”袁明深有感触地说，“在某一领域掌握了核心技术的自主创新型企业，它们的投资回报率、利润率普遍比没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企业高出很多，竞争力和发展空间也要大得多。”

    同洲电子的销售额从2002年的1.7亿元连年增长，去年达到了9个亿，在国际市场上的份额也稳步增加，具备了与跨国公司面对面竞争的实力。迈瑞连续五六年的研发投入都以50%以上的速度递增，今年将投入的研发资金大约是1.7亿元，而销售额将猛增到大约17个亿。

    嘉里粮油的南海油脂在2002年被深圳市认定为“工业企业技术中心”，并获得市政府300万元资助用于建设技术中心，这是当时该市在食品行业设立的唯一一家企业技术中心。同期，南海油脂配套投入了3000万元研发经费，这对于利润微薄的传统产业来说，堪称研发投入的大手笔。大量人力、物力投向研发的结果，是取得了在食品行业非常少见的一项发明专利，应用产品即金龙鱼第二代调和油，由此产生了138亿元的销售额和2亿多元的税收，其投入产出比之高，令人们对传统产业的生命力刮目相看！

    “企业掌控技术创新的话语权和选择权，是企业作为技术创新主体的必然要求。”同洲电子副总裁张生虎说，“因为企业对市场需求最敏感，最清楚创新投入的方向，最关注创新的过程和细节，也最注重创新成果的应用和收益。”

    创新路径“因企制宜”

    行业不同、企业不同、产品不同；市场在变、需求在变、潮流在变————变化而多样的市场要求企业找到符合自身实际的自主创新路径。

    原始创新，消化创新，集成创新，服务创新，技术创新，管理创新……在深圳，每个创新企业都有自己的“看家本领”，可谓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不从零开始、从高点起步”，一批已经具有一定积累、规模较大的深圳企业始终盯着世界顶尖技术。

    华为的任正非有一个说法：“海外市场拒绝机会主义。”过去，我国一些大企业往往是依靠自己所处的行业垄断地位、或者是依靠我国经济转型期形成的非市场机会、或者是依靠地方政府的特别扶持快速发展起来的，这些企业没有经受过激烈的市场竞争的洗礼，实际上不仅没有国际竞争力，而且在国内市场上也无法形成竞争优势。而深圳一些大企业则瞄准世界领先技术，从高点切入，加大研究和开发投入，拥有了比较强的技术自主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

    华为的一个重要手段是参照国际上高新技术企业以销售收入10%以上的经费投入研发的做法，长期坚持不低于产品销售收入10%的比例和10000多名专业技术人员投入研究。仅北京研究所成立以来，投入的研发经费就超过26亿元。为研发和产业化3G，华为历时多年，投入了3500人和高达60亿元的经费！

    集装箱产量世界第一的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公司(中集)，则瞄准世界顶尖技术进行大范围的资源整合。

    1995年，中集购买了德国钢制冷藏箱专利。10年后，通过吸收、改进德国专利，中集实现了这样的目标：冷藏箱占全球市场份额的44%，出售专利的德国同行转产；全球95%的冷藏箱使用中集自主创新的改进工艺。

    用同样的手笔，中集取得了英国UBHI公司的罐式箱专利技术，收购了拥有折叠箱关键专利的英国公司。随后中集购并欧洲主流罐式箱供应商荷兰博格公司，又集“博格”的专利于“囊”中。目前，中集拥有500多项专利和800多项专有技术，成为集装箱国际标准制订的“行业领袖”。

    中小企业则更多地走出了“一厂一品”的创新之路。深圳台电公司以在全球首次实现64种语言的同声传译、研发出世界上首套抗节能灯干扰的红外同传会议系统，不仅市场份额能与行业巨头德国“博世”分庭抗礼，而且比“博世”技高一筹。朗科科技凭着在美国获得的全球基础性发明专利和自主创新的多项技术，用小小的闪存盘，引领了全球移动存储技术的发展方向。

    同时，必须承认的是，相比国际巨头的雄厚实力，我们的企业无论大小，都在资本、技术、人力资源等方面处于弱势。对于一些需要大规模创新要素的高精尖技术创新项目，该怎么办？在这个问题上，最具代表性的例子就是深圳彩电行业的“聚龙计划”。

    目前我国彩电行业共同遭遇高端液晶面板(TFT—LCD)技术发展瓶颈。一方面各大彩电企业由于不掌握这项生产技术而不得不将彩电制造链条上唯一的最大的厚利环节拱手让给国外竞争对手；另一方面TFT—LCD制造又属于高投入、高风险的产业，经受过“薄利时代”洗礼的我国任何一家彩电企业都很难独立完成这项平板显示技术的研发并实现其产业化。

    中国彩电四强，有三强在深圳。因此，深圳的做法是于今年1月份，在政府引导下，行业内四强TCL、创维、长虹、康佳共同出资启动投资额高达80亿元的“聚龙计划”，旨在协力突破这一行业共同关键性技术。不论“聚龙计划”的明天会怎样，以企业为主体搭建行业公共技术平台，这都将是一次非常有益的尝试。

    “自主创新一定要注意‘中国特色’！”这是许多企业家的共识。

    在拥有锂离子电池专利的深圳比亚迪公司总裁王传福眼里，中国低成本的劳动力比“自动化”更有魅力。

    日产20万粒锂离子电池的自动化生产线、价格1亿美元———看着引进技术的资料，王传福不感兴趣。这是1995年。

    于是，他将“自动化”分解为多个可人工完成、对工人技术要求又不高的工序。结果，只用引进技术1/20的投入，就建成“比亚迪”特色的半自动化锂离子电池生产线，并自主创新出几十项技术专利。

    10年后，“比亚迪”日产二次充电电池300万粒，生产的镍镉、镍氢、锂离子电池所占国际市场份额分别居第一、二、三位，迫使“东芝”退出锂离子电池业、“三洋”撤离中国市场。

    在深圳的采访中，记者也会看到坚持自主创新的企业往往在短期内反而要经受更多的磨难。“但要想把本土企业做大做强，自主创新是必然选择。做企业是需要有境界有理想的！”徐航在回想创新初期的艰难时说。

    的确，一个企业家的“境界”决定着一个企业的“境界”，而企业的自主创新“境界”又越来越决定着一个国家的核心竞争力水平。深圳这群追求着“境界”和“理想”的企业，以实际行动给千千万万力图自主创新的企业做了榜样、鼓了实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