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兆丰，青年学者，深圳大学理学士，现留学华盛顿，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1997年建立网站“制度主义时代”（www.StevenXue.com）。2003年出版文集《经济学的争议》。
■本刊记者 蒯乐昊 发自上海
——不断有人指责我专横独断，指责我不宽容异己，指责我好斗。我将这些都看作是赞扬。
——学术的自由竞争是残酷的。我虽然要维护你说话的权利，但我不能不拼命地批驳你的观点。 假如我失败了，那么我的努力将立刻转化为对你的观点的信服。
——我们要让别人说话，要始终让别人说话，但仅此而已，更多的仁慈和宽容都是有害的。
这是薛兆丰《正确理解学术自由竞争》一文的开头，带着尼采式的咄咄逼人和唐·吉诃德般的热血沸腾。
他是一个善于提出问题并挑起论战的高手，他的文集《经济学的争议》一书出版不久，马上就有经济学者站出来写了“对《争议》的争议”，旋即又有另一位经济学者站出来写了“对《争议》的争议的争议”，力挺薛的观点。据薛说，这两位大学教授皆与他不相识。他抱着感谢捧场的态度饶有兴味地关注了这场论战，并遗憾辩论没有吵得更热乎、范围更广一些。
“很简单，两个人对吵引起传播效果，显然比两个人的各自吆喝要更好。在网上也是如此。”
不动肝火的论辩大王
这个国内最早的论坛版主之一，1995年底，就在深圳万用网开辟“新闻组”（newsgroup）接触“网上讨论”，并开设“经济学”栏目，只是当时尚未有“版主”一说。1996年初夏，深圳数据局推出一个“BBS”站，薛兆丰在那里担任“经济学”版的版主。今天这个版虽然人气凋零，但仍可从颓垣败瓦中推想出当时激烈场面。
“论坛必须有人挑起话题，针锋相对，兵戎相见，引得看客忍不住要开口参战，这样才会热闹。”当时为了贴点上乘货色，薛花了不少钱请人把科斯等人的文章敲入电脑。远在泰国芭堤亚度假，也冒着炎热，乘车到老远的网吧看文章。在网友争论中，薛兆丰惊讶地发现，原来有那么多人的想法是那么不同，“如果不是这段经历，我不会有那么大的冲动去写文章、写专栏。”
“在网上表达任何观点，都可能会引来四面八方的攻击。要写出经得起考验的文字，最好的办法就是在写以前，自己先尽量攻击自己——将所有可能的攻击都考虑在内，然后挑出有代表性的给予回答。那些低级的攻击，则忽略，也算是卖个破绽，引诱别人来过招。大大咧咧地上阵的人总是有很多，我再手起刀落，那种快感，只能意会。”他后来写专栏一稿要修改七八遍，出声朗读并反复推敲，好习惯由此而来。
他不在乎对手说粗口和人身攻击，有人大骂他，他感到兴奋，朋友也会第一时间通报。薛兆丰把这当成一种赞扬——说明对手无力还击，才出此下策。
他只动过一次肝火。一次他在宣传“交易”的好处，一位网友很不客气，要薛出个价，他要买薛的女朋友去过瘾！10秒钟以后，薛兆丰的怒火平息下来，写了张回帖，告诉对手，自己并不拥有女朋友的产权，无权卖她。“别看他粗鲁，他是有观点的，我也郑重地回他。这样的帖子，删了就是版主出洋相；摆在那里，则大方得体。”
在美国大学作为经济学教科书的阿尔钦（Armen Alchian ）的著作，中文译本的翻译者即为薛兆丰，阿尔钦对薛颇为赞许，并称薛是其工作伙伴。
阿尔钦对薛的翻译给予鼓励，并告之，该书的俄文版本和西班牙文版本也在同时翻译中。4年后，薛的中文译本面世以后，另两种版本仍未完成。
阿尔钦——这位93岁的经济学专家童心不老，充满好奇，乃是UCLA（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第一个使用email之人——不懂中文，他用一种十分特别的方法检验翻译。他将薛的中文译本交给UCLA的一名中国学生，命他再由中文译回英文，从还原程度来考量翻译中是否有失真或谬误。结果令阿尔钦十分满意，该译稿因此成了阿尔钦“钦”定的中文译本。
