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对投行经济学家理解是错的，以为他们和学院经济学家一样，所有的言论必须经过长久的研究和验证以后，才可以发表出来。以至于一旦某某投行经济学家在某个问题上的言论并不准确，就认为是用心险恶，误导民众；或者认为该投行经济学家做学问不严谨。其实，投行经济学家跟学院经济学家不同，这个职位的性质决定了投行经济学家的言论不发表就发臭。

　　学院经济学家追求创造一个新理论，他们会长时期关注和研究某一个经济领域或某一类经济现象，从中抽象或演绎出一般化的理论。如果是真正的创新，推进了经济学的发展，就会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美誉，一夜之间就可以扬名立万，青史留名。一般受过系统经济学训练的人都难以放弃这样的梦想。但要有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这样的成就，冷板凳得坐几十年，得尽量远离日常人的生活方式。在追求物质丰富和体验丰富的现代社会，要坚持这样的梦想殊为不易。

　　投行经济学家任职于投资银行，服务于投资银行的客户。投行的客户都是见钱眼开的人，希望利润越高越好。投行的业务主要在资本市场，大量投资于债券、股票和衍生产品。千变万化的世界随时在影响资本市场，对于变化的解释就是投行经济学家的工作。所以投行经济学家的分析，不在于是不是一定对，而在于一个现象出现了，一个变化发生了，能不能做出一个合乎逻辑的解释，以使投行的操作人员能够及时做出交易选择。显然，投行经济学家的分析，受制于快速的现实变化，得到的信息不够完全，在短期内做出的分析，难免南辕北辙。但，不管后来的结果证实投行经济学家的分析多么错误，总比事件发生了完全不能做出一个自己的解释要强得多。结论可能错误，这是可以理解的。如果在这样条件下，一个投行经济学家能够经常性地说对，那么这个投行经济学家无疑是很优秀的。

　　显然，评判学院经济学家和投行经济学家的标准是不同的。

　　陶冬是我熟悉的一名投行经济学家，他毕业于犹他大学，受过正规的经济学训练。在中国出生长大，在启蒙思潮汹涌的年代成长，少年时便培养出了一种“经国济世”之志。在学院里做研究，创造出新的理论，成为问鼎诺贝尔奖的著名经济学家，也许是其自然的梦想。要改变这样的梦想是一件艰难的事情。一个要做大人物的人，就会要求完美，轻易不发言，发言就要一鸣惊人。这种完美主义者的好处是，这个世界少了不少学术垃圾，但不好的地方是很多好的想法和灵感便消失了。

　　陶冬刚进入投行的时候，我猜测经历过这样一个阶段。那时，他除了写英文报告和研究论文外，很少写报章文章。因为要做大理论的人，怎么能发表一些不成熟的看法呢？从完美主义转变为现实主义可能是每一个人都要经历的，但其中的心绪、煎熬等情感历程，还没有见人写出。“惟愿作正直、有益社会之人”和“写出来或许有益于社会”的心态转变，使我们能够在诸多报章上读到陶冬先生对于中国、国际经济现象的直截了当、立场鲜明的见解，当我们对当前复杂的经济现象一筹未展时，陶冬给我们进行了及时的解读。

　　让人佩服的是，陶冬的判断很多时候是正确的。在中国经济过热的判断上，他最早大声疾呼经济过热，并预测调控措施2004年中期出台。虽然有关部门对此言论给以严厉批评，但陶冬坚持己见。结果是当年4月底就开始了一轮轰轰烈烈的宏观调控。在人民币汇率的变动上，他在2004年10月时说“人民币该动一动了”，到2005年6月时，他说“人民币今年一定动。”很少人会说得如此肯定。果不其然，随后的7月21日，人民币汇率进行了第一次改革。在房地产问题上，他2月的文章是《上海房地产败相已露》，7月文章的题目是《房地产走向十月见分晓》。如此精确地点出房地产转折的具体月份，一般人是不会冒这个险的。但陶冬又说对了，上海房地产果真在十月份有过一波大跌。

　　陶冬在一些关键经济问题的预测上屡屡言中，这对一个投行经济学家来讲实在是很值得自豪的事情。有一些人只因为言中一次就可以一炮而红，成为知名经济分析师。陶冬在投行分析师中的地位自可想象，他多次被《机构投资者》评为优秀分析师，自然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陶冬的准确来自于他的国际视野和对国情的喑熟。当许多人认为应该以市场手段来调控过热经济的时候，他认识到经济过热的源头来自于地方政府、银行和民企这个铁三角，从这个国情出发，他认为只有通过行政手段才能打破这个铁三角。他知道这种做法长期不可提倡，但在中国转型期，采用这个手段是不得已而为之。当外界猜测中国政府会大幅减少美国国债的比例时，他认为，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要维持全球金融市场和世界经济的稳定，但又必须维护老百姓辛苦挣来的外汇。中国政府不会像外界猜测那样作为，只会在其中找一个平衡点。

　　陶冬对于中国低利润率的制造业和汇率改革后中国金融业的忧虑，往往给国人诸多启示。他以周游世界的经历和全球信息的集纳，认为中国制造业的低研发投入和低利润率是一个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问题，这一恶性循环不打破，中国制造业便无法上到一个新台阶。而这一结论的做出，是因为他对韩国三星转轨有深入研究。中国在金融市场上还处于很幼稚的地位。对于资本市场上的诸种玩法可谓处于小学生水平。

　　当一些投行经济学家大肆唱空上海房地产时，但经济学家所在的投行却在大肆购买内地物业。大部分人以阴谋论来分析，但陶冬则揭示了土地基金的玩法，收购收益稳定、租金回报高的物业，以此作为抵押到海外借款，再打包以REITS形式上市，回笼资金。不熟悉国际资本市场的人难以理清这类资本玩法。而中国金融经验的缺乏，一是人民币长期盯住美元，没有训练出足够的外汇人才，二是外汇市场缺乏深度和厚度，品种单一，几乎缺乏所有的衍生产品。“汇市不开放，人才自然少；汇率无波幅，自然没有衍生工具市场。”陶冬对于经济和资本市场的精辟观点，可谓行山阴道上，美不胜收啊！

　　有意思的是，陶冬的这些文章不是在书房或办公室苦思冥想出来的，全是在飞机靠窗机位用笔写出来的，都是急就章，一般是从酒店传真到编辑手中，收到这样的手写稿件已经是编辑们久违了的景观了，虽然编辑要费时把他们打印出来，但陶冬的书法可能会让编辑们多了一份欣赏的闲适。

　　陶冬做事认真严谨，对于自己的文章一丝不苟，每篇文章在发表前一定做最后的修改和校对。陶冬做人直率坦诚又宽容，对不按原则办事的人直接指出，对于自己的失误也会一再道歉。这也许是他在分析师这个行业中，尽管说对不易但往往能屡说屡中的品质基础。中国古代很讲究做人做事的准则，虽然现代社会好像不怎么讲这些了，但以做人做事的准则来判断一个人的成绩，基本上是八九不离十吧。

　　或许陶冬少时经国济世的抱负都化作了一篇篇文章，这些文章或对国外经济各种有益经验进行介绍，或内心真诚赞扬中国经济的成就，或发自肺腑地对中国经济的各种问题表示担忧。这也许可以说是一个投行经济学家热爱自己国家的另类表达方式吧！

　　（《中国经济热点透视》陶冬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1月出版）

　　刊登于《资本市场》杂志

　　2006年2月16日

(责任编辑：崔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