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提出做普通劳动者的问题，似乎是一个老话题，但确实是个现实的话题。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各类学校培养出来的学生究竟到社会上做什么？青年在人生起跑线上应该选择一个什么样的目标？这是目前令许多人感到困惑的问题。

　　当企业家，为官从政，做演艺明星，发财致富……一些“不甘平庸”的青年人是这样想的，功利主义膨胀的社会环境事实上也是这样告诉青年人的。然而，当这些诱人的东西在大多数青年就业和生活面前屡屡作伪的时候，提醒人们思考的就不仅仅是应试教育还是素质教育的问题，也不只是就业政策问题，在更深层次上则涉及现阶段人们的劳动价值观。

　　按国际通常的划分，我国现在13亿人中劳动适龄人口约为9亿，比欧洲加上日本的人口总和还多。这样一支庞大的劳动大军，近30年来，随着社会发展步伐的加快，虽然在社会产业中分布的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但在未来15年内，大多数人也不可能脱离体力劳动都去充当“白领”。

　　先从城乡人口比例看，现在我国城镇化率为43％，即使将来城镇化率达到60％以上，全国也还有6亿左右人口生活在农村。再看产业结构升级与劳动就业的比重，据有关学者综合世界上108个国家情况的分析，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2000美元时，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吸纳的劳动力约占就业人口的60％多，投入第三产业的劳动力接近40％。目前我国劳动力在第一和第二产业分布的比例，比这个情况要高得多。如果说，第三产业是教育、文化、科学研究、金融、保险、信息服务等“白领”最集中的领域，这些部门所能吸收的劳动力充其量大约只占劳动适龄人口的4％左右。我国特殊的国情，决定了劳动的智能化发展将是一个很长的过程，青年人社会职业的选择必须面对这个现实。

　　在劳动力资源实行市场配置的情况下，一般来说，人们就业价值的取向主要是由工资报酬决定的。现在，除了沿海与内地的差别外，城乡之间、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之间的报酬差距也很大，甚至出现了由行业暴利导致的分配悬殊。这种情况表面上是源于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实际上却是市场机制和政府调控机制都不健全的反映。

　　笔者认为，目前导致青年不愿在普通劳动岗位就业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对劳动力资源配置的主导几乎完全让位于市场，这就难以避免许多劳动价值的扭曲。例如，产业工人的平均劳动报酬低，近10年来半数以上几乎没有提高，这不能不说是造成熟练工和技工普遍匮乏的一个决定性因素。再比如，目前广大农民最急需的乡村教师和医生，由于无利可图，极少有社会资本投入，致使这些最有社会价值的岗位人员处于枯竭状态。凡此种种，如果我们一方面向青年宣传劳动光荣，另一方面让他们感受到的却是做普通劳动者没有尊严、没有社会地位，这个号召就没有任何说服力。

　　近年来，一些社会媒体在青少年成长问题上存在着种种误导现象。从片面宣传脱离劳动另辟蹊径的“一举成名”，到对“精英”阶层暴富和高消费的渲染，使不少青年误以为在现今时代，不再需要从踏实的劳动做起，美好的生活就会展现在眼前。这是当前在社会舆论和实际工作中正确引导青年需要高度重视的问题。

　　毫无疑问，在改革开放的背景下，我们不能脱离社会的大环境来看待青年的职业追求，也完全应该鼓励他们树立远大的理想抱负。但是，对于如何走向成功之路，要向青年讲国情、讲实话，而不要使他们陷入虚无缥缈的幻想之中。一切崇高事业都是在平凡的基础上积累起来的，社会对个人价值的认定需要每个人实实在在的付出。在我们的国家里，肯定人人可以成才，首先就在于人人都要辛勤劳动。在一个真正不甘平庸的青年面前，没有无所作为的岗位。在社会实践中汲取营养，不仅是将知识转化为能力的需要，也是不可跨越的人生课程。

　　笔者认为，在现阶段中国，承认缩小城乡之间和脑体之间的差别有一个过程，并不只是经济发达之后的事。培养全社会热爱劳动、尊重普通劳动者的风尚，是贯穿社会主义建设全过程的任务。当前，有四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一是在高等教育已经开始步入大众化阶段，各类学校都应正确处理培养“精英”与培养普通劳动者的关系，从中小学教育开始，就要首先使学生树立以热爱劳动、服务人民为荣的观念。

　　二是公务员队伍的招聘，也应该把一定年限的基层实践经历与学历一样设为“门槛”，从政策机制上引导青年积极地走向普通劳动岗位。

　　三是在家庭教育中要把靠劳动自立作为青年成才的首要标准，能“龙”则“龙”，能“鱼”则“鱼”，不切实际的要求只会贻误青年的成长。

　　四是领导干部在鼓励青年做普通劳动者问题上理应带好头，而不是利用权力为子女谋私利。这样，就会有力地影响全社会，使“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的社会氛围为青年所接受。

(责任编辑：崔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