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取消长达2600年之久的农业税、加大对农业和农民的直接贴补、建设“绿色通道”和深化农村改革等一系列措施，无一不在授惠于这个改革最早、受益最少的“三农”群体。而这一切表象的背后，一方面是出于发展农村经济，减小贫富差距的需要；而另一方面，也是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要实现我国发展战略的全面转型，依靠拉动内需推动国民经济的持续和健康成长，“三农”这个庞大群体的消费和商业力量自然不可小觑。

　　“永远不要怀疑8亿农民的创造力，因为他们甚至有自己动手造飞机的想法，并且敢于付诸行动。”统计显示，2005年我国农民的人均纯收入仅为3255元人民币。而要增加他们的收入，根本的解决办法就是让农村经济发展起来。然而，目前农村经济建设所赖以生存的金融市场却难以满足农村经济发展对资金的迫切需求。1996年国家制定了国有商业金融、政策性金融、合作金融三位一体的农村金融体系框架，并通过贴息贷款、减免营业税收、专项票据补贴等手段大力扶持，寄望用三足鼎立的局面支撑起农村的金融市场。然而，十年后的今天，当人们还在讨论到底是金融补贴还是财政补贴更利于解决“三农”问题时，被寄予厚望的三位一体框架已经形同虚设。农村信用社在独臂撑起农村贷款市场的同时，也悄然占领了这一市场的大半壁江山，并形成垄断之势。不过，这种一家独大的局面显然不利于农村金融市场的健康发展，就在2005年底，国家邮政储汇局提交了邮储银行的筹建申请，并试点推出小额贷款业务。而同时，针对个人从事小额放贷业务，央行副行长吴晓灵也给予了肯定的答复。新力量的加入，势必给农村金融市场带来极大的利好。

　　新农村建设的一个重点是农业生产的产业化：产供销一体化，农工贸一条龙。一方面，我们国家的粮食实现全部自给自足；一方面，我们国家农产品的工业化程度不足30%，而发达国家甚至高达90%以上；一方面，城市物流体系的白热化竞争与农村现代流通体系建设的落后现状形成鲜明对比。回过头来看，我们倡导多年的“产加销一体化”目标却正成为制约农村发展的一个硬伤。不过，农村供销社积聚10年之久的改革能量正在迸发出来，一步步抢回脱手已久的农村商业霸主地位，“万村千乡市场工程”也正将农村消费市场重新规范起来。或许，在不久的将来，农村农产品的销售和工业品的消费道路将同样顺畅。

　　在消费品极大丰富、同质化产品泛滥的今天，“先有市场后有产品”的理念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可。要寻找合适的市场，信息已经成为市场竞争中举足轻重的一环。而对农村和农民而言，有限的土地资源和农业生产的特殊规律，决定了生产适销对路的农产品正是他们提高收入水平、改变“增产不增收”局面的基础前提。然而，谁为他们提供信息？互联网由于技术的快速发展和普及，正在成为新农村建设的一个重要信息渠道，在“村村通”工程逐渐普及完成后，互联网开始成为下一个连接城市与乡村、工业与农业最重要的工具。

　　金融、物流、互联网，正把农村带入一个流动的新时代。所谓“流水不腐，户枢不蠹”，在“十一五”规划实施的过程中以及今后更长一段时间里，如何搭建和利用好这三个平台，让农村转动起来，正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要义所在。而同时，城市企业在金融、物流和互联网信息技术方面的丰富经验，也决定了它们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市场主导地位。随着市场潜能的显现，农村将成为下一个投资的热点和亟待挖掘的金矿。从“夫妻店”到农村超市的转变过程中，农村的市场流通体系正一步步完善起来

　　农村脉动

　　河北省沧州市沧县薛官屯乡西合屯店村街头， 提及“万村千乡市场工程”，基本无人知晓。但说起“好日子”连锁超市，几乎所有的人都知道—— “杨树江做的那个”。

　　村支书家的小超市

　　杨树江，西合屯店村16年的村官，目前担任村里的副支书。2003年前后，杨树江在沧县县城投资了两个文具店，正式开始“下海”生涯。2005年下半年，在零售行业已经摸出一些门道的他开始考虑在自己村里开一个商店。在仔细对比了沧州富达（2006年3月下旬富达的连锁超市发生了抢货事件，许多持有富达消费卡的消费者在超市内已买不到商品，目前政府部门已介入）和好日子两个连锁超市机构的加盟条件和支持系统后，2005年底杨树江决定加盟“好日子”，正是此时，他才知道“万村千乡市场工程”这个事情。

