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双喜临门”：刚刚拥有了“北方经济中心”的金字招牌，其滨海新区又被批准成为全国第二个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区；

　　与首都北京同为环渤海经济圈的核心城市，超近的地域距离曾让天津一度难以突破潜在的心理隔阂；

　　现在，随着国家对京、津定位的明晰，两地能否以及如何联手打造“双核”经济中心，带来中国经济第三极突破？

　　作为直辖市，人们自然会把天津与北京、上海来等同比较；而作为沿海开放城市，人们自然又会把天津与深圳、广州等放在同一个天平上衡量，但与其它龙头城市定位明晰不同，天津给人的印象往往模糊不清。

　　不过现在，天津终于有了明确的城市功能定位和身份—北方经济中心。

　　3月22日，由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了《天津市城市总体规划（2005—2020年）》，会议指出要努力把天津市建设成为国际港口城市、北方经济中心和生态城市。

　　4月26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批准天津滨海新区进行综合配套改革试点，继去年上海浦东新区获批后，天津成为我国第二个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区。

　　拥有综合配套改革试点的政策优势，滨海新区将作为天津未来发展的新引擎，带领天津成为名副其实的“北方经济中心”，并使天津成为全国第三个拉动区域经济发展的龙头型城市。

　　“北方经济中心”花落天津

　　到过天津的外地人，常常被天津的街道搞得晕头转向—“找不着北”；而从城市的功能定位来说，天津自建国以来似乎也一直没有“找着北”—在全国经济格局中找到自己的准确位置。

　　而对于天津当地人来说，对自己的家乡也不满意：“与以前相比，这些年天津是进步了，如马路宽了，城市环境和居民生活改善了，但与北京相比，天津还是像一个村，我们就是这个村的村民。”快人快语的高立红对《中国经济周刊》说。

　　高立红，土生土长的天津人，出生于上世纪70年代，北京读完大学后，又回到天津，现在天津某媒体工作。

　　“我出生在天津，一直觉得天津很好，但1994年从北京的大学毕业回来后才发现，和北京相比，天津的市容市貌以及交通状况太差了。街道那么狭窄，路边到处是小摊贩，甚至拉着卷心菜的马车都摆到了马路上，自行车都难以通过。”

　　谈起上世纪末的天津，她说脑海中都是那时常见的天津市民的生活状况：一家几口住在十平方米左右的小平房，到了夏天，坐在胡同里乘凉的人们跟煤球炉子距离不过一米。

　　当《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向她提到3月22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已经决定把天津建设成为北方经济中心时，她的第一反应是“北方经济中心是什么？能给天津带来什么实惠？能让天津老百姓的工资涨多少？”

　　也许对于高立红这样的天津市民来说，他们还没有意识到“北方经济中心”对天津的重大意义。

　　从“北方重要的经济中心”到“北方经济中心”

　　近年来，围绕谁才是“北方经济中心”展开了诸多争议，甚至是“争夺战”。但现在，这个光环终于圈定天津，天津名正言顺地登上了中国经济发展大舞台的中央。

　　“从1997年当时的李鹏总理代表国务院宣布天津是‘北方重要的经济中心’，到如今国务院把天津定位为‘北方经济中心’，天津才逐步明确自己的定位。”4月30日，天津市发改委发展规划处处长王天伟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说。

　　与平时采访某些政府机构和政府官员不同的是，这次对天津市发改委的采访没有经过繁缛的层层审批程序，而王天伟接受采访时的认真和随和，着实让记者亲身体会到了天津市政府官员身上浓俨的“新味”。

　　“目前国家对天津成为北方经济中心有两大政策支持：一是在整个产业布局上。比如国家刚批准在天津生产100万吨氮乙烯、1000万吨炼油项目。类似这样的项目，也有其他地方在争取，但国家在产业战略布局上会有所倾斜。第二，国务院常务会议同意天津搞综合改革试点。综合改革试点的内涵，就是有先行先试改革试验的权力，给了一个广泛的发展空间。不过，目前综合改革试点的内容还没有确定。”

　　对于1997年确定的“北方重要的经济中心”，与现在的“北方经济中心”有何本质不同，王天伟的看法是：“说白了，前者代表天津当时只是北方经济中心之一；而这次国务院去掉了‘重要的’三个字，天津在北方乃至全国的重要性则不言而喻。”

