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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京津冀区域合作如何迈出‘第一步”的种种设想，正在设计者头脑中发酵，并逐步向高层接近。
6月2日，发改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副所长（以下简称“国土经济所”）肖金城对记者表示：“思路已经定了，下一步需要等待高层批复。 ”
肖的另一个身份是“加强京津冀产业联系和经济合作课题组”组长，这个由国土经济所和河北省宏观经济研究所联合成立的调研组，将于今年8月把调研成果汇报给国家发改委以及京、津、冀三地政府。
按照调研组的设想，提高京津两市引资门槛、以增值税转型来扭转现行财税体制“分灶吃饭”的建议都将位列其中，而坊间反应热烈的在京津冀建立“高层协调机制”的设想也会得到具体体现。
改革之急
在中国目前的三大经济圈中，京津冀远远落在了长三角、珠三角的后面。但很少有人知道，改革开放之初，京津冀曾经是中国区域经济合作的先行者。
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华北地区就率先打破地区分割，成立了全国最早的区域协作组织———华北地区经济技术协作会。这个以物资协作为主要内容的组织，对地区间的物资进行调剂，并指导企业开展横向经济联合，为解决区域内各省市的物资短缺发挥了显著作用。
而此后的“各自为政”使合作停滞不前。这从反映区域间发展相关性的GDP增长相关系数就能看出来：从1979年至今的相关系数为0．618，而从1991年开始累计只有0．467。
这在汽车业表现得十分明显。近年来，奔驰、现代汽车的整车项目纷纷落户北京，这为带动地处京畿的河北的一些地区发展零部件产业，与北京整车项目实现对接带来了机遇。按照人口学家的说法，这一过程还可以减轻北京市的人口压力，增强河北城市的活力。但事实上，这些零部件企业还是“出不了北京”，仍把工厂设在了北京的郊区。
相对河北省，京郊土地短缺、消费水平也高，在此设厂的总体成本是高于河北的，但明知是“亏本的买卖”还要做，现行财政体制“分灶吃饭”是个死结———谁锅里（地方政府）有项目，谁就有饭（财政收入）吃。
“‘分灶吃饭’让‘引资争夺战’和地方保护主义大为盛行。”肖金城说。这一现象不仅存在在汽车行业，而是使所有生产经营活动“地方化”：销售行为地方化、劳动力使用地方化、原材料采购地方化、资金融通地方化。“最终束缚了企业的市场空间和竞争力的提高。”
去年，位于天津滨海新区中心的一家老纯碱厂由于污染问题准备搬迁。既然是污染严重，就应该搬出以高新技术为主的滨海新区，盐产地河北唐山是最好的选择，即使不出天津，最起码也应该搬到大港。但扯皮一年多，最后只搬到距旧址不到20公里处的地方———还是属于原来的行政区塘沽区。
天津舍不得它搬出天津，塘沽舍不得它搬出塘沽———在天津市内都如此扯皮，跨省市的区域合作之难度可想而知。
恶性引资争夺，使每个地方政府的建设项目都十分雷同，导致区域间产业联系十分松散，合作步履维艰。
以钢材为例。唐山每年的钢产量达到4000多万吨，但京津需要的高质量机械用钢唐山还生产不出来，只能从宝钢、鞍钢、武钢进口。唐山产的建筑钢材，基本用于外销至江南农村盖房子用，运输量很大，成本也很高。
目前，京津与河北之间的合作主要是围绕着两大城市居民的“菜篮子、米袋子”而动，而农产品的低价格以及由此产生的一产合作的低收益使河北得利不多，这也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河北开展区域合作的积极性。
另一个客观原因是，京津冀地区民营企业的弱势使合作“不可能”。目前，北京市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占规模以上企业的比重仍高达65．1％，高出全国平均水平20．7个百分点，民营经济发展还很不充分。
“民营企业的档次低，跳着也够不上国有企业。”肖金城说，河北加
工零部件的企业连长城汽车的零部件都做不出来，能给奔驰、丰田做零部件吗？
当务之急———提高京津引资门槛
肖金城认为，相对落后的河北省要想在京津冀区域发展中分到“一杯羹”，有赖于京津提高引资的门槛。
“如果门槛一边高，外资企业从珠三角、长三角转移出来的产业来到京津冀地区，肯定选择北京、选择天津滨海新区。”更何况，京津有些地区“土地白给”、“财政还补贴”，使本应发生的产业转移畸形。