　　刚开业的第一个月，杨树江的“好日子”超市异常红火，商务部也曾派人前来调研，这些甚至一度让杨产生了“盖房子投入的20万元会在一年内收回来”的想法，但随后几个月的营业额却让他的希望破灭了：除去各种费用，每月剩下不到800元钱。

　　而在当地，这样的月收入仅相当于一般的果树技师。

　　然与IT业界著名的“微笑曲线”十分类似。他说：“我们正外在‘U’的左边，今后一段时间的情况可能更差，但长远的趋势应该是‘U’的右边。”

　　据了解，2005年2月商务部启动“万村千乡市场工程”至今，国内已经有1150家流通企业在777个县市进行了试点，新建和改造农家店7万多个。仅就目前而言，与杨树江的超市经营状况类似的数量相当大。

　　困难并不仅限于此，连锁超市的经营商同样面临经营上的压力。2005年，沈阳蒲公英农村连锁机构和山东德农农资超市都因经营上的问题难以为继。

　　“‘万村千乡市场工程’的主体是流通企业，而不是政府，完全是市场机制操作，所以做得好与否都是自己埋单，政府在其中的作用主要是引导和帮助。” 一直研究如何开拓农村市场的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副研究员张育林说。

　　不过，尽管如此，2006年4月中旬记者赶赴沧州农村采访的结果却显示，相当比例的农民对“在农村建超市”的问题上非常认可。在商务部的一份关于“万村千乡市场工程”的内部调查资料中也这样写道：“方方面面都对现代流通方式进农村给予高度评价，这在历史上是从来没有的。”

　　“几十年来，我国一直在尝试解决城乡差距的问题，但取得的实际效果并不尽如人意，‘万村千乡市场工程’是一种非常好的尝试。至少能帮助解决农村商品的流通难问题。” 张育林说。

　　“好日子”来了

　　1998年，当零售企业忙于在城市“跑马圈地”时，成立不久的好日子超市股份有限公司已将自己定位为中小城市、县、乡镇和村级零售商。2001年4月，第一家村镇加盟店开业。之后，好日子农村加盟店开始迅速蔓延到沧州的两区四市十县，同时向邢台、唐山、石家庄等地市扩张。截至2005年9月，好日子310个加盟店中，有120个设在乡镇和自然村。

　　董事长贾冬梅在2003年底之前曾任北京超市发商业公司总经理，她是在商务部下发“万村千乡市场工程”文件大约一周内得到的消息，由于好日子当时已经在做农村超市，加之当时沧州的三家连锁超市企业只有好日子一家的发展还算顺利，它毫无悬念地成为这一工程在沧州地区的试点企业。

　　借助“万村千乡”政策，农家店加盟好日子免掉了此前1万元的加盟费。并且，如果通过商务部门的认证，农家店还可得到500元的经济补贴。消息一出，好日子的加盟店半年内迅速增加到649家，而且60%以上新增的店面都开在了农民的家门口。

　　贾冬梅坦陈，当时之所以选择农村市场，一是农村确实有市场，问题在于没有充分开发出来；二是没有必要与大城市里的零售巨头“硬碰硬”，即便如今也不具备与他们竞争的资金、人才等实力。

　　据河北省商务厅副厅长仲继安介绍，2005年河北省有59家流通企业在68个县市进行了试点。类似好日子农家便利店的店面已经在河北遍地开花。

　　“接连发生的假奶粉、白酒中毒等事件让中央对农村市场生活用品、食品等消费的安全性、可靠性很担忧，而连锁店的形式能够解决这个问题。”贾冬梅认为这是农村超市需求的关键所在。按照商务部的要求，流通企业对村级农家店的商品配送率要达到40%以上，而好日子农家店的商品配送率达到了100%。

　　在杨树江的好日子西合屯店里，四名店员统一穿着好日子的红马甲。“人家一看红马甲就知道是正规店。”杨树江说，“我们与村里另外四家店铺竞争的最大优势就是，自己是红马甲。”

　　2003年9月，沧县姚官屯乡姚官屯村李明华的好日子超市开张。两年多时间过后，李明华的感想有两个方面：一是合理、合法的行不通。因为是正规店铺，每月都要向国税、地税、工商、卫生防疫等部门交钱。而村里的几家“夫妻店”却常常不交这些费用；二是恶性竞争太严重。姚官屯村总共不过1000多户人家，却多达8家店铺。这其中，与好日子姚官屯店同处一条街上的就有四家。这五家店铺，各自相距也就是30多米。