　　有人评价说，天津给人的印象似乎是“运气不太好”。从历史上看，中央政府对天津的发展定位有多次变更：建国初期，天津继续延续了中央直辖市的地位；1958年，天津被改为河北省的省会；河北省省会迁到石家庄以后，天津已“沦落”为河北省的专区；直到1968年，才重新改为中央直辖市。

　　而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国迎来了改革开放的大时代，深圳、上海等沿海城市，经济取得了成功发展，珠三角、长三角迅速跃升为中国经济最活跃的“两极”。此时中国经济出现了“南快北慢”、“东高西低”两个不平衡，而环渤海地区正处于这两个“不平衡”的结合区，不仅整体发展缓慢，且辐射作用难以充分发挥。

　　面对现状和困境，天津开始寻求了“自救”行动。1994年3月，天津市人大十二届二次会议通过决议，明确提出了要用10年左右的时间，基本建成滨海新区的奋斗目标；在3年之后，即1997年12月，党中央、国务院明确给天津进行了初步的定位：“天津是环渤海经济中心，要努力建设成为现代化港口城市和我国北方的经济中心”。

　　面对今天“北方经济中心”的崭新定位，天津市滨海新区管委会研究室主任王恺对《中国经济周刊》感慨说：“中国开放的顺序也决定了南北差距、东高西低，东西比较天津是东边，南北比较天津是北边，虽然占了东部的好运，同时又在北方处于劣势。在这种情况下，天津靠自己的努力，在逆境中争得了现在‘北方经济中心’的地位。”

　　“北方经济中心”做什么

　　——现代制造业、北方航运和物流“三中心”

　　“北方经济中心”的定位得以明确后，“打造一个什么样的北方经济中心”便成为天津面对的首要现实问题。

　　“根据实际情况，我们着力把天津打造成为现代制造业中心、北方航运中心和物流中心。在这个过程中，天津将由制造业基地向研发基地等科技方向转化，然后再朝着补充金融功能和现代服务业方向发展。”王恺主任对《中国经济周刊》介绍说。

　　《天津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中对天津以及滨海新区的新定位印证了王恺的话：“立足天津、依托京冀、服务环渤海、辐射‘三北’、面向东北亚，努力建设成为高水平的现代制造和研发转化基地、北方国际航运中心和国际物流中心、宜居的生态城区。”

　　从1997年明确天津是“北方重要的经济中心”到2006年的“北方经济中心”，经过10年努力，目前天津已经形成了电子通讯、石油开采与加工、海洋化工、现代冶金、机械制造、生物制药、食品加工等七大主导产业；与此同时，天津港2005年完成货物吞吐量2.4亿吨，完成集装箱吞吐量480万标箱。

　　然而，金融是经济的动脉，要打造以上三个中心，均须有大量的资金支持。最近十几年，天津金融业在改革中稳步增长，继花旗银行、汇丰银行等一批全球著名的银行在津设立分行之后，2005年底韩国第二大银行朝兴银行跟进入驻滨海新区。中国民生银行和华夏银行在天津地区的第一家分支机构—民生银行天津滨海支行和华夏银行滨海新区支行，也于1月中旬相继开张。渤海银行于2006年2月16日正式对外营业，在滨海新区设立了首家分支机构。

　　这些无疑勾起人们对天津“金融中心”的联想，更何况在上世纪初，天津就曾经是名副其实的北方金融中心。

　　“无论如何天津都没有可能发展成为金融中心，天津的金融业只是比较发达而已。金融中心不是说出来的，北京的各种功能极为齐全，在中国国情下，任何一家外资企业设金融机构，肯定考虑的是北京和上海，而不会是天津。”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天津学者向《中国经济周刊》分析说。

　　而身为天津发改委的官员，王天伟处长的说法更为务实和现实：“在发展金融业方面，天津的‘十一五’规划也突出了一些重点。比如滨海新区搞一些离岸金融、产业投资基金等。如果要使天津的金融功能更强大，一定要和北京联手共同打造金融中心。”

　　　滨海新区

　　——“北方经济中心”的引擎

　　对于天津来说，“北方经济中心”身份的确立，还只是第一步，而如何将目前形式上的“名分”，升华为“货真价实”或名副其实的“中心”，无异于一次“长征”。谁又将担当天津这一历史性使命的动力和引擎？