肖金城特别提到长三角恶性引资的例子引以为戒：“一定要避免行政权力作祟。”
2003年4月，上海正式实施“173计划”：将嘉定、青浦、松江建设降低商务成本的“经济特区”，由于其总面积为173平方公里，上海人的说法是“173，赶昆山”———直接将引资对手指向目前大陆最大的台资密集区江苏昆山。
“173”位于上海市区范围内，既有浦东的辐射，又兼商务成本低廉，整体优势明显。建成之后对周边城市，尤其对江苏的苏州、昆山以及浙江的宁波、嘉兴的影响显而易见。
针锋相对的是，2003年6月，江苏省推出了“沿江开发战略”。江苏方面对这一战略的解释是：实施沿江开发是为了顺应世界性经济结构的大调整和资本转移的大趋势，充分利用长江这一“黄金水道”的优势，把生产力布局重心由沪宁线（南京－上海）向北推进至长江沿岸，尤其是长江北岸。
同样，浙江在10月也对“173计划”做出了回应：计划在紧贴上海的嘉兴兴建“杭州湾嘉兴经济开发区”：由目前的嘉兴经济开发区和乍浦经济开发区整合设立。这份文件特别强调：“在政策扶持方面，建议省政府总体上参照上海‘173计划’所给予的优惠扶持政策，另外在土地征用、税收返还和财政贴息方面还要加大力度。”
“在现有条件下，大多数的资源还是控制在政府手中，市场并不具备足够的调控权力，所以行政边界就成了一道壁垒。”肖金城分析，“然后是不同的地方对资源的争夺，是数也数不完的重复建设，是不同行政区之间经济上的割裂。”
财税体制突破口———
增值税转型
然而，在目前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地方之间利益纷争的格局下，提高引资门槛的困难可想而知。
“财政体制不是京津冀政府能够解决的。”肖金城表示，即使是“最有分量”的北京市政府，在此问题上也颇有难度。
因此肖金城建议，在不动现财政“分灶吃饭”体制的前提下，以加快推动增值税转型作为突破口，逐渐扭转现行财税体制。
目前，增值税是我国的第一大税种，2005年国内增值税总的收入超过了1万亿元以上，占整个税收比重46％，对国家财政尤其是地方政府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除了东北老工业基地以外，我国实行的都还是征收生产型增值税，哪里有工业，哪里就有税源。这使各地往往不依据比较优势，重复建设项目。
肖金城建议，应加快推动增值税转型，由征收生产型增值税转为征收消费型增值税。“税源不是来自于生产地，而是消费地。”
鉴于在消费环节征税会比较复杂，并使偷漏税的风险会加大的情况，肖认为可以在其中做一个妥协：降低生产环节的增值税，增加消费环节的增值税。
“十一五”规划中，增值税转型被列入新一轮税制改革的“五个方面”的“重头戏”。
根据6月3日举行的“2006中国税收高层论坛”透露的消息，在全国范围内推开增值税转型的任务将“不再遥远”。
财政部税政司副司长王建凡表示，增值税转型将依据东北现成的蓝本。“下一步我们从东北的试点要扩大到中部地区试点，我想全国推开的时候不会遥远了。”
民间热盼———
建立高层协调机制
解铃还须系铃人。既然政府在京津冀地区仍然强势，政府的先导作用就必不可少。肖金城表示：“尤其要重视非官方合作组织和机构的作用。”
去年6月，关于天津滨海新区能否成为我国“北方浦东”争论最热烈的时候，坊间就流传着在京津冀地区建立“高层协调机制”的说法。如今，滨海新区已列入“十一五”规划，而“高层协调机制”的说法还没有落实。
按照调研的最新版本，课题组提出的方案是，在京津冀地区建立一个类似的“联席会议”。
肖金城分析，相对于上海在长三角“龙头老大的地位，京津“双峰耸立”，一直没有一位“大哥”。北京有实力充当龙头但又不好开罪于天津，天津想当自身资历又稍差，河北历来势单力薄，就更不可能。
鉴于此，他建议这个“联席会议”不同于长三角15城市的“市长联席会议”，而是由国务院的一位副总理作为“牵头人”负责召集。
肖金城还对协调的步调进行了解释：“第一步是把京津冀协调一体化，然后把山东、山西纳入进来，最后是在经济结构中相对独立的东北。”
值得关注的是，5月30日国务院召开的“推进天津滨海新区开发开放座谈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曾培炎特别提出了要“依托京津冀，坚持统筹规划”的要求。 (责任编辑：王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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