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FT中文网 作者:徐瑾
2006年6月2日 星期五
时间回到1998年,其时正是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中国正在为保住GDP年增长率不掉下8%而努力,同时中国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只有9%作用,也就是一百人只有九个人才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是校准的精英教育。 在这样的背景下,一边以拉动内需游说政府高层,一边以提高高等教育普及率吸引大众的扩招策论得到上下的一致支持,动员席卷全国,财政都向高等教育倾斜,而高校收取高额学费也有了道德合法性,怀着“读书改变命运”信念的普通中国民众的对学费的价格弹性微乎其微。对于一个学历高度崇拜的国家,扩招不啻注入一支强心针。可惜好景不长,当四年后第一批扩招的学生面临择业的时候却发现与高入学率对应的是低就业率,本科学历价值大幅度缩水,而且恶性竞争蔓延到扩招之前的硕士与博士研究生不得不沦落到与本科生竞争工作岗位,而学历往往又成为多出的门坎,从此中国大学生择业难的噩梦开始了,同时对于扩招引起的教育产业化的批判也开始了。
高等教育对一个国家意味着什么?经济学家一致认为对于一个国家经济发展而言,人力资本至关重要,而投资于高等教育的人力资本无疑是具有最高的回报率。按照国际通行标准,高等教育毛入学率15%以下为高等教育精英阶段,15%~50%为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50%以上为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在没有实施扩招之前,在入学考试通过分数来进行苛刻的竞争,只有少数能再统一高考中“做题”能力比较优秀的人能出现在职业市场;在实施高等教育之后,提高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数,所以竞争更激烈地表现在职业市场。但是扩招提高进入人才市场的人数,在对某些人增加竞争的同时,也为更多人提供了竞争的入场机会。同时属于非义务的高等教育并不在国家的必要福利之下,很少有国家能够对高等教育一包到底,所以教育走向产业化是某种必然,在这个逻辑下面,扩招是具有正当性的,而问题在于,如果扩招有效的话,那么为什么学生在人才市场毫无竞争力?
问题在于我们的教育产业化根本就是一个伪命题,我们的扩招从头至尾,都是行政力量在起作用。从规定扩招的人数到扩招的方向,完全是以计划形式下放,高校在招生方面的自主权力少的可怜,但是高校从扩招中分到的一杯羹就是可以大肆征收学杂费,根据相关数据,目前学生家庭承担的教育成本比例在33%左右,西部省份比例更为惊人。
扩招带来的财政效应存在两个极端:对于重点大学来说,扩招的同时得到大量经费,大兴土木,大楼建了又坼,坼了又建,倒是一个重点大学的校长说了实话:“我们说与国际接轨,最多只能是硬件上”;而对比的是地方性大学经费非但得不到补足,反而有减少的可能性,只能通过盲目扩张,对学生来完成搜刮。中国教育部的官员往往出面对大众进行“常识教育”:或是教育如衣,或是大学生也是普通劳动者,往往教训学生;国家对一个学生出的钱比是目前学费的几倍,但是即使我们承认所有的数据真实,但是这些资金的落实与应用都缺乏规范监管的情况下,只能让相关人员找到大量寻租机会。扩招之后,中国的不少“学院”一夜之间催发成为大学,所有的大学都向综合性大学看齐,扩招促成一场中国大学的牛市。不少的学校通过扩招盲目扩张自己并不具有势力创办的专业,结果自然是一方面学生在大学没有得到应有的训练,在求职的焦虑下动机自然走向功利,一方面相关企业却在市场上招不到合格人才。扩招的七年或者是中国大学在体积面积上变大的七年,但是在不少人眼中,却是中国大学精神走低的七年。
扩招是对中国整个教育机制的一次整体考验,它本身的动机或许是善的,却无意中把体制中弊端起到了放大作用,而可惜的是扩招催生的所谓教育产业化也徒然是一个被不断误解的名词──因为真正的产业化要求能够提供与价格相应的服务,市场除了带来繁荣还应该拓展自由。但是正如印度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指出的话,人的不平等源自能力的不平等,而教育是人的基本权利,教育权利剥夺本质上是对自由的剥夺。对于高等教育,政府公共政策的制定应该少一些无效的行政手段,多一些市场调节方式,如此,也许我们可以真正等来教育的产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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