　　“天津的核心是滨海新区，滨海新区就是我们作为北方经济中心的吸附源和辐射源。”王天伟处长向《中国经济周刊》直言。

　　有专家认为，在中国经济大棋盘上，天津滨海新区纳入国家发展战略，无疑是走出一步事关全局的妙棋，这步棋走好了，全局就活了。

　　五项扶持政策具有吸引力

　　来自新华网的消息称，“近日国务院已经同意给予天津滨海新区五项扶持政策，包括将滨海新区作为综合改革试验区、设立东疆保税港区、进行金融改革试点、扩大建设用地供应、将区内510平方公里范围高新技术产业的所得税税率降为15％。”

　　《中国经济周刊》向滨海新区管委会和开发区询问五项扶持政策的落实情况，得到的答复是：目前红头文件还没有出来，还只是一个相对笼统的政策，近期国家相关部委还要组织工作组到滨海新区考察，之后才能正式公布政策和政策细节。

　　尽管文件未正式下达，开发区管委会有关领导还是饶有兴致地向《中国经济周刊》解读了这些扶持政策对滨海新区发展的好处。除了先行先试的综合改革试验区和进行金融改革试点之外，设立东疆保税港区有利于制造业企业上、下游的关联，对制造业产业布局有很大的促进功能；扩大供应用地可以缓解开发区用地紧张局面。因为从全国范围看，目前天津开发区的投资密度最高，用地极其紧张，现在经常是好几个企业同时看一块地；“将区内510平方公里范围高新技术产业的所得税税率降为15％”，扩大了覆盖范围，开发区、保税区、塘沽区这三个核心区肯定在这个范围内，有利于吸引更多的高新技术企业投资滨海新区。

　　“在这些优惠政策的扶助和带动下，滨海新区将在更宽松、更开放的环境中进入发展的快车道。”

　　滨海新区的投资者

　　天津东邦铅资源再生有限公司近期刚刚选择在滨海新区开发区安家落户。该公司是一家中日合资企业，去年1月份取得营业执照，6月份开始建设，今年1月份开始试生产。企业注册资金237.5万美元，一期投资5000万人民币。

　　公司总经理薛本锡告诉《中国经济周刊》，他们公司之所以选择落户开发区，一方面是因为开发区的化工区是循环经济的示范产业基地，比较适合他们企业，但更吸引他们的，是政府对这个行业的政策支持。

　　“从事环保产业，需要拿到政府颁发的具有排他性的许可证，这本身就是开发区给我们政策上的支持。”薛本锡告诉记者，为了鼓励企业搞循环经济，开发区专门出台了激励政策，如果他们这个行业达到全国国家级的再生循环经济示范基地，可以得到100万的奖励。

　　摩托罗拉中国电子有限公司是第一家到滨海新区投资的世界五百强企业，于1992年在滨海新区注册成立。刚建厂时，只有几百名员工，当时的年销售收入只有几千万美元；到了2005年，摩托罗拉在天津的员工已经达到了1万名，销售额也达到前所未有的90亿美元。

　　“我们都注意到了天津被批准为北方经济中心，用滨海新区带动整个北方地区特别是环渤海地区的经济发展，这种定位对摩托罗拉在天津的发展极为有利。”摩托罗拉中国电子有限公司传播与公共事务高级经理陈雷告诉《中国经济周刊》，中国市场是摩托罗拉除了美国本部之外，全球最重要的战略市场，而天津是摩托罗拉全球最大的生产基地。

　　在滨海新区“安家”的不止摩托罗拉公司，滨海新区开发区微电子工业区的工作人员张春明告诉记者，仅到开发区微电子工业区落户的已经有100多家外资企业，这些企业主要以韩日为主，而且去年三星手机的投资由以前的2600万美元，一下子增到1.97亿美元，“他对你满意了才会增资。”

　　摩托罗拉和三星公司只是到滨海新区投资的大跨国公司的一个缩影。据天津发改委提供的资料显示，截至2006年2月底，天津开发区吸引了来自74个国家和地区的外商投资企业4102家，累计投资总额299.06亿美元，合同利用外资234.28亿美元。其中超过1000万美元的项目有449家，上亿美元的项目有17家，10亿美元以上的项目有2家。截至2005年底，《财富》500强公司中累计有57家在开发区投资了123个项目。

　　北方经济中心的“马达”