要把生命用得最好
薛兆丰幼时的理想，是当一名工程师，他喜欢看到工作成果成为实物。但是很快，他放弃了这一理想，转而想当一名精神病医生。这个曾经腼腆害羞的少年，开始意识到，物质的发展并不能给人带来太多幸福感。有能力的人可以自己追求自己的幸福，而精神病医生则可以帮助那些无力追求幸福的人们。高考前，他填报了两所重点医科大学。这个在父母的宠爱和严格管教双重高压下的孩子，一心想通过高考离开家庭，走到外面的世界去。
结果，考分高不成低不就，他入了深圳大学，因为离重点线差一分，他只能读不那么“重点”的数学系——开放伊始的深圳，“国际”打头的专业最吃香，如国际贸易、国际金融等等，连中文系的名称都改成了“国际文化传播”，惟有数理化不“国际”——在大学里，薛兆丰重新修正了他的理想。
“我一直想，要把生命用得最好，但如何最好，得有个计划。”人类的大部分灾难是思想造成的，而非自然造成，人祸远远猛于天灾。未来还是白纸一张的薛兆丰，开始设想：有意义的人生，乃是要创造好的思想，如果不能，则传播好的思想。再后来，他又把思想，上升到制度的层面。
深圳大学是特区开放而建的高校典型，北大清华的教授咸集于此，图书馆所有图书一律开架，而且开放时间之长，为当时亚洲所有大学之最。薛兆丰大学受益颇多之事如下：与女朋友共同读书，与室友尹忠东吵架。
红袖添香夜伴读，学者之福。虽然女朋友后来没有成为太太，但薛兆丰依然在博客中提出，大学的一项重要功能便是恋爱，越早恋爱就越容易心平气和，越不会大惊小怪。有一个固定的女朋友对安心用功有益，因为不必再为挑选、追求、竞争、乃至舞会操心了。
与尹忠东吵架也是有益的，因为历史雄辩地证明，凡值得尹同学与薛同学大吵特吵相持不下之事，往往尹是对的。
尹建议薛在辩论中不要采用比喻手法，最终彻底影响了薛的思维习惯和文风；尹提出“人的思想是五花八门的，而人的行为却是高度一致的”，一直让薛铭记心头，最后还成为撰写投票经济分析论文的契机。
比复杂更难的是简单
薛兆丰是广东梅州的客家人，母亲是中学英语老师，父亲是大学中文教授，但他在文学上的师承，却是来自朗诵古文及背诵粤语流行歌曲的歌词。
他从小在父亲那里只学到两件事：一是写毛笔字，二是父亲在写文章时，他凑去看，被父亲教育说，别人写文章的时候在旁边看，是非常不礼貌的行为。
他的写作风格，是初中和高中的语文老师引导的，他们鼓励他用简洁的文字表达思想，因为初中的语文老师只讲粤语，所以他当时背诵的古文，一概是用粤语。粤语与古音更接近，而且有九种音调，富有韵律。直到今天，他写专栏都要先打印出来，自己边读边改，力求简单好懂，朗朗上口。他太怕别人不爱看了，报纸上文章满满当当，文章若不吸引人，眼球那么一转就可以忽略过去，比电视换台可方便得多。
所以他的经济学专栏，深入浅出，连外行都可以看得津津有味。“其实简单的文章更难写。”他硬性规定自己：在专栏中不得使用经济学专门术语，所有含“把”、“将”的句式都要改成最直接的动宾结构……后来，他发现，其实大多数学术论文都根本没有必要写得那么艰深难懂，在经济学术语里，除了“边际（marginal）”的概念，他找不到其他可以替代的词以外，其它专业词汇，几乎全部可以用浅显的方式来表达。他假想的专栏读者，是“思维方式没问题，但是没受到经济学专门训练的人”。
他最喜欢的一篇经济学短文，是秋风翻译的《I, Pencil》（《铅笔的故事》），那是读来简单、但寓意深湛的经济学经典之作。他特意去把自己的车牌号码，申请成“I PENCIL”，并得意地说：“只要是好的经济学者，在路上看到这个车牌，就知道车里还有另外一位好的经济学者。”