　　李明华说：“与村里其它私人店铺的商品相比，这里商品的价格要高一些，但确实是真货。”

　　好日子营销部的一位主管王金铎表示，对农村加盟店面的要求和城里的超市基本差不多。“只不过农村店可以灵活一些，譬如光线好的情况下，可以不开灯或者少开灯，这样可以降低成本。但在店面的布置上，好日子有督导员，经常去店面帮助农村设计店内货物的最合理摆放形式。”

　　好日子在沧州有统一的配送中心，农村店一般每周配送两次，按照距离远近交纳配送费。杨树江每月交200元。

　　“二月扬州会议”

　　“如果内需大了，我也不至于每天忙着处理鞋子、打火机这些事情。”商务部部长薄熙来在今年“二月扬州会议”上说。

　　2006年2月28日，商务部、发改委、财政部、农业部、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国家开发银行等有关部门和国内26个地方商务部门及相关企业的200余名代表齐聚扬州，重点考察了苏果超市在扬州的镇、村级连锁店。

　　“究竟要做成什么样，可以到已经有成功经验的地方去看一看，不要一提农村市场就皱眉头。”张育林说，“地方上对‘万村千乡市场工程’的理解不同。在2005年5～6月份商务部组织的调研中，有的地方政府甚至提交了要求拨付上亿元资金的申请报告。”

　　“可笑是有点可笑，但观念的扭转确实需要时间。”张育林说。

　　值得注意的是，扬州会议的时间，差不多是“万村千乡市场工程”实施一周年。

　　“商务部希望有更多的企业参与‘万村千乡市场工程’。”参加过扬州会议的贾冬梅说。选定扬州开现场会，源于南京苏果超市在扬州的成功经验和这里农村的消费环境。

　　苏果超市1996年脱胎于困境中的供销社，在现有1508个网点中，有58%在农村，而2005年180亿元销售额的50%来自农村。至少在目前看，苏果超市开拓农村市场的做法已经相当成熟和有效。

　　而扬州的农民消费能力也恰好迎合了超市进农村这样的做法，来自江苏省统计局的资料显示，2005年扬州农民的年收入为5215元，农民生活消费支出人均3710元。收入中的60%来自外出打工，而城市超市消费的概念几乎影响了近七成扬州农民的消费观念。

　　“不过像扬州农村这样的地方很少，相比之下，沧州就太穷了。”贾冬梅说。

　　在沧州采访的过程中，一位出租车司机认为，沧州市民人均月收入为600多元。但贾冬梅认为实际收入要低于这个数字。

　　“也就是400元左右。”贾冬梅说，“沧州农民的收入更低。”

　　扬州会议的一个收获是财政部将拿出至少5亿元支持“万村千乡市场工程”，而国家开发银行将提供100亿元的专项贷款用于以该工程为主要内容的农村市场体系建设。

　　薄熙来在发言的最后引用了毛泽东关于农村的一句话：“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催生“农村沃尔玛”

　　1998年启动内需政策至今，我国取得了不小的成效，但在农村表现并不明显。“国内贸易局（2003年初与外经贸部合并成立商务部）曾经在1999年进行过农村市场调研。”张育林回忆说，“当时的结论是农村市场消费能力偏低，市场相当不成熟。”

　　之后国家在启动农村市场的问题上就一直处于“探讨”阶段，没有采取实质性的动作。

　　“当时的情况是重外贸，轻内贸。”商务部一位工作人员说。商务部成立后设置了三个内贸司局：市场改革司、市场运行调节司和市场体系建设司。启动农村市场的具体工作由市场体系建设司主要承担。

　　2004年6月，商务部、农业部等八大部委联合向国务院上报“关于做好农村市场流通工作的意见”，主要目的之一就是启动巨大但多年沉睡的农村消费市场。薄熙来称，之前曾与财政部部长金人庆、国家开发银行行长陈元等人几次沟通协商具体实施办法。

　　商务部市场体系建设司的一位工作人员介绍说，目前参与“万村千乡市场工程”的流通企业全是国内企业，国外的零售商尚没有一个加入。而且，国内零售巨头对参与农村市场也没有表示出太大兴趣。