　　滨海新区位于天津市区东部，面积2270平方公里，海岸线153公里，常住人口135万。所谓滨海新区其实是个统称，包括天津港、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天津港保税区三个功能区，还有塘沽、汉沽、大港三个行政区，以及东丽、津南这些行政区的部分区域。而这个区域正好地处环渤海地区的中心位置。

　　现在高楼林立的滨海新区，以前大部分都是荒地、盐碱地。1986年8月，小平同志在视察天津开发区时就曾经指出：“你们在港口和市区之间有这么多荒地，这是个很大的优势，我看你们潜力很大，可以胆子大点，发展快点。”随后他亲笔题词：“开发区大有希望！”

　　曾经繁华地　再度天津梦

　　王红茹

　　“天津”之名来自明永乐二年，意思是“天子车驾渡河之处”。在明清时期，因漕运发展成北方经济中心，一度商贾云集。著名的“洋务运动”亦在此兴起。在清朝，天津有“京南花月无双地，蓟北繁华第一城”的美誉。

　　在中国近、现代工商业发展史上，天津的地位曾经丝毫不逊于上海：上世纪三十年代是天津的鼎盛时期，天津曾是中国第二大商业城市和北方最大的金融商贸中心。1937年，天津的贸易额已经占全国贸易额的三分之一。20世纪40年代，解放北路金融街上设有49家国内外银行，其中12家国内银行的总行设在天津；有270多家国内外保险机构，还有功能完备的证券交易所。当时天津也是通渠之地，海运、航运，在全国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有“南有上海，北有天津”的说法。

　　新中国成立后它的制造业曾煊赫一时，国产的第一块手表、第一台电视机、第一架照相机都在这里诞生。但到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天津发展却受到“沿海不建“、“天津划归河北省”和“唐山大地震”三方面影响，经济急速滑落。到了八十年代，天津的增长速度一度在全国排在了倒数第二，在七五、八五时期的十年间，天津的经济增长速度平均每年低于全国两个百分点。1979～1992年间，天津市平均GDP增长率仅为6.5％，而同期全国平均增速达9.1％。

　　回首繁华，天津无法不失落

　　改革开放以后，天津一直在逆境中负重前行，并且逐渐后来居上，日益显示出强大的生机和活力。据天津市发改委向《中国经济周刊》提供的资料显示，从1993年到2005年的12年间，天津市的经济增长平均是12.9%。近5年，平均每年增长是13.9%，近3年天津平均每年增长是15%。到2005年天津市的财政收入720亿，5年中平均增长24%以上。

　　1987年，在京举行的国家第二届中青年理论研讨会上，首次提出环渤海经济圈概念，当时讨论北京、天津、大连哪个城市可做环渤海经济圈的龙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将天津市定位为“环渤海地区的经济中心”——但这也只是学术界的定位。虽然1984年天津被批准建设开发区，但是天津产业结构、国企改革甚至是与北京的微妙关系，曾令天津的城市发展思路摇摆不定，国家从没有明确过天津的具体定位。1997年国务院宣布天津是北方“重要的经济中心”，2006年3月将“重要的”三个字去掉，进一步明确了天津“北方经济中心”的定位。

　　京、津联手打造北方经济“双核中心”

　　滨海新区作为北方经济中心的引擎所起的作用已毋庸置疑。现实的问题是，天津老城区的发展还有待时日。尽管天津已拥有“经济中心”这块金字招牌，但是要做大做强，真正发展成为北方的经济中心，还需联手北京，共谋发展。

　　“北方经济中心”不会一蹴而就

　　采访中，一位天津的士司机如此描述天津城市的现状：“与上海相差20年”。

　　天津老城的拥挤逼仄和滨海新区的现代繁荣形成了极大的反差。

　　《中国经济周刊》在采访中发现，天津市政府和市发改委办公大楼都在和平区大沽路上，两者相隔约50米，这里是天津市的正中心。而不远处矗立的“要拆未拆”的破旧楼房和一些在建工地“遥相呼应”，机动车经过之处狼烟四起，行人无法躲避。

　　“如果按照常规，目前天津整体明显处于劣势，在这种情况下，起码要发展10年的时间，才能够发展成为跟珠三角、长三角相抗衡的一个新的中国经济第三极。”天津市滨海新区管委会研究室主任王恺向《中国经济周刊》分析道。

　　区域经济学对经济中心的定义是：经济活动的高度积聚，在要素市场、产品市场和生产组织中起决定作用的地方，为外区域提供产品和服务，为腹地提供服务。可见，一个地方要发展成为经济中心，首先自身要有足够大的经济规模。

