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体而言，经济学家成为社会结构中获益较多的一个群体，愿意为发表真实观点而牺牲个人利益的人凤毛麟角

　　■岑科

　　“经济学家已经过时了。”一位财经(相关:理财 证券)杂志主编对我说。在他看来，经济学家——或者更具体地说，指所谓的“主流经济学家”——所提倡的个人产权、自由竞争等市场经济理念，已经没有新意。中国改革面临的问题，是如何通过立法和维权，实现这些理念。在这个过程中，作为媒体工作者，“应该更多地关注法学家、社会学家。”

　　不仅如此。在很多人看来，市场竞争的必然结果是贫富分化、利欲熏心、商品价格不受控制，由此产生的社会问题不是经济学家能解决的——甚至可以说，这些问题就是主张自由竞争的“主流经济学家”造成的，他们要为当前出现的“上学难”、“看病难”等民生问题负责。这就是当前的社会舆论中，经济学家群体受到广泛批评与质疑的一个重要原因。

　　如果回到10年前，大概任何一个经济学者都不会想到今天的局面。近10年来，经济学家群体经历一个逐渐被大众关注，被媒体追捧，知名度与社会形象不断上升、到今天突然急速下降的过程。而那些积极倡导产权改革与经济自由的学者，更不会想到，他们的主张在摆脱了“姓资姓社”的意识形态纠缠之后，会受到来自大众媒体的强烈抨击。

　　是什么原因导致了经济学家的群体形象在社会舆论中急速转变？经济学家是否应该为当前的社会民生问题负责？经济学家在未来的舆论空间中会扮演怎样的角色？这是关注中国经济改革与制度变迁的人不得不去追问的问题。

　　何谓“主流”？

　　要澄清这些问题，我认为，首先要对经济学家或“主流经济学家”的涵义作深入的分析。

　　经济学家和其他任何行业一样，各种各样的人都有。所以我们不能以部分经济学家的行为和待遇作为“经济学家”全称判断的依据。例如，不能因为某个经济学家主张不研究道德问题，就说经济学家不重视道德；不能因为某个经济学家预测失败，就认为经济学家的理论没有用；不能因为某些经济学家担任政府顾问，就把社会变革的成败归结到经济学家头上……

　　实际上，所谓“主流”，在不同的社会层面——例如国家意识形态、政府制订政策、学术和媒体影响上——可能会有不同的表现。其中的代表观点和人物，也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不能大而化之。

　　眼下，在谈论“主流经济学家”的时候，很多人都会提到北大教授张维迎的名字，并把他提倡的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看作“主流经济学家”的典型主张。但从意识形态的角度看，这种主张与“坚持和完善国有制”的主流观点大相径庭。抛开意识形态不谈，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一直主张国有企业改革的重点不在于产权，而在于政策性负担。此时，如果把张维迎看作主流，林毅夫就是“非主流”，但如果从政策影响力来看，身为全国政协委员、工商联副主席的林毅夫，显然又比身在政界之外的张维迎更加“主流”。——这两者互相抵触。而如果按照另一位著名经济学家刘国光的标准，无论林毅夫、张维迎都不能算主流。他认为：“实行社会主义制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应该是指导、是主流……没有接受过系统的马克思主义教育……不能从事教师的工作，不能从事决策研究的工作。”

　　可见，在谈论“主流经济学家”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其背后的历史条件和语境限制。否则，就不可能对经济学家在中国改革中的作用做出准确的评价。

　　现在很多人谈论的“主流经济学家”——如果从那些经常被指名道姓的学者来判断，应该是指那些主张实现个人产权、自由竞争，通过产权激励和市场竞争来提高经济效率的经济学家——其实并非铁板一块。他们所处的部门和机构不同，政策影响力不同，政策主张的重点不同，甚至具体的学术观点也不同，但他们都面临着共同的意识形态的限制，如张维迎所说，“有很多话是不能讲透的”。只有在这样的视角下，我们才能把对“主流经济学家”的判断，置换为对“经济学家”的判断，进而解释为什么在过去10年间，经济学家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社会知名度，又突然遭到了社会舆论的强烈质疑。

　　“看病难”、“上学难”是谁之过？

　　当前社会上对经济学家的质疑，主要源于近两年来日益严重的“上学难””、“看病难”等民生问题，以及国有企业改革中的腐败现象。按一般人的理解，经济学家主张产权改革与产业市场化，对于其中出现的问题，他们当然难辞其咎。但如果仔细分析，事情并不这么简单。

　　实际上，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当前教育、医疗问题的真正原因，并非市场化，而是“伪市场化”和政府职能的缺位。具体来说，一方面，政府在放开教育、医疗服务收费限制的同时，并没有放开行业准入的限制；另一方面，政府在税收大幅度增长的同时，并没有相应增加对教育、医疗领域的投入。这两种现象，都不是经济学家愿意看到或能够掌控的。对行业垄断，大部分经济学家都明确反对；而税收的合理分配，则有赖于建立一个民众主导的公共决策机制。

