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部设在柏林的“透明国际”从2001年开始发布《全球腐败年度报告》，每次关注一个特定领域。该组织最近出台的《2006全球腐败年度报告》将目光锁定医药卫生领域。日前，《环球》杂志记者专访了其首席执行官纽斯邦先生。

　　《环球》杂志驻柏林记者/张碧弘　聂立涛

　　“全球医疗卫生腐败很严重”

　　《环球》：在“透明国际”2004年评估的最容易发生腐败的行业中，医疗卫生领域仅排名第9位，为什么今年报告的重点还是选择了这个领域？

　　纽斯邦：“透明国际”试图选择一个人们都感兴趣的领域来关注腐败。去年之所以选择建筑行业，是因为该行业非常容易滋生腐败。今年之所以选择健康领域，是因为人们越来越意识到这个领域的腐败也是一个严重的全球问题。而且这个领域卷入的资金巨大，全球每年达到3万亿美元。(报告说，3万亿美元中，恐怕至少有5%被腐败吞噬)

　　明年的报告将关注司法领域，司法领域的腐败会让人们对政府的治国体制失去信念。法律是保护人们利益的，而一旦一个国家的检查机关都腐败，人们会从哪里寻找保护呢？

　　《环球》：今年报告的前言和总结部分写道：“医疗体系的自身特点决定了在这个领域腐败易于发生，无论是在穷国还是富国。”报告还认为这个领域的腐败来自于“信息不对称”、“医疗制度的复杂性”等，这是不是意味着医疗体系的腐败很难根除呢？

　　纽斯邦：医药领域错综复杂，政府打击腐败的确不容易，公司可能会顾及其公众形象而掩盖腐败。我们认为，如果真正想清除腐败，就需要说服人们去谈论它。如今，公司的风险意识很强，如果告诉政府或者公司腐败的风险，他们可能就会加强管制、打击腐败。

　　《环球》：对抗医疗健康领域的腐败在全球反腐败运动中占一个什么样的地位？

　　纽斯邦：特别重要。首先是因为所涉及的金额巨大。在这样一个复杂的体系下有这样多的钱就会引诱腐败。几年前，当警察问一个银行抢劫者为什么要抢劫银行时，他的回答是因为那里有钱，而现如今，银行没有很多现金了，一切都电子化了。而医疗卫生行业的钱却很多，政府投资巨大——世界上的许多制药公司是私有的，但多数是政府资助的。

　　说其复杂是因为牵涉到制药公司、保险公司、提供商、病人，网络庞大，关系复杂，这样就会使一些人觉得可以从中获得私利。

　　其次，这个行业的腐败会对人们的健康造成巨大伤害。另外，健康问题也在全球化。艾滋病、肺炎、禽流感等疾病不只是在一个国家发生，它们没有边界。一方腐败就会影响全球。比如，如果治疗艾滋病的药物在一个地区便宜，而一些腐败分子将其卖到另一地区时价格要高得多，这样一些人买不起就会耽误病情。

　　“透明国际”就是想知道，该行业的从业人员是否在按照职业标准来从业，是否在为病人的最大利益行医，而不是个人的利益。这个行业是在治病救人，而不是在伤人。

　　“公众对腐败行为的容忍度小了”

　　《环球》：你们如何评估自己的工作，如何知道“透明国际”所做的工作产生了效果？

　　纽斯邦：我们知道，我们所说的和所做的事情有人不喜欢，他们会与我们争辩，会反对我们的作为，但这也恰恰说明我们的工作已经产生了效果。

　　腐败的特点就是难以测量，它是隐形的。其他犯罪常常是有明摆着的受害者和加害者，而腐败则不同。在一个国家，人们感觉到有些钱被腐败掉了，但到底用到哪儿了却不得而知。行贿人和受贿人都不愿意让别人知道。因此，我们无法知道它有多大的影响，但是我们的确知道腐败是存在的。

　　世人对腐败的严重性越来越觉悟，我们可以看到全球范围内的政府都在打击腐败。这可能是因为公众对腐败行为的容忍度小了，清廉对人们来说越来越重要。其次，我们看到，政府和公司在改革，在采取积极行动打击腐败，我们觉得他们意识到了“透明国际”和其他人在反腐败方面施加的压力。

