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岁的华为员工胡新宇的“过劳死”引起了无数人的唏嘘和伤感。作为一个曾经受企业“床垫文化”拖累且证明由此而落下病根的人免不了兔死狐悲。当我还没有从这一深悲中缓过劲来，一则消息让我震惊，那就是《南方周末》的一则报道：“武汉大学法学院300多名硕士毕业生差不多全部报考了公务员，最后被录取的只有五、六人，这几位成功人士成为年级里的传奇人物。”

　　一个硕士“过劳死”了，300名硕士正为找饭碗发愁，这两件“冰火两重天”的事，发生在南中国飞行时间只不过一个半小时距离的两个地方，然而，绝不是风马牛不相及，其内在联系是相当紧密的，彰显明甚。这两件事可以说从不同度的角度折射了由资源配置的不合理带来的社会不和谐。

　　尽管华为的加班精神被帮闲文人美化甚至神化，但倘若没有中国“就业难”的国情作支撑，“床垫文化”也支撑不了多久。劳资市场供需矛盾的尖锐，让无数英雄折腰。我想出身寒门来自四川小镇的胡新宇是没有免俗的资本的。据胡新宇的朋友说，他十分清楚他的权益受到了侵害，他也强烈地感受到身体难以为继。他有过哀求，但最终没有反抗。我们要给予他同情的理解，这不仅仅因为他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因为他的故事是一个时代的隐喻。有人说在中国相当部分企业现实是“一个要把奴隶做稳”正走向 “要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这句话说的很刺耳，但道的基本是真情，“就业难”这把无形的绳索成了资本家所向披靡的武器，就连公共管理、执法部门都要让他三分。

　　从华为处理这件事的态度来看也可以反证这一点，出了这件事华为并没说“我不杀伯仁，伯仁因我而死”之类的内疚之类的话，也不太在乎社会对他“不敬畏生命、缺乏人道”的指责。华为的底气在哪里呢，根本一点，无论你怎么说，我不愁没人来。

　　假若我们有十分健全的劳工法，那么即使胡新宇们觉悟再高，也不可能把“床板竖起来”，必然的结果是，华为聘请更多的人手；假若我们像追求GDP一样追求法治，那么我们公共管理、社会服务就会涌现大量的法律岗位，就有武大的法学硕士在为胡新宇这类“加班狂”在维权；假若我们实心以人为本，我们就会着力解决弱势群体的法律援助问题，学法律的人还是大有可为的，遑论名牌大学的硕士。从胡新宇这件事还可以看出，当前就业难压制了员工权益意识，非但华为之类企业傲慢，阻碍了以法治国，也造成了一些跨国公司胆搞双重标准、不尊重中国员工，这正是政府作为“守夜人”的失职。

　　发展是硬道理，但发展绝不等于GDP，更不能以“砖头”来代表。对此，建立在维护人的权益基础上的科学发展观已经准确完整地作了诠释。我想，用武大的法学硕士去为胡新宇之类人去维权，正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应有之义，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选择，也是解决就业难的一种有有效途径。

(责任编辑：马明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