　　天津作为经济中心，其明显的劣势是：经济规模不够大。《天津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显示，2005年天津地区生产总值是3665亿元，财政收入720亿，人均GDP是4300美元。而《北京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显示，2005年北京全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6814.5亿元，财政收入919.2亿元，人均GDP达到44969元（折合5457美元）。

　　“天津的经济规模和北京相比还差很远。天津是北方的经济中心，北京虽然没有明确说是经济中心，但始终发挥着经济中心的作用，甚至影响的范围比天津还要大。”北京大学中国区域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杨开忠教授毫不讳言地向《中国经济周刊》表示，无论从北京的影响范围还是从级量上看，北京都是名副其实的经济中心，许多方面都胜天津一筹。

　　“现在国家进一步明确了天津经济中心的定位，但天津能否尽快发展成为一个经济中心，还取决于自身的发展，取决于未来市场的发展和企业的投向。”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区域室主任魏后凯向《中国经济周刊》表示，经济中心不是人为给它一个定位就一定能发展成为经济中心，还要发挥自身的优势，吸引各方面的资源和要素。如果没有好的战略和政策吸引，天津也不能够发展成经济中心。

　　京津分工明确

　　130公里，这是北京与天津两个直辖市间的距离。可以说，京津地区是世界上少有的直径在130公里地域内集中的两个超大型城市区域。但是北京、天津作为环渤海经济圈的两个核心城市，超近的地域距离却始终没有突破心理上的隔阂，这种隔阂始终拨动着二者敏感的心弦。

　　“我们天津人心里很明白，虽然天津是以工业闻名，但以前北京有经济中心的定位，在这样的争夺中，天津肯定会落下风。索性保持沉默不去争了。”天津钢管公司员工张胜军告诉《中国经济周刊》。

　　这或许是天津给人“一直默默无闻”印象的原因，甚至有人认为天津被遮蔽在北京的影子里。

　　“北京和天津以前不怎么合作，都宁肯跟河北合作，也不愿意相互合作。主要是北京、天津的行政干预太多，影响了两个城市的合作和发展。今后两个城市要减少行政方面的干预，积极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推进京津一体化。”魏后凯向《中国经济周刊》分析说。

　　事实上，北京和天津本身都是客观存在的经济中心。在制造业、航运、物流方面，天津具有优势。而在商贸、科技、金融方面，北京具有优势。

　　“两个城市要分工明确，北京应该定位在研发、设计、总部、行销、品牌等附加值比较高端的产业和经济活动上，相对集中在高科技和服务业；而天津相对集中在制造业、物流、航运和贸易。这样才能实现双赢。”北京大学中国区域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杨开忠也向《中国经济周刊》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京津联手　形成“双核”中心

　　在北京的十一五规划以及市长讲话中，都找不到“经济中心”的字眼，但事实上，北京无论如何都脱离不了经济中心。

　　在北京“十一五”规划中，明确提出了以科学发展观统领首都经济社会发展的各项工作，即通过创新、产业结构调整来提升北京的经济竞争能力；以人为本，通过解决就业难题、完善社会保障等来构建和谐社会，将北京建设成为宜居城市。

　　北京市市长王岐山在北京的人大会上也曾说，北京将坚持国家首都、国际城市、文化名城、宜居城市的发展定位，努力提高城市建设和管理水平。

　　但是，北京作为首都，首先是政治、文化、国际交往中心。此外，很多金融、民航等行业的国际巨头的总部也都集中在北京，世界的营销机构也集中在北京。北京与其它大城市相比有着得天独厚的发展优势，这是外来资本青睐北京的根本原因。

　　如此分析，北京和“经济中心”怎么着都脱不了干系。

　　“北京如果像华盛顿那样，过去不发展那么大，只是政治中心，那么北京与天津之间的定位区别就好办了。现在北京市的各种产业经过几十年发展，规模已经很大了，想不成为中心都难。所以天津要和北京联手发展，才能打造成为真正的经济中心。”魏后凯表示。

　　对此，天津市发改委的王天伟处长表示：“随着国家对北京、天津定位的明晰，过去北京和天津在产业、区域布局不合理的状况将有所缓解，这种定位，也给北京腾出了一个现代化产业发展的空间。”

