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带队赴国外进行业绩路演并与美国银行董事会就业务合作举行会谈之后，建设银行董事长郭树清又马不停蹄前往海南，参加博鳌论坛。虽然身为“中国银行业的改革和开放进程”分会的主持人而非演讲者，郭树清还是受到了与会代表和记者的特别关注。回顾过去，展望未来，他对中国银行业改革和建行发展又有什么新观点？本报记者对郭树清进行了采访。

　　记者：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一季度银行放贷规模达到1.26万亿元人民币，超过全年贷款2.5万亿元预期目标的50%。我们也注意到，最近一段时间建行和许多地方政府签署了一些银政合作协议。建行签署此类协议是出于什么考虑？如何避免这种贷款可能带来的风险？

　　郭树清：从建行的情况来看，我们这样做不是给地方政府授信，不是签订贷款合同，更不是打包放贷。银政合作协议实际上是市场化的做法，虽然是和地方政府合作，但我们首先是把地方政府看成一个客户，是银行与大客户的平等互利的协作。此外，双方也非常明确，即项目本身、贷款程序、审批办法、对风险的管理，要完全按有关监管规定和建行有关信用风险管理制度办法的要求来做。这些协议不是指令性的，所有项目都要按建行的程序来授信、评估、调查，符合条件才能发放贷款。一句话，在商言商，建行的商业利益不会因此受损。

　　签署这样的协议，一个重要的目的是推动地方建设金融生态安全区，这对地方和银行都关系根本利益。只有在这个问题上有清楚认识的地方政府，建行才会和它签约。我们在每个地方，都要把共同建设信用省市、法治省市作为协议的内容。这样的合作有助于地方政府努力改善信用环境，这将进一步从整体上改善银行业的经营条件。现在，地方政府主导了很多基础设施和公益事业项目的投资，比如能源、交通、城市建设、供水、供电、教育等等，加强与地方政府的沟通和联系，有助于银行了解、评估和参与其规划和建设；另一方面，政府也肩负着维护金融市场秩序的重任。在这样的银政合作中，我们和地方政府追求的是双赢的效果。

　　另外，签署协议也是为了建行能得到相关保障。去年的诉讼案件中，建行胜诉97％，但是执行率只有30％左右，这一问题的解决需要政府的协助。支持地方经济发展，服务地方企业、居民个人包括政府机构，是我们天然的义务，但前提是我们的正当权益要得到保障。我们要杜绝的是不正当的、在法律之外的、干扰法律执行的因素。

　　记者：地方政府有各自的任期，其更替会不会影响协议的执行？

　　郭树清：我们和地方企业有着良好的合作关系，比如地铁公司、供电公司、高速公路公司等，这是我们建行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特有的优势，我们不会轻易放弃。在基础设施建设信贷方面，我们具备一流水平，我们对合作的企业伙伴也比较了解，对它们的资信和现金流状况也比较清楚。而且我们也要相信地方政府，它要维护它的信誉，要为一方的经济发展负责。政府官员也有其公众影响，人大、政协在监督他们，他们必须替未来考虑，所以我们在这方面也不太担心。

　　记者：您一直在各种场合强调“以客户为中心”的理念，股改上市有一段时间了，这一理念在建行上下有了哪些具体表现？

　　郭树清：我现在比较高兴地看到，“以客户为中心”的理念在全行上下已深入人心，大家形成了统一的认识。去年遇到了一些问题，现在都在采取措施，积极改进。比如我刚来建行的时候，营业网点的大部分面积是为公司客户准备的，但这些柜台的客户实际上很少；相反，个人客户柜台前人很多，排队很长。原来的理由是，公司客户带来了70％贷款利润，所以应该给他们安排较多的柜台，提供最好的服务。事实上，公司客户业务属批发性质，他们并不需要来柜台办理很多交易。更重要的是，在未来，个人越来越多地变成金融主体，既是储蓄者，又是投资者，也是消费者，公司在银行业务中的比重会下降，特别是直接融资增多的情况下。所以，我们需要进行战略转变。即使没有这个转变，我们也要对客户一视同仁，因为公司客户到柜台办理业务的次数很少，不应该占用那么多的面积。在统一认识后，这一问题较好地得到了解决。

　　另外，我们自己内部原因也会带来一些失误或是延误，比如计算机系统传输出问题了、停电了等等。以前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因为这是不可抗拒的外部因素。但现在我们会认为，这100％是我们的责任。这就是根本性的理念转变。建行全行上下配备了大堂经理，主动询问客户的需求，处处为客户着想。我们已经取得了很大进步，但不能满足现状，还有很多地方需要改进。

　　记者：最近两年，中国银行业发生了一些大案要案。最近我们也看到，建行正在全面推行风险管理体制改革。您对风险问题有什么评价？

　　郭树清：首先要明确一个事实，那就是外国银行发生的案件数量不见得比中国少。我们曾经拜访过一家有名的银行，一年信用卡欺诈案件高达80万起，可是银行照样办得很好，而且客户仍然十分方便，没有像我们一样处处设防，重重设防。我感到很奇怪，同样是以客户为中心，给客户提供最大的便利，但是它有办法同时控制风险。那么发达国家银行的情况有什么不同呢？外国银行的案件和我们有本质区别，即每一个案件损失很小。虽然案件很多，但每一起可能只欺诈几十美元、几百美元，最多几千美元，且很快就能发现。而我们不一样，案件次数少得多，但有些性质非常恶劣，数额特别巨大。由此看来，银行发生案件也许是不可避免的，关键是能够有效控制，控制住要害的地方，这样，一旦发生案件就能及时发现，及时止损，而且同样重要的是，可以减少内外勾结作案的可能性。

　　我们正在进行会计制度等方面的流程改革，涉及记账、核算、核对、审核、批准等方面。我们将积极稳妥地分步改革会计流程。控制风险是必要的，而且必须控制在风险点上。

　　记者：建行有哪些具体措施识别并控制风险？

　　郭树清：市场风险主要包括利率变化和汇率波动，还有行业产能过剩、行业供求的变化、国际上原材料价格的变化等。就目前来说，最大的问题是如何适应利率市场化和汇率的波动。我们已经采取了很多措施，比如说，在存、贷款方面，安排合理的利率政策。建行从去年开始对小额账户收费，除了收取管理费以外，还把利率降到了最低。以后存款产品可能需要分得更细一点，利率差别更大一点。贷款也是一样，也要有更大的差别。我们还要发展中间业务产品，特别是风险比较大的，客户又有偏好的，比如房地产。我们可以设想发展基金，从中赚取稳定的手续费。很多民营企业和个人对金融产品有较大需求，但我们以前没有很好研究怎么给这些群体提供融资服务。我觉得，只要弄清贷款人的真实情况，有抵押，有担保，就没有问题。

　　记者：接下来，中行、工行都将陆续上市，建行作为四大行中惟一一家上市公司的优势将不复存在。另外，中国银行业将在年底全面对外开放，外资银行届时可以享受国民待遇。您怎么看待可能到来的竞争？

　　郭树清：我们非常欢迎兄弟行上市。各家银行都有自己的长处，都有自己的优势。更重要的是，中国金融业还比较落后，服务还比较差，老百姓的金融服务需求都得不到很好的满足。你看，现在老百姓买什么东西排队？只有银行办业务排队、买国债和企业债排队。所以，每一家银行都有巨大的舞台和很大的发展潜力。中国的银行办不好肯定是自己的责任，不是外国银行的责任；能打垮你的不是外国银行，而是你自己。

(责任编辑：单秀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