薛兆丰爱好单纯，最经常的休闲娱乐，就是在家里踱来踱去，或者洗澡，一把澡就可以排遣许多郁闷。再有，听音乐，兜风，哄自己从小抱大的干女儿玩，去朋友家聊天、蹭饭。“去朋友家里什么都可以由人招呼，你就坐在那里不用动了。”他爱吃，给什么都吃光，因此是受欢迎的食客。然后看电视，侦破片，或者烹调频道。
他听说画家林风眠文革期间为了自保，把自己珍藏的三千张画，亲手一张张泡到浴缸里，站在上面踩烂，他哭过；他听说钢琴家刘诗昆的手指被红卫兵打断，他哭过；他看了《南方周末》的报道——《被遗忘三十年的法律精英》，也同样失声痛哭。他在博客里写道，“用不着宣扬他们的成就，用不着复述他们的遭遇，用不着指出谁是罪魁。没有什么好说，只有哭一场。”
这个背负着“好斗”之名的青年才俊，生活中其实心思细密，体贴认真，是标准的gentleman。社科院一访问学者来到华盛顿，他见对方是个女孩子，便主动邀她出去吃饭。该女素闻薛某桀骜难处，一餐饭吃得战战兢兢，薛兆丰先行吃完，她马上起身，表示不敢耽误他的时间，愿把自己剩下的打包回去再吃。为了让她能安心吃饭，薛随即又给自己点了一份，陪她继续吃！
在我们的电话采访中，他间或停下，问我：你是否要去喝口水？提及任何专业术语或人名，他马上记下，列了个长长的清单在mail里发我参考。就连给杂志提供的照片，他都在旁边非常nice地注明：9兆，下载可能需要20分钟，谢谢。
聪明的用处并不很大
人物周刊：秋风评价您的学术来源是芝加哥学派与奥地利学派，这两派观点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您？您学术观点的成型过程如何？
薛兆丰：我的学术观点主要是三个构成：一是芝加哥学派的价格理论，在美国直到80年代，经济学博士考试就是要弄懂阿尔钦价格理论一书的所有问答题；二是奥地利学派的观点，即市场过程中的变动和互动是无数行为汇总的结果，决不是在失衡与均衡两点之间的简单来回。没有一个人或一个组织能控制经济汇总的巨大变动，黑板上的曲线更解释不了；三是公共选择理论（public choice），在经济学的基础上研究非私营机构的行为，我的导师之一比奇（Peter Boettke）即持这一观点，布坎南（James M. Buchanan）也因为这一方面的研究在1986年拿到诺贝尔经济学奖。在中国，公共这一块存在着巨大的盲区，人们寄望引入政府来纠正市场的失败，但在这个过程中同时也引入了政府的失败。
人物周刊：您曾引用“我们已经走上改革的道路，但是还不知道这条路往何处去。”您认为中国经济目前潜在的最大问题或危机是什么？
薛兆丰：一是黑社会化。产权明晰的过程太过漫长，产权从国有到私有，中间的模糊过程太长，因为无论是物质资源、人际关系、或者组织架构，中间都有潜在的巨大的利益，这方面的法律如果再没有及时地建立起来，那么黑道的规则就会建立起来。
二是短期行为。我们的GDP即使跟美国相比起来也是蒸蒸日上，但从另一个角度，我们在耐用品的建设上却远远不够，经济是如此，学术也是如此。
随便举个例子，国外把教授养在那里，每天飞来飞去，每天无数的演讲到处都在发生，短期里看一点用都没有，但是10年、20年、30年地积累下来，就很不同了。我曾经计算过，获得诺贝尔奖金的经济学家获奖需要多长时间，平均需要25年——最长的是哈耶克，他用了整整40年，最短的也耗费18年。中国现在有能够得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吗？抛开甄别率差这样客观的原因，仅从统计的角度来看，如果目前还没有看到有希望的人选的话，那么25年也不会有了。
人物周刊：你为什么会做这样的计算？你有夺取诺贝尔奖的野心吗？
薛兆丰：只能说，没有了。任何一个真正做学问的人，他的动机首先是学问的乐趣，至于奖，那只是一个副产品。
人物周刊：您在文章中戏称，您经常被老师骂“蠢”，“蠢到死”，“蠢得像猪一样”，这是真事吗？
