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张帆（美国纽约市政府资深经济学家）

　　中国经济增长的长过程，可能经历两个阶段：出口拉动的低劳动力成本阶段，和以国内市场为基础的规模效益增长阶段。目前，中国经济增长模式正面临从第一阶段向第二阶段的转变。这一过程可能要经历几十年时间，但现在已经悄然开始。

　　近年来，中国沿海地区出现民工荒现象，表示中国制造业劳动力成本已经开始上升。由于中国劳动力成本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极其低廉，不同地区之间劳动力成本的差距很大，劳动力成本上升的空间仍然很大，但这种优势的逐步缩小最终是不可避免的。工资或劳动力成本的上升是经济发展的必然，因为提高人们（既是劳动力又是消费者）的生活水平本来就是经济发展的初衷。

　　工资或劳动力成本的上升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增加了出口成本，在效率不变的情况下，肯定会减少出口在世界市场上的份额；另一方面，它又增加了国民的收入，造就了一个不断增大的国内市场。在短期，中国的比较优势是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在长期，中国的比较优势是超级规模的国内市场。

　　如果中国经济保持持续增长，中国经济的规模最终可能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市场，成为周边国家赖以生存的引力中心。现在的情况是，任何国家的企业要生存，就必须到中国设厂，利用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将来可能的情况是，任何国家的企业要生存，就必须进入中国市场，分享中国的规模效益。21世纪中国市场在养活其他国家产业上的作用，可能类似20世纪美国市场的作用。从现在到这一转变的完成需要几十年时间，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的角色是两方面的某种程度的混合。

　　规模首先是市场规模，其次才是单一企业的规模，企业的规模是市场规模的结果。大规模市场是由大量企业和产品组成的，这些企业和产品进行着空前激烈的竞争。高水平的竞争将提供超规模的分工和专业化，极大地提高技术水平和生产效率。

　　巨大的国内市场，有可能产生规模效益，提高中国企业的生产效率，反过来促进对外贸易的发展。克鲁格曼等人的“本土市场效应”理论，就强调本土市场的规模效应会提高本国企业的效率，从而在满足本国需要的同时，捎带出口相对高质量低成本的产品。这些产品是国内的市场规模和竞争锻炼出来的。

　　超规模市场可能产生巨大的规模效益，同时也可能产生超规模的垄断、巨大的周期波动和危机、收入分配的极端不平均。超规模市场就像一座原子反应堆，堆内的链式反应可能产生巨大的能量，但如果没有坚固的外壳、完善的调节手段，也可能造成超规模的灾难。

　　从长期看，中国的经济发展过程，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一，利用极低的劳动力成本打开和占领国际市场，实现起飞的阶段；二、随着收入和财富的增长，建立巨大规模的国内市场，依靠大规模生产提高效率的高空飞行阶段。第一个阶段绝对重要，没有第一个阶段，经济的高水平发展根本无从谈起。然而，经济不可能永远停留在第一个阶段。我们应该立足于现阶段，为经济逐步进入第二阶段做准备。

　　国内不同地区之间在实现这一转变上存在时间上的差异。在转变过程中，同一时点上，沿海和内地可能处于不同的阶段，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将首先从沿海转移到内地，沿海企业率先变成规模效益型。因此，在转变过程中，我国经济可能出现规模效益型和低劳动成本型同时并存的二元结构。

　　由于超规模国内市场存在的高风险，从现在开始，中国政府就应当着眼长期，对需要什么样的政策来驾驭超规模市场进行充分的讨论。

　　政策应当建立在以下原则上：

　　（1）应当保持国内市场的统一，反对任何势力对市场的分割；

　　（2）规模首先是市场规模，其次才是企业规模。市场规模表现在市场上竞争企业和产品种类的数量，表现在分工的规模。政府不应当限制市场上企业的数量，并以此来扩大企业的规模。规模效益应当来自高水平的竞争。应当坚决反对垄断市场，同时也反对过度竞争；

　　（3）市场的外部环境必须高度稳定，这是政府不可推卸的责任，关系到市场的生存。但政府对企业经营活动本身不应干预。

　　在此过程中，负责建立制度、制定政策的中国政府重任在肩，它必须实现：（1）保持社会稳定，公平协调各社会集团的利益；

　　（2）通过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调节，保证宏观经济的稳定运行，通过稳定有序相对透明的政策，使经济活动的参与者形成稳定的预期；

　　（3）建立和完善市场竞争的规则，并用法律手段坚决保证规则的实施；

　　（4）建立和完善有关统计，密切监视劳动力成本、劳动效率和收入水平的变化。

(责任编辑：单秀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