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在当下中国的人毫无疑问是非常幸运的,新兴加转轨的特点带来了丰富多彩的争论。特别是在改革进入深水区的时期,争论的声音更加响亮,争论的话题也比较刺激,比如“银行股权贱卖”、“大型国企海外上市导致资产流失”、“国企改制”等等。这些争论都涉及到一个重要问题,即国有资产转让及其定价问题。

    争论是人与人之间的交锋,争论主角的立场和技巧同争论的话题一样重要。经济学家之间的争论容易吸引观众的眼球,因为经济学家的争论往往具有较高的技术含量和逻辑成分,争论的话题也多是关乎国计民生的大问题。回顾近一两年来涉及资产转让及价格的争议,有两个重要人物值得一提,一位是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郎咸平,另外一位是北京大学教授周其仁。

    郎咸平是这场争论的发起者, 2004年下半年,他开始对几家内地公司提出质疑,声称这几家公司的产权变革当中存在侵吞国有资产的行为。在网民的愤怒和媒体的持续关注中,最终上升到对整个中国产权制度改革的争论。国资委在2004年争论的高峰中宣布“大中型国企不得从事管理层收购”,随后又在2005年两度发文,严格规范国企产权向管理层转让。

    从道义的层面来看,郎咸平无疑具有难以超越的高度,他是在维护国有资产的神圣性,换句话说,他保护的是13亿中国人的财产权。事实上,郎的论断面世后的确获得了广泛的支持。道理很简单,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从法律上讲都对国有资产具有所有权,我们每个人都是国有企业的东家,国有资产流失就是我们自己财产的损失,而且损失的部分是进入了某些人的荷包。

    郎咸平在道义的高度上站了一段时间后,一批国内的经济学家们说话了,声音较大的包括吴敬琏、张维迎和周其仁等。周其仁说开始没有参与争论是因为不喜欢热闹,但随着争论的持续,他改变了想法,“因为老的问题没有完全解决,新的挑战又提上了日程,还是需要在实践的基础上有所讨论”。

    周其仁认为,传统的国有经济不承认任何私人产权。主人是抽象的全民,而不是任何一个活生生的自然人,这是一个没有最终委托人的经济。无数的机构和人似乎是委托人,仔细推敲都是代理人,而不是承担财产责任的最后委托人。委托代理是一个责任链条,最后委托人无效,整个链条拉不起来,所以普遍缺乏信托责任的根源就在这里。

    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一场争论持续到现在,不但没有分出胜负,甚至还有愈演愈烈之势。

    圣人曾经说过,君子和而不同。应该说有争论是件好事情,众口一词或万马齐喑往往出现在特殊年代。但正像辩论赛需要评委分出胜负、诉讼需要法官判定输赢一样,任何争论都需要一个收敛机制,即因为一方退出而结束争论,最后得出正确的结论。

    遗憾的是这场争论似乎没有终结,原因何在呢？原因在于国资转让当中遇到了一个罕见的困境,这部分资产拥有世界上最大的“主人群体”,人们根据不同的标准和不同的主观估值,对同一资产未来净收益必定具有十分不同的判断。从来就没有一个清楚的权利划分和执行程序,没有收敛分歧意见的机制,所以争议四起是必然的现象。

    争论始终无法得到一个最终的结论,因为争论存在而放慢改革步伐就成为次优选择。中国二十多年的改革告诉我们,没有一件事情可以在充分讨论并得出正确结论之后再去做,那样我们将会失去宝贵的改革机遇。西谚有云,倒水不能把孩子一起倒掉。古人也曾告诫,不能因为怕噎着而拒绝吃饭。所以,在各种讨论无法定论且讨论缺乏收敛机制的情况下,改革的步伐不能停止。

    当然,大众的担心不是因为惧怕改革,而且因为憎恨假借改革中饱私囊的不法之徒。因此,当务之急是需要完善国资经营、转让及定价的科学程序。我们欣喜的看到国有企业完善治理结构的工作已经开始且初有成效,我们更希望种种完善治理结构的举动不要仅仅停留在表面上。如果所有的国有资产管理者都能意识到自己所经营的资产属于人民,各种争论自然会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