　　商务部的内部资料显示，目前全国范围内在开拓农村市场方面共有四种做法：一是龙头企业带动。城市龙头企业通过输出品牌、管理模式、货源等，用直营、特许加盟等方式将网点由城市延伸到农村，像好日子就属这种类型；二是借鉴创新。如山东莒南县通过引进苏果、华联等大型流通企业的管理技术和营销理念，建立自主品牌后再向农村市场渗透；三是整合资源加盟。代表性案例是苏果与邳州供销社的联合；四是乡村服务社。代表地区有山东、江苏和浙江。2005年底，江苏已创办“为农综合服务社”5389个。

　　在最终的实现形式上，有相当数量的零售企业选择了“加盟”——这个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就已经被大家所熟稔的词汇，一时间，在农村这个巨大而极具挑战的市场上被演绎得淋漓尽致。

　　农村超市的赢利模式一般很单一：会员费、商品差价和自营商品。与会员费和自营商品相比而言，商品价差比较难理解。以好日子为例，供货商销售商品，根据购买量多少有不等的价位（通常购买量越大，价格越便宜，而市场批发价往往会比这个价要高）,好日子赚取的就是供货商和市场批发之间的差价。而之所以会以市场批发价为参照对象，原因在于：农村的“夫妻店”大都从批发商那里进货，如果高于它们的价格，加盟店为了多赚钱难免会改变自己进货的途径，给好日子带来管理上的麻烦。

　　从这个角度来说，加盟店越多，零售商的规模经济效应越明显，利润也就越多。所以从目前的调查结果来看，参与“万村千乡市场工程”的零售企业有店面500个以上的并不稀奇。按照沧州一个农家店平均2万元/月的流水计算，公司一年的营业额也会过亿元。

　　资料显示，2005年国内的行政村数量超过69万个。如果像苏果一样在农村多开一些农家店，连锁超市中出现一个中国农村零售业的“沃尔玛”也不无可能。

　　“目前为止，几乎所有参与‘万村千乡市场工程’的企业都在拼命增加店面数量，有的甚至已经突破省际地域的限制。”贾冬梅说。

　　不过，如何保证这条产业链条上不出问题，正是贾冬梅最为关注的焦点。“我们要保证让加盟方、供货方和自己三方都赢利，有一方不赢利也行不通。” 贾冬梅称。

　　据悉，好日子最近正对以往的赢利模式进行调整，目的就是让三方都能达到最佳的赢利状态。

　　“只要有利可图，一定会有更多金融企业参与进来，实现多方共赢”

　　农村金融十年谋变

　　拿着审批完的贷款单据,郭庆华微笑着说:“今年我借的这10万元肯定能还上。”

　　郭庆华是山东省东平县银山镇徐庄村村民，2004年，他和10余位乡邻一起，在当地建造了一座石灰窑。如今，这座窑每天生产石灰三四百吨，总投资也已接近400万元。

　　“我们在信用社的贷款加起来有100多万元了。”郭庆华告诉记者。他指的“信用社”是东平县银山信用社。“400万元在农村可不是小数目，没有信用社的扶持，资金问题很难解决。”他说。

　　农民的财神爷

　　在银山镇，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象郭庆华的石灰窑一样的工厂多达几十家，规模虽然大小不一，但资金投入的特殊需求使这里90%以上的石灰窑在信用社都有贷款。当然，本地所有贷款的审批权都在申化强手中。

　　申化强是银山信用社的主任。有着22年农村信贷工作经验的他，今年只有39岁，除了每季度去东平县信用联社汇报一次工作和每半年参加一次社员代表大会外，他几乎所有的时间都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审批、签字。

　　每天早上八点，申化强都会坐上“社里给配的”老款红旗轿车来到单位，甚至包括周六日。“我们基层没有固定的休息日。”他说。

　　银山信用社今年领到了6000万元的存款任务，这与早先每年几百万元的任务量自然不可同日而语——甚至相对2005年3000万元的任务指标也整整翻了一番。不过，他们第一季度的存款余额已经比2005年底时增长了4000多万元，这让申化强多少有些意外。

　　东平县地处鲁西南地区，整体经济水平一般。但由于丰富的山石、沙和水资源优势，相对而言，银山镇算是附近比较富裕的乡镇之一，信用社的存、贷款余额在整个县一直遥遥领先——截至2006年3月底，银山镇信用社各项存款余额为1.7213亿元，各项贷款余额为1.3002亿元。

　　银山镇现有三个金融机构：银山镇邮政储蓄所、农业银行东平县支行银山镇营业所和银山信用社。邮政储蓄目前仍然是“只存不贷”，而农业银行的网点正在办理业务移交手续，把业务移交到信用社，加上之前农行的营业所基本只办理对公业务，而且手续相对繁杂——“要交税务发票、结婚证、营业执照一大堆东西”——实际对个体农户并没有多少贷款。

