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第一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显示，农信社的农业贷款在全国金融机构农业贷款中，占比由2002年末的81%提高到91%。这意味着，包括农行在内的其他金融机构(各类小额信贷组织、其他商业银行甚至城市商业银行)，其农业贷款的总和，占比尚不到9%——农行绝非农村金融主力

　　5月31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2006年第一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报告》在肯定农村信用社支农作用的时候，无意间透露了一个重要信息，农信社是农村金融的绝对主力，并且地位还在强化，而中国农业银行(以下简称农行)在农村金融中的地位已经微不足道。

　　谁是农村金融主力

　　《报告》显示，2006年3月末，全国农村信用社农业贷款余额1.1668万亿元，占其各项贷款的比例由2002年末的40%提高到49%；农村信用社的农业贷款，在全国金融机构农业贷款中，占比由2002年末的81%提高到91%。

　　农总行政策室主任李志成前不久对《财经(相关:理财 证券)时报》表示，“分拆农行会严重削弱政府调控农村金融的能力。”

　　他认为，分拆农行，农行现有联结城乡的传统支农优势完全丧失，同时，内部转移支付渠道将被切断；中西部和东部沿海地区分行经营效益的差距，将演变为支农服务能力与服务要求的错位；国家以城哺农、以城带乡、以东部沿海带动中西部贫穷地区发展的三农战略，将失去全国性大型商业银行这一重要调控手段的支持。

　　如今，央行《报告》的权威数据似乎已经回应了这种说法——其实农行支农作用并不像人们想像得那样大。到2006年3月底为止，除农信社以外，包括农行在内的其他金融机构(各类小额信贷组织、其他商业银行甚至城市商业银行)，其农业贷款的总和，占比尚不到9%。

　　需要转换思维定式

　　或许，统计数据恰恰否定了“分拆农行将削弱政府调控农村金融的能力”的说法，最早提出“农行分拆论”、中央财经大学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同样认为，分拆后，各地农行仍是地方性国有商业银行，其性质不变，同样可以执行国家宏观政策，而且比现在更加灵活。

　　更有专家认为，农行提出“分拆会削弱政府调控农村金融的能力”的说法，说明农行旧有思维定式尚未彻底转变。

　　有专家问，农行改革的方向到底是什么？如果改制后的农行与工、中、建一样是“纯粹的商业银行”，那它只会受到政府调控的影响，而无需担负政府调控的职能；如果改制后的农行，其主要业务像现在一样，与农村关系不大，那又何谈“削弱政府调控农村金融的能力”？

　　这实在有些自相矛盾。所以，有关专家认为，农行应先理清改革思路，然后再说改革应怎么办。至少，中国不需要再把农行定位为一家“政策性”银行。为农业服务的银行，也应当提供“商业化”服务。

　　反过来说，如果农行改革后的主要业务在农村，郭田勇认为“还是分拆好”。这是因为，中国各省的农业经济、自然条件差异巨大，加之中国农业一家一户的特点，根本不适合全国性的大银行操作。而且，全世界也没有成功的先例。

　　对于“内部转移支付渠道被切断”的说法，郭田勇表示，如果农行成为上市公司，并以利益最大化为经营目标的话，那银行行长要是将东部收益转移到中西部，恐怕董事会就会把他赶走。

　　莫再找借口

　　在一位经济学家看来，决定变革方向的是现实，而不是“历史原因”。至少，中国已不需要再多一家“同质化”竞争的国有大银行。所以，“农行不宜过度强调历史原因”。

　　据专家介绍，从过去10年历史看，“每当国家需要农行为国分忧时，农行会强调自己是商业银行；而国家要求它商业化经营时，它又强调自己历史包袱过重，甚至把全部经营责任推卸在政府头上”。

　　熟悉农村金融的人都知道一个事实：从1979年农行恢复、到1996年农村信用社与农行“脱钩”，农信社是由农行“代管”。此间，根据农总行的要求，农信社对农户发放贷款，而基层农行主要是支持乡镇企业、供销社和其他企业。1996年之后，农行直接对农户发放的贷款更少(由于西藏没有农信社，所以西藏农行会对农民直接放款)。

　　当时，农行决策层认为：对农户发放贷款成本高、风险大，于是，将任务交给了农信社。但事实刚好朝相反方向发展，当农行不良资产有增无减之时，农信社的资产质量却在有效改善。

　　根据统计，今年3月底，全国农信社不良贷款比例为13.5%，比2002年末下降23.4个百分点。全国农村信用社、农村合作银行、农村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分别提高到7.43%、12.32%和8.44%。

　　2000年以来，农行已撤并网点2.25万个、裁员16.9万人。而农行撤掉的大都是乡镇营业所或分理处，下岗的通常是为农行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的“代办员”，而农行各级机关的人员基本没有变化。

　　目前，农行在河南、山西等一些地方所发放的支农贷款，尚不及社科院和其他小额信贷组织。（贺江兵）

(责任编辑：魏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