　　国有企业产权改革中出现的问题也与此类似。经济学家之所以主张产权改革，是因为他们知道，在趋于竞争的市场中，要保留国有企业，只有两种方式：要么政府提供补贴，要么政府授权垄断。这两种方式都会给社会福利带来损害，所以他们大多主张国有企业退出市场。但在政府权力缺乏足够监督与约束的情况下，国有企业的产权转让难免会出现内外勾结、损公肥私的现象。这一点经济学家无能为力。

　　要解决这些问题，最根本的办法是推进邓小平同志20年前就倡导的政治体制改革。早在1986年6月，小平同志就说：“改革应包括政治体制的改革，而且应该把它作为改革向前推进的一个标志。”“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在这点上，如果要谈经济学家的缺陷，或许可以说，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缺乏冲破意识形态束缚的勇气，较少提及政治体制改革。

　　上个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市场经济改革目标的确立，经济学知识在中国社会中受到前所未有的渴求，经济学家也成为公众视线中倍受瞩目的宠儿。这一时期，各种经济学书籍成为普通人的热门读物；经济学家的声音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大众传媒上；经济学家的社会知名度急剧上升。这种变化给他们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收益——稿费、演讲费、出场费……各种收入层出不穷；顾问、首席、独立董事……各种头衔应接不暇。

　　所有这些，使经济学家以独立精神和社会责任为支点进行学术研究的成本大大增加。作为“改革推动者”的经济学家群体发生了分化：一些人依附于行政部门，成为“部委经济学家”；一些人进入商业机构，成为“公司经济学家”；一些人热衷于评论时事，成为“媒体经济学家”……但无论如何，总体而言，经济学家成为社会结构中获益较多的一个群体，愿意为发表真实观点而牺牲个人利益的人凤毛麟角。

　　也正是在这个时期，中国的改革进程发生了微妙的变化。现在回顾，大部分经济学家都认为1980年代的中国改革是成功的。但很少有人注意，成功的原因不是某个人的神机妙算，而是政府在经济活动中放权让利，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乡镇企业蓬勃发展，为此后的大规模经济民营化打下了基础——而这一结果实际上已经偏离了改革的最初设想。

　　1978年开始的中国改革，最初的目标并不是建立市场经济，而是“完善公有制基础上的计划经济”。改革的基本做法是承认基层农民自发创造的“分田到户”，在农村实行承包制。然后，又把土地承包制推广为企业承包制和地方财政包干制。后来，正如人们所见，企业承包制并未挽救国有企业，但地方财政包干制却引发了各地的民营化浪潮。

　　1990年代，情况发生了逆转。由于民营企业的蓬勃发展，经济高速增长，政府产生了“收权争利”的冲动。先是1994年，税制改革大大提高了中央政府的财政权力。然后到1997年，政府提出国有企业三年脱困，把国有企业向少数垄断行业集中。结果是政府税收和国有企业利润持续大幅度增长，高于全社会的经济增长速度。

　　在政治体制改革相对滞后的情况下，政府可支配资源的大幅度增加导致了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是政府按照行政权力排序来配置资源，使中心城市与边远地区的收入差距拉大。另一方面，在政府开支中，与普通民众福利有关的公共开支无法得到保障，“看病难”、“上学难”等民生问题由此而生。

　　到此为止，可以看到，中国改革的实际进程并不是按照经济学家的建议或政府官员的口号去展开的。所谓“市场化”改革的弊端，是在权力不能公正运用的环境中，经济学家的某些主张受到歪曲或利用的结果。这是很多经济学家难以控制、始料未及的。但那些曾经追捧过经济学家的媒体，以及通过媒体了解经济学家的普通人，面对这样的结果，难免会有一种“上当受骗”的感觉。这就是当前社会舆论中，经济学家受到强烈指责的重要原因。

　　法学家、社会学家才是主流？

　　在未来的改革进程中，经济学家的舆论“主流”地位是否会被法学家、社会学家取代？这个问题无法简单回答。如果考虑到当前社会经济问题的症结所在，或许可以说，无论是经济学家、法学家还是社会学家，只要他始终关注改革进程中的核心问题，勇于表达自己的观点，他的声音就会成为历史承认的“主流”。

　　考虑到改革并非一朝一夕之功，社会是由众多追求自身利益的个人组成，这种利益既包括理想和价值观的实现，也包括物质和权力的享受。如果不能平衡好多方利益，就可能使某种取向的改革偏离最初设想的目标。这就是过去几年间，“市场化”改革的口号与结果出现巨大反差的原因。

　　中国的经济学家、法学家、社会学家和关注改革进程的民众都应该吸取教训。仅仅提出改革“应该”怎么样、“必须”怎么样，是远远不够的。改革要想按照既定的目标推进，一方面要考虑改革方案的可行性，照顾到相关各方的利益平衡；另一方面要靠广大媒体的呼吁和普通民众的觉悟，积极捍卫自己的权益。从这个意义上说，在知识层面上，中国未来的改革既需要能够理性思考、深入研究社会博弈关系的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又需要引导民众争取自身合法权益、并推动法制改良的法学家。两者不可偏废。　

(责任编辑：丁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