　　“我们对单户贷款的审批权限是15万元，高于这个额度需要县联社审批。”申化强说。

　　银山镇有1.3万户农民，目前有大约4000户在信用社有贷款。“近3年内在这里有贷款记录的为7000多户。”

　　存款从何而来？

　　事实上，自2002年东平县信用社统一为县一级法人以来，银山镇信用社的存款余额都在稳步增长。这与当地农村整体的经济增长和农信社的独特优势息息相关。当然，信贷员（又称信息联络员）在其中发挥了不可或缺的“桥梁”作用。

　　银山镇信用社目前有70多名信贷员，他们分布在全镇的各个村庄（一般每个村有一个）。对本村农民的存贷款业务，他们负责与信用社之间的沟通。每个季度，他们有不同的任务量，在完成指标的情况下，他们能获得万分之五的“手续费”。这与全国其它地方基本相似。西腊山村的黄幸明就是其中一位信贷员，20余年的信贷工作经历让他对本村甚至周边乡邻家的“财务状况”了如指掌，他甚至成功说服邻村一家在北京烤羊肉串的农民把挣来的钱存到当地信用社——当然是计入他的业务指标。

　　“信贷员不在人事编制，因此也没有固定工资。”申化强告诉记者。2005年，除去分配给信贷员的“手续费”五六十万元，银山信用社的纯收入为100万元左右。“县联社还有人提议取消信贷员。”然而，一旦信用社取消信贷员，邮政储蓄所就有可能在农村存款业务上一家独霸。申化强说：“现在邮政储蓄所在每个村也都有协储员，不过我们是公开的，他们是‘地下’的。他们每年吸收的存额应该不到我们的三分之一。”

　　银山镇大部分村庄早年都有协储员，后来由于“政策不允许”，他们被迫转到“地下工作”。不过，他们和信用社的信贷员之间一直存在竞争关系。

　　信贷员直接对客户经理负责。银山信用社的四个客户经理管理着70多个信贷员，客户经理属于在编人员，有固定工资。

　　黄幸明目前正作的一项工作是对本村现有贷款记录的村民进行个人客户数据的采集，这是为了实现到今年6月底前全县各信用社执行贷款五级分类的目标而布置的一项任务。在一份已经填写完毕的“个人客户数据采集表”上，记者看到，其中必填的内容包括客户的个人基本信息以及资产、家庭和财务状况。

　　“客户经理要根据相关信息对客户的信用等级进行评定，最高信用等级为‘AAA’。”申化强告诉记者。

　　把贷款按风险分成正常、关注、次级、可疑和损失是国际银行业通行的做法。相对于2002年之前我国普遍推行的正常、逾期、呆滞和呆账这个“一逾两呆”的四级分类，五级分类更适合现代银行的发展要求。不过，五级分类的主要依据是信贷档案，而在信用社，这几乎是一片空白。

　　银监会副主席唐双宁在今年2月22日曾经表态，要求所有信用社法人机构在今年底完成贷款五级分类工作。

　　银山信用社目前有800多万元不良贷款。“大部分是历史遗留下来的，包括原来企业法人的贷款，还有一部分是自然人死亡形成的坏账。”申化强说，“由于现在实行客户经理和分管主任担责制，基本没有新的不良贷款产生。”而这800多万元不良贷款，在央行专项票据的到位后，也将得到极大削减。

　　然而，对于五级分类制度，黑龙江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信用社主任认为，全面推广五级分类没有必要。“如果全面推行下来，我们的账面会很难看，这对农信社的赢利能力也会带来不小的影响。”他说。

　　申化强则表示，由于东平县所属的泰安市此前只在宁阳县搞过试点，自己对五级分类推行后的情况不好推测。

　　产权与管理，这个老大难题

　　1996年，国务院发布《关于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决定》认为，农村信用社改革的核心是：把农村信用社逐步改为由农民入股、由社员民主管理，主要为入股社员服务的合作性金融组织。

　　然而，从10年后的今天看来，现实情况已与当初的设想大相径庭。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产业与区域经济研究室主任张元红认为，真正改成农村合作金融组织的信用社几乎没有一家。“这种性质的组织只能存在于村一级，只有农民自己有需求了，才能真正合作起来。”