　　《环球》：“透明国际”反腐工作这些年，您觉得在整理和出版反腐败报告的过程中是否得到了受调查国的全力协助？

　　纽斯邦：是的，我们的工作得到过政府、非政府组织以及公司的协助。2006年度报告中关于药业运作的一个章节就是由一个制药业界人士所写，也有的文章是来自政府部门工作人士。

　　“透明国际”主动与人们合作，而不是只坐在那里发号施令。我们也鼓励国家、政府和公司加入我们，共同寻找有效打击腐败的办法，改善反腐败策略。

　　比如，在打击假冒伪劣药品方面，我们会让人们知道，假药对制药公司不利，因为它有损于公司的利益，假药对政府也有害，因为它们有损于政府医疗体系的诚信度，但最重要的是假药有害于人们的健康。

　　《环球》：遇到过不合作情况吗？

　　纽斯邦：当然。这首先是因为人们发现谈论腐败有时是很尴尬的。大家知道腐败是罪恶的行为，行贿不光彩，但有人觉得谈论或知晓腐败是种威胁。人们有时宁愿“难得糊涂”，知道别人的腐败行为不如不知道。还有一种人不愿意谈论腐败，可能是因为他们本人就参与了腐败。

　　“经济越发达，防腐能力越强”

　　《环球》：在经济发展速度很快的东亚地区，腐败状况如何？

　　纽斯邦：经济发展快，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清廉会越来越受欢迎；而另一种可能是，一些不法分子会利用快速发展为自己谋私利、搞腐败。我认为，东亚快速的经济发展为

　　改善腐败提供了机会，同时也为腐败提供了机会。这是一个真正的挑战。

　　《环球》：腐败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是什么，是否经济发展越快，腐败也越严重？

　　纽斯邦：不一定，经济的快速发展和财富增长意味着有很多的变革在发生，这不排除腐败现象也会加重。但另一方面，这也会非常有利于改善反腐行动，改善教育，改善管制体系。比如，为公务员提高适当的工资使他们不必去搞腐败，就像美国的情况一样。

　　总体而言，可以看到，发达的国家腐败程度相对要小。但在一些富裕国家里，腐败程度也很高，而一些穷国的腐败也很低。因此不能简单地用经济发展的程度衡量腐败程度。但总体上来说，经济越发达控制腐败的能力越强。发展相对落后的国家的管制能力相对差，使得更多的人能够找到腐败的机会。

　　“中国反腐败态度更开放了”

　　《环球》：在你们的年度报告中，近年来，中国打击腐败的力度加大了，但中国的清廉指数的排名却有些下降，比如2004年是第71位，2003年是66位，而1998年是第52位，这是为什么呢？

　　纽斯邦：这一指数排名上升还是下降并不重要，因为抽查的国家数量发生了变化。

　　几年前，我们报告中只涉及100个国家，一个国家如果排在中间，应该是第50位。而今，我们涉及的国家数量达到了160个，如果还排在中间，就应该是第80位。主要是国家的数量在上升，而不是中国的清廉指数在下降。这样看来，中国的清廉指数没有太大变化。我的印象是，中国变得更加开放地对待腐败问题。

　　《环球》：“透明国际”与中国有合作吗？

　　纽斯邦：有的。我们与清华大学廉政与治理研究中心合作，与国资委合作。与清华大学的合作很重要，因为它有别于政府。

　　中国的国资委有能力触及全国，而大学则没有这个能力。我们制订了商业准则，向中国推荐。告诉企业如何做才能规避腐败的风险，而不被其侵蚀。去年，在中国推出这一准则时，一些企业也参与了，他们对此非常有兴趣，政府也敦促企业实施这些准则。

　　《环球》：“透明国际”每年颁发清廉奖，但至今没有中国人获奖。

　　纽斯邦：这个我们注意到了，但“透明国际”只颁发给被提名的人，他们必须是在反腐方面有突出表现和贡献的。如果中国有这样的人士，“透明国际”非常欢迎媒体、有关机构、甚至普通百姓出面推荐，到“透明国际”网站上写下推荐材料、推荐人选。我们有专门的委员会来遴选出最有资格获奖者。全世界都有人曾经得过此奖，但是中国还没有。非常欢迎来自中国的被提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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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孙可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