　　看来，京津能否成为华北经济的领头雁，带领华北在不远的将来成为中国经济的第三极，今后不仅取决于“北方经济中心”天津，也取决于北京与天津如何共同联手打造“双核”中心。

　　多年的奋斗之后，滨海新区交了一份满意的答卷：2005年，滨海新区之内的开发区实现工业总产值2300亿元，GDP642亿元，税收143亿元，出口138亿美元。

　　“在工业发展方面，滨海新区跟浦东差不多，甚至工业增加值比浦东还强一些。这是我们的优势。”王恺主任告诉《中国经济周刊》，“今后滨海新区重点发展工业、航运、物流等产业，而老城区主要发展金融、商贸、科技、教育等功能。滨海新区与老城区功能定位要分工明确，形成互补关系，才能把天津打造成为北方名副其实的经济中心。”

　　“从天津内部看，这种分工还是很切合实际的。滨海新区作为一个制造业、航运、物流方面，在整个北方是具有优势的。但是老城区的商贸、科技、金融和北京相比，还处于弱得多的地位，所以，天津要承担起整个华北经济中心的重任，必须和北京联手形成双核经济中心。”北京大学中国区域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杨开忠教授告诉记者。（记者　王红茹）

　　滨海新区与浦东新区、深圳特区的改革差异

　　文/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公共政策课题组

　　今年四月，天津滨海新区成为全国第二个综合配套改革试点，而在2005年，上海浦东首先被中央正式列为综合配套改革试点。今年年初，“沪津深三城论坛”在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举行，50多位来自沪津深三地的专家学者和官员，就三地改革的总体思路、进展情况、近期举措以及改革中的关键和难点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沟通和讨论，从中可见，三地的改革所处的阶段略有不同，因此各有侧重。

　　上海浦东新区：突出综合配套

　　在确立改革方案和工作机制方面先行一步。

　　自2005年6月21日国务院批准上海浦东综合配套改革试点以来，浦东已经在三个方面取得进展。

　　一是编制完成改革方案。形成了《浦东综合配套改革试点的总体方案和三年行动计划》，提出了浦东未来五年、十年改革框架性方案，以及最近三年的具体改革方案；

　　二是完善工作机制。浦东综合配套改革试点由上海市委市政府组织实施。因此上海成立了由市长牵头、副市长具体领导的工作组织；

　　三是各项改革开始启动。在编制改革方案和酝酿工作机制的同时，浦东具体的改革事项也在进行，其中一项重要工作就是争取国家有关部委来浦东试点改革。目前，有十项左右的改革已经启动。

　　改革思路进一步具体化

　　浦东综合配套改革具体思路可概括为“两个作用和三个三个”。

　　“两个作用”就是浦东综合配套改革要发挥好两个示范带动作用。“三个三个”就是要求浦东综合配套改革要坚持三个立足、三个结合和三个提供。一是立足于国家，把浦东改革与国家改革结合起来，为全国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提供舞台和经验；二是要立足上海，把国家确定的综合配套改革试点任务与上海四个中心建设结合起来，为上海实施科教战略和提高国际竞争力提供制度保障；三是立足浦东，把浦东的改革与发展结合起来，为浦东又快又好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从两个层面共同推进综合配套改革

　　浦东今年的突破点主要从两个层面入手。

　　在市区层面，共同推进五个方面的改革。在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方面，在规划项目土地等方面赋予浦东先行先试的权力；在科技体制改革方面，重点在张江高科技园区探索多层次多渠道的风险投资试点；在金融改革和创新方面，重点配合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完善运行机制和实施中央银行公开市场操作方案；在社会经济体制方面，重点研究大通关方案，完成保税物流园区和浦东空港物流园区的建立；在城乡二元结构改革方面，重点探索土地改革管理。这些改革均以上海市各个部门为主导，与浦东新区共同推进。

　　在浦东新区层面，重点推进六个方面的改革。1、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2、推进金融改革创新，探索金融衍生品交易的创新；3、推进科技综合配套改革，推动自主创新，探索创业投资体制改革；4、深化教育、医疗、卫生、文化体制改革；5、在城乡二元结构改革方面，加快农村综合改革，推进村镇体制建设和治安管理改革，推进教卫文以及就业保障改革；6、再就业方面，配合上海市有关部门推进海关体制改革和外包试点。