　　张元红告诉记者，在经历了建国初的“三社”（生产合作社、供销合作社、信用合作社）之一，到国有银行的基层网点，再到合作金融组织这个反复的身份更替后，信用社已经不可能回归成为原来意义上的信用社。“更重要的是，农民自己也不再认为这是他们自己的组织。”张说。

　　2003年6月，国务院出台《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方案》（以下简称“《方案》”），《方案》放弃农村合作金融组织的惟一性选择，鼓励股份制、混合制金融组织。

　　张元红认为，目前国内大部分信用社采用的是股份合作制产权形式。这种混合制的产权形式包括资格股和投资股，目前仍然采取1元1股，资格股不参加分红，不过可以获得在同等条件下业务的优先办理权和贷款时20%的优惠利率。银山信用社投资股股东目前有800多位，投资股对投资额有一个最低要求。

　　对于这种混合所有制形式，学界有截然不同的观点。乐观方认为这种产权形式可以兼顾二者的优势——既保证高效的决策机制，又不损伤农民的利益。

　　而悲观者的观点截然相反。张元红认为，合作制的本质是不以赢利为最主要目的，而投资股的本质是赢利，“优点可能还没发挥，两种不同的价值取向可能已将合作制和股份制的缺点全暴露出来”。

　　这种股份合作制形式的信用社采取的是社员代表大会、理事会、监事会的管理体制。在东平县信用联社，社员代表大会代表超过100名，而银山信用社在其中拥有不到10个名额，这个数量与当地800名的股东数量的反差很大。

　　“投资股的回报目前大多是固定红利，而这也是信用社近两年股金上涨较快的原因。其实，从本质上说，信用社并没有按照企业经营状况分配红利。”张元红告诉记者。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汪三贵认为，高息揽股是目前农村信用社存在的普遍现象。

　　在管理体制方面，统一法人后，县联社对乡镇信用社拥有了绝对控制权。“统一法人是为了结算需要，利于资金调动和分担风险。”张元红认为，“目前基本完成县一级法人的统一。”

　　申化强告诉记者，除了统一成本核算外，县联社成为一级法人之前与之后并没有太大区别。“人事调动原来是县联社管理，现在也是。不过原来的列支成本由本地出，报县里核定；而现在是县里统一打工资表，统一划拨。”申说。

　　2003年的《方案》本着信用社改革要“国家适当支持,地方政府负责”的原则，要求成立省联社。目前，全国已经完成省联社的设立。不过，这种“花钱买机制”的做法“虽然取得了一些效果，但与当初规划时的方向多少有些背离”。张元红认为，成立省联社的目的就是要给地方放权。“与其地方政府行政干预信用社造成巨大损失最终由中央政府埋单，不如干脆把权力下放，谁干预，谁负责。”他说，“不过现在的情况是，省联社对下面的人事管理、业务规范控制力度增加了，资金调动方便了，却开始像农业银行走过的路一样，随着法人越做越大，业务开始向上抽，距离农民越来越远。”

　　据了解，目前国内有几家信用社已经统一到省一级法人，比如北京市和天津市。

　　主抓农村金融市场的银监会副主席唐双宁曾经公开表态，今后的目标是，要把信用社建成真正的金融企业。与此同时，农村合作银行和农村股份制商业银行在各地陆续挂牌成立。

　　目前，国家对城市信用社和农村信用社贷款利率仍实行上限管理（最大上浮系数为贷款基准利率的2.3倍,贷款利率下浮幅度不变）。张元红表示，要给信用社更大的自主权，不妨给贷款利率更大的浮动空间。

　　农村金融的未来

　　1996年国务院出台的《决定》将国有商业金融、政策性金融和合作金融组织确立为农村金融改革的三大支撑，然而，随着中国农业银行在基层营业网点的逐渐撤并、农业发展银行一步步成为“国有企业的出纳”，不到10年时间，当初改革的理想已被现实击破。

　　据此，有人甚至抛出“商业金融不能适应农村”的论调，不过，张元红不以为然。他认为，由于农村存贷业务量小、次数多、情况复杂等特点，导致大型商业银行对此很难适应。“但这并不等于农村不需要商业金融。相反，如果有一些区域性的金融机构，或许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个人小额放贷业务正在得到官方的认可。2005年底，日升隆和晋源泰两家商业性小额贷款公司在山西平遥成立，拉开了“个人或专门公司从事小额贷款业务”的序幕，一旦试点成功，有望在全国推广开来。央行副行长吴晓灵出面表态，允许个人或专门公司利用自有资本从事小额放贷是规范农村金融市场的明智之举。