薛兆丰：那是他的口头禅，但我觉得我周围比我聪明的人的确多得很，问题是聪明的用处并不是那么大。
举例来说，法拉利、奔驰，其性能比桑塔纳肯定要好多了，但是如果是作为的士只在城市里开，区别其实不大。我心算很慢，在美国通常要付给服务员15%的小费，我就算不过来，常常需要别人代劳，或者干脆给20%。蠢一点有什么关系呢，最多就是，别人10分钟能解决的问题，我可能需要一天，发表论文慢一点是不要紧的，要紧的是，论文里所包含的学问。
聪明不重要，重要的是懂得衡量轻重，所以要看最好的书，听大师的观点，观察大师们所选择的轻重。
人物周刊：您心目中，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家有几人？可以展开辩论并成为对手的有几人？
薛兆丰：现在更多的是经济学人，而不是经济学家。如果说“经济学家”是我们小时候的标准，好像“物理学家”是指牛顿、爱因斯坦那样的标准，那么中国的经济学家，除了张五常，我看不到别人。当然这不代表他的观点都是对的，比如我不同意他对汇率和利率的看法。但他在经济学领域里有过无法绕开的成就。有些人你可以说他错，但他在那里。
至于可以成为辩论对手的，那就太多了。经济学不是柔道，段位不同不能比武。在我看来，只要思维正常，彼此掌握的信息有不同，就可以形成交流或论辩。能指导我的人太多了，能教育我的人太多了。
人物周刊：您理想中的学术自由环境是怎样的？中国经济学离这个理想还有多远？
薛兆丰：在美国，同事之间的学术批评很尖锐，但是他们非常疼学生，无论学生提出多么愚蠢的问题，他们都说，啊，这个问题非常好。但中国却正好相反，对学生要求很严格，同行之间则一团和气。
我虽然生长在教师家庭，但是我觉得我父母对我的教育方式，是错的。他们太严格了，连到楼下去玩一会，都要先回答一连串的问题。我的创造力和好奇心，受了很大的压制。直到初中，我还是一个非常害羞和自闭的孩子，小升初的英语考试中，我的笔坏了，没法写，我都不好意思站起来要求借一支笔。
布坎南获得诺贝尔奖以后，别人问他，他心目的好老师和坏老师分别是谁，他说，最好的老师是奈特（Frank Knight），奈特自己虽然没有得诺贝尔奖金，但是他的弟子中有五六个人获奖，他总是非常鼓励学生，而弗里德曼（ Milton Friedman）则恰恰相反，总以驳倒弟子为乐。布坎南说，每次我在弗里德曼那里受了挫折，便马上要到奈特那里去寻找安慰。
同行之间、同事之间的学术批评，国内的高校没有这样的批评机制，面对面的批评几乎没有。
人物周刊：您的家庭观？
薛兆丰：男女平等而不相等。男女有别，分工合作。
我很讨厌政治意义上的所谓男女平等，哈佛校长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马上要辞职了，据说原因之一，就是因为说了一句：女性在硬学科上的总体成就低于男性。这算什么？也许女性在艺术领域比男性强更多呢？在家庭中也是如此，女孩就该有女孩的样子，如果女孩比较适合做家务，那就让她做家务。
人物周刊：你是一个对自己要求很高的人吗？
薛兆丰：Anything worth doing is worth doing well.这话翻译过来就是：任何值得你去做的事情，都值得你去做到最好。但这话不对，如果我将来有孩子，我要教给他，学习不用学到最好，成绩不用考到最高，因为还要玩。我对自己也是这样要求，不要做到最好，只要做到正好。
（实习生朱宝对本文亦有贡献）
这个背负着“好斗”之名的青年才俊，生活中其实心思细密，体贴认真，是标准的gentleman 图/受访者提供 (责任编辑：丁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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