　　天津滨海：重在消除基本制度障碍

　　围绕现代制造业推进改革

　　与上海浦东和深圳经济特区相比，天津滨海新区尚处于消除基本制度障碍的基础性改革阶段。天津滨海新区全局性的改革刚刚由开发区和保税区不足40平方公里的范围扩展到新区全境，尚缺乏实践经验的积累。同时,因为经济发展还处于制造业扩张的产业发展阶段，所面临的困难和要解决的问题都是围绕着制造业的发展和提升而出现的。因此，滨海新区的改革还处在消除基本制度障碍的基础性改革阶段。

　　在这种背景下，天津滨海新区的改革将围绕着创建全国规模最大、水平最高的现代化制造和研发转化基地来进行。

　　从六个方面稳步推进改革

　　近期，滨海新区将重点选择带动性强、震动小、条件较好的工作领域和建设项目，作为推进滨海新区综合改革的战略举措。

　　一是创建全国一流的科技研发转化基地。重点是创建种子孵化、种子基金、信息服务、技术计量服务、政府服务以及相关的工商、税收等一整套培育自主创新能力的制度；

　　二是建立土地整理储备制度。正在筹备建立土地整理储备中心。在国家现有的土地管理制度框架内，最大限度地拓展自我调控的空间，发挥土地整理储备中心对新区土地进行收购、整理、置换直至做好招拍挂准备的功能；

　　三是探索建立功能区带动行政区发展的联动机制。结合滨海新区的实际，借鉴我国功能区发展的经验，探索一条重点发展功能区，再以功能区带动行政区，进而实现共同发展的新路子；

　　四是创建开放程度最高的东疆保税港。目前天津正在积极争取国家批准，在天津港的东疆港区建设目前在全国开放程度最高的保税港；

　　五是建立并充分发挥“产业发展基金”的作用。目前，国家正计划在滨海新区建立“产业发展基金”，并充分发挥其扩大融资和信托投资等方面的作用，为搞好现代制造业基地的建设，为滨海新区的更大发展提供资金支持；

　　六是修改完善《天津滨海新区条例》。天津市正在组织力量修改、完善《天津滨海新区条例》，形成一个以“新区条例”为宪章，以覆盖“条块”的法规为主体的开放性经济区的法律体系。

　　深圳：完善改革的工作机制

　　自1980年批准设置经济特区以来，深圳的改革已经历了近26年历程，如今深圳的继续改革正进入另一个新的阶段。用深圳市委书记李鸿忠的话讲就是：“深圳今日之‘特’已非昨日之‘特’，不是过去优惠和政策之‘特’，而是‘特别能改革、特别能创新、特别能开放’这‘三特’，此‘三特’是深圳求得发展的根本。”

　　对改革机构本身进行改革

　　为了适应未来改革的需要，深圳市对改革机构和工作机制本身进行了改革，在改革的机构建设、制度建设、法律建设方面做出一些安排。

　　一是新成立体制改革办公室。体制改革办公室设在市发展和改革局，但是办公室主任同时也是市委和市政府的副秘书长。改革办的功能是“谋划、统筹、攻坚、督办”；

　　二是出台建立改革创新机制的意见。这是深圳市第一次以市委市政府文件的形式专门对改革创新机制提出意见，“意见”在改革项目的确定、改革方案的形成、改革成果的评估、改革过程的监督方面都做了一个制度性的规定；

　　三是人大常委会批准通过改革创新条例。这也是深圳制度建设的重要方向，就是要以法律的形式，以条例的方式确保改革的持续推进。

　　深圳改革的近期举措

　　目前深圳的改革主要是以下六个方面：

　　一是通过行政资源的再配置来打造责任政府、廉洁政府和服务型政府；

　　二是围绕自主创新战略实施配套改革。目的是消除相关的体制障碍，包括人才体制的改革，以及为自主创新战略提供财政资金支持；

　　三是实施公共产品供给方式的改革。比如市政道路、场馆等的保养，均要采取政府购买服务的形式来实现。未来深圳将不再建立事业单位；

　　四是教育、医疗体制的改革；

　　五是对外开放。发挥毗邻香港的优势，利用深港一体化这个通道来扩大开放，推动与香港在教育、金融等等方面的合作。

　　六是执法体制和司法体制衔接。把行政执法过程中发现的有关触犯刑律的问题，及时提交司法部门，及时衔接。

　　（执笔：廖明中）

(责任编辑：王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