　　“金融市场本应是市场竞争比较充分的市场，但在农村，信用社几乎处于垄断地位。”张元红说，“不过，对农村个人小额放贷业务，如何进行有效管理和规范是一个重要问题。”

　　当然，邮政储蓄银行的即将挂牌对农村金融市场是一个不小的利好消息。2005年底，国家邮政储汇总局向银监会提交申请，准备成立邮储银行。一旦获批，这个存款余额仅次于四大国有银行的金融组织，将一改过去只存不贷的做法，向社会发放贷款。据悉，试点工作正在湖北、陕西和福建三省开展，尽管外界对邮政储蓄系统相关人员的专业素质存在不少质疑，但从长远来看，这给目前“铁板一块”的农村金融市场，将带来不小的活力。何况，“邮政储蓄全国联网的结算系统，将是农信社目前难以企及的优势所在”。

　　结算不统一，是采访过程中被申化强提及多次的难题之一。1996年前，信用社依靠农业银行的系统可以实现全国统一结算。但从农业银行独立出来之后，再也没有这种方便可享。目前山东省已经实现省内联网，但对全国联网究竟还需要多久，申化强一脸迷茫。

　　“我们有丰富的业务经验和人力资源，即便开始发放贷款，短期内邮政储蓄对我们的冲击也不会太大。”他说。

　　然而，信贷员并没有工资，一旦邮储银行成立后将“手续费”的比例提高，还有多少信贷员愿意继续为信用社卖力？而同时，各省联社各自为政，结算系统的“独岛”短期内能否被打破也未可知。

　　要彻底打破信用社在农村贷款市场的垄断局面，一个更好的方式是将金融支农和财政支农区别开来。张元红认为，借鉴粮食直补的经验，要既不破坏信用社作为企业的独立性，又不妨碍国家对农民进行补贴，同时鼓励其他金融组织参与其中，激发农村金融市场的活力，不妨把补贴直接发到农民手中，同时把类似税收优惠这样的政策对市场放开。

　　“只要有利可图，一定有更多金融企业愿意参与进来。”张元红说，“把对农民的强迫扶持转变为政策诱导、利益诱导扶持，可以实现多方的共赢。”

　　互联网提供的服务，将深刻改变农村商业体系的信息化进程呼唤

　　“阿里巴巴”

　　每天早上6点，张永福就起床“伺候”自己的两个西瓜大棚。“去年的收成还不错。”他说，“所以今年继续种。”

　　张永福是山东青州谭坊镇的农民。不久前，记者在中国农业信息网上偶然发现一条西瓜供应的消息，随后与张永福取得了联系。张永福说，那是发消息5天后的第一个电话。第二天，记者试图重新找到那条消息，但已是非常困难。

　　“网上类似的信息太多了，每天更新的就有几千条。” 中国农业信息网技术部的一位工作人员说。

　　“从对政府和科研机构服务角度看，我国农村信息化水平在世界前列，但从对农民服务的角度看仍处于初级阶段。”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马晓河这样说，“究竟应该提供什么样的信息服务？这对农民能否实现增收非常关键。”

　　刘永良模式

　　2006年3月6日，刘永良把自己精心打扮了一番，因为今天是与加拿大有机科技有限公司的正式签约日。

　　大桃协会在北京平谷区无人不晓。2002年7月，刘永良创办了北京平谷区大桃标准化种植协会，其初衷非常简单：一是农资市场假冒伪劣产品多，农民很难辨别真假，需要一个协会性质的组织代表农民出面；二是考虑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国外的农产品进入中国变得容易，但国内的农产品走出去却依旧困难，需要有这样的一个组织来引导农民走“标准化”道路。

　　平谷以桃为主的果树种植面积现有35万亩，大桃年产量1.2亿公斤。平谷大桃主要的销售区域在北京，但仅靠北京的销售，并不能给农民增收多少。“毕竟产量是一定的，而价格又差不了多少。”刘永良说。如果种植一些新品种，价格是高一些，效益也好，但如果不够规模，商家未必愿意上门收购，可能出现“种桃容易，卖桃难”的结局。

　　大桃协会要求会员按照协会的标准统一生产、统一销售。刘永良为协会的桃子注册了商标：必丰特。2005年下半年，刘永良决定建自己的网站，“要让更多的人知道大桃协会和必丰特。”刘永良1983年毕业于中国农业大学，之后在平谷的林业局和乡镇工作过一段时间。对于新事物，刘永良接受得非常快。

　　想建网站，但他不懂互联网技术。他的要求很简单，就是能将信息经常更新，外加一个英文网页。

　　2005年底，刘的网站正式上线，为了引人注目，网站取名为“chinapeach”。但记者浏览后发现，网站内容只有产品展示和企业介绍。当记者把这种感觉说出来时，他沉默了一会儿，自言自语一句：“是简单了些啊。”

　　像大桃协会这样的模式本质上说源于先前农村的“二道贩子”（农村经纪人），就是将农产品找到销路卖出去，再将农民需要的化肥、农药等生产物资引进来，销售给农民，从中赚取差价，“将这种模式规范以后就成了协会一类的机构”。至今农村仍有几十万人在从事农村经纪人这一工作，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头脑精明的农村经纪人，迅速抓住了互联网的信息传递优势，通过上网发布、搜寻市场信息和建设网页等形式迅速捕捉与农村经济息息相关的有效信息。

　　“草根站长”的生意经

　　在我国，类似于大桃协会这样自发组织的农村协会，目前农业部统计的结果是14万个。不过，有研究人士表示，“活跃的不过2.5万家”。这2.5万家中，通过网络来进行销售和管理的并不鲜见。

　　对济南锦绣川的农民王富生来说，4月2日是双喜临门：一是接到上海客户2000公斤大樱桃的定单；二是自己想做的锦绣川果品网已经谈妥。

　　老王一边自己种果树，一边帮助外来客商收购果品，这种农村经纪人并不多见，老王的这一工作，每年帮助锦绣川销售果品上百吨。当然，也给自己增收了4万多元。

　　自己掏钱建网络，老王琢磨了大半年时间。他的设想是，锦绣川果品网将不仅提供当地产品的销售供应信息，而且还会建立农资市场的通道。“我有那么多的农民客户，完全可以作为推销农资的渠道，以后说不定还会赚到农资公司的广告钱。”他说。

　　在科技信息的提供上，网站可以作为一个载体和农科院等单位合作。“个人和农科院去合作是件难事。”他说。另外，他还想与一些IT科技公司联系，“以后网站上可以卖手机或者二手电脑之类的东西，都是乡里乡亲，至少不会出现网上骗人的事情”。

　　但让老王郁闷的是，至今还没有一家这样的公司对他的网站表示出大的兴趣。采访中，老王拿出他手绘的网站页面图迫切地问记者：你感觉我的想法怎么样？

　　农村的阿里巴巴何时现身？

　　农村信息化已倡导多年，IT厂商也趁热进行造势，恨不得8亿农民人手一台电脑，但究竟如何运作一直众说纷纭。不过，按照刘永良的说法，让农民上网和农村信息化完全是两个概念。“农民上网有什么用，把自己家里的5000斤桃子通过网络卖出去？”他说。

　　“即使在美国，农民上网也不是为了销售产品，而基本是娱乐。”中国农业网的产品策划经理张树勇说。

　　在他们看来，采取“协会+农户”或者“合作社+农户”这种组织形式来帮助农民增收和获取科技、市场等信息，比农民自己上网要现实的多。

　　到今年5月，曹东哲创办的中国农村经纪人网将满两周岁。网站现有5000多名会员，雇佣了四五个人专门收集国内外农产品市场信息、处理订单等。“我们的网站可以将农产品直接销售到6个国家的市场上。”曹东哲说。据了解，该网站用中文、英文等五种语言同时免费发布信息。

　　按照曹的说法，目前网站的收入主要还是靠经纪业务，距依靠网站赚大钱的目标还比较远。“但这是趋势，只要能让农民真正得到实惠，一切会好起来的。”他说。

　　不过像曹所做的事情在中国的农村毕竟还是极少数，指望不懂技术、对商业运作缺乏必要的经验和知识的农民去做一个农村的“阿里巴巴”毕竟还不现实。

　　从行业网站发展的现状来看，与其它网站相比，农业网站一直处于边缘地位。一方面由于浏览量的缺乏而导致诸如广告等经营模式的缺失，仅靠会员制生存又受到地域性、人工成本等各种因素的制约；另一方面，拥有丰富商业运作经验和技术实力的互联网企业还没有参与进来。

　　“搞了多年信息化，其实大多数时间在让农民上网，而不是农村商业体系的信息化改造。”一位信息化研究人员表示。

　　或许，这才是互联网企业最大的商机之一。

(责任编辑：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