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讲人：张红地

　　目前，流动性过剩成为中国宏观金融中的最大问题。由此，中国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尤为令人关注。4月底，在央行向国务院提交的包括调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在内的货币政策三方案中，政府选择了温和的提升基准贷款利率方案。5月17日，央行发布公告，发行期限为一年、利率2.1138%的定向票据，发行对象是部分公开市场一级交易商，发行量1000亿元，有分析人士认为此举相当于提高法定准备金率0.4个百分点。据此推测，之前很多专家学者预期的央行调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的可能性大大减弱了。

　　调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原本作为央行紧缩货币的备选方案，而目前来看使用这一工具的可能性大大缩小了，是什么原因呢？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到底是怎样调节经济的呢？用它来调节当前中国经济形势是否合适呢？

　　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是各国中央银行一般性货币政策工具之一，在不同的时期被各国中央银行广泛应用。此制度最早起源于英国，但以法律的形式将其形成一种制度，则是始于1913年美国的《联邦储备法》。直到上世纪30年代经济大危机后，这一制度才演化为中央银行限制银行体系信用创造和调控货币供应量的政策工具。目前，凡是实行中央银行制度的国家，一般都实行法定存款准备金制度。

　　建立准备金制度的目的何在？

　　——保证银行的资金流动性和现金兑付能力

　　在金融业发展初期阶段，由于同业银行间的资金拆借以及中央银行作为最后贷款人的机制尚未完全发育成熟，银行资产对临时性的现金需求弹性系数小，应变能力差，往往在资金流动性需求突发性上升或出现大量现金挤兑时发生金融恐慌和危机。法定存款准备金制度的建立为银行资产的流动性提供了一个缓冲和保险装置，这也是法定存款准备金产生的初始动机。

　　——控制货币供应量

　　根据前面介绍的货币乘数理论，货币供应量为基础货币与货币乘数之积，而法定存款准备金比率是决定乘数大小从而决定派生存款倍增能力的重要因素之一，派生存款和货币供应量对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的弹性系数很大，准备金率的微小变化将会导致货币供应量的大幅度增加或减少。因而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可成为中央银行调节货币供应量的一种手段。

　　——有助于中央银行进行结构调整

　　中央银行借助于准备金的缴存集中银行资金，通过直接贷款或调整再贷款等计划分配手段，就可以实施以结构调整为目的的信贷控制。

　　准备金制度主要是通过怎样的制度设计实现调控货币供应量的呢？

　　——对法定存款准备金比率的规定

　　该比率规定一般根据不同存款的种类、金额及银行规模和经营环境而有所区别。也有采用单一比率的，如建立法定存款准备金制度的国家大多对所有存款按统一比率计提准备金。

　　——对作为法定存款准备金的资产种类的限制

　　一般限定为银行在中央银行的存款；在有些国家，一些高度流动性的资产，如库存现金和政府债券等也可以作为法定存款准备金。

　　——法定存款准备金的计提

　　包括存款余额的确定及缴存基期的确定等。

　　——法定存款准备金比率的调整幅度

　　当中央银行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时，商业银行可运用的资金减少，贷款能力下降，货币乘数变小，市场货币流通量便会相应减少。所以在通货膨胀时，中央银行可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反之，则降低法定存款准备金率。

　　虽然从理论上讲，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可以成为中央银行调节货币供应量的强有力的手段之一，但在实际操作中却从未被作为一个主要的政策工具加以运用。

　　为什么呢？法定存款准备金威力巨大，不适于作为日常的货币政策操作工具。因为只要其微小变化，就会造成货币供给的巨大波动，同时带有很强的宣示效应，不利于货币的稳定。而且它是存款机构日常业务统计和报表中的一个重要指标，频繁地调整势必会扰乱存款机构正常的财务计划和管理，同时也破坏了准备金需求的稳定性和可测性，不利于中央银行的公开市场操作和对短期利率的控制。正是由于这些原因，目前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主要是作为公开市场操作的辅助操作手段存在着，它最重要的作用就在于形成了一个稳定的、可预测的准备金需求量。

　　中国中央银行一直将法定存款准备金工具作为中央银行宏观调控的一个主要工具，从1984年人民银行执行中央银行职能以来，非常注重这一工具的使用。中国中央银行最初的动机是集中资金，作为中央银行平衡信贷收支的手段而不是将其作为货币政策的工具加以运用，在相当一段时期，中国中央银行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一直都定得比较高，自1989年以来，中国存款机构的各类存款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为13％，此外各存款机构还要保持5％－7％的备付金，二者之和达到20％左右。

　　1998年中国人民银行将法定存款准备金账户和备付金账户合成一个账户，将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由13％下调到8％。这一改革标志着中国的存款准备金制度已经成为间接调控下的一项重要政策工具，而不仅仅是中央银行集中资金的手段。从2003年9月份到2004年4月，中国人民银行针对不同的金融存款类机构采取不同的法律存款准备金比率。

　　无论如何，由于通过货币乘数的作用，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的作用效果十分明显，人们通常认为这一政策工具效果过于猛烈，它的调整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整个经济和社会心理预期，因此，中央银行对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的调整都持谨慎态度。

　　（主讲人系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员）

　　谈锋

　　最后的“堡垒”

　　5月17日是世界电信日。此前于本月8日，中国信息产业部宣布北京手机资费下调。北京移动与北京联通分别于11日和17日相继下调资费，围绕电信资费的话题引起专家和民众的讨论。观点各异。

　　这次北京手机资费下调传递出一个信号，即降价为大势所趋，而且，目前的降价仅仅是一个开始。在不远的未来，电信运营商还将有更多的动作。

　　——5月8日，北京邮电大学教授曾剑秋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降价只是个开始。

　　套餐形式的降价，与市场促销行为类似。移动的此次降价，并没有触及手机资费定价的核心。

　　——5月8日，BDA中国分析师张宇认为，套餐优惠不实在。

　　北京手机资费下调对移动运营商营业收入的影响也不一定是负面的。手机资费单价下调往往会促进话务量的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平衡了价格下降带来的损失。

　　——5月8日，易观国际电信分析师田晓东认为，降价对运营商影响不大。

　　北京移动资费下调纯属做秀，根本没有降到位！每分钟降到一毛多钱毫无问题。

　　——5月11日，著名电信专家、北京邮电学院教授阚凯力对北京移动手机资费大幅下调一事语出惊人。

　　移动和联通此次降价不是根据电信成本和市场利润，而是一种被动地降价。

　　——5月11日，北京市律协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主任邱宝昌表示。

　　移动通信资费下调对固网运营商也将形成很大压力，随着手机资费不断下调，到了一定时候，固话如不降价，就会有被替代的可能。

　　——5月11日，电信专家游五洋做如上预测。

　　即使不引入“听证机制”，运营商也应该将各种成本、利润率等信息公示出来，使信息透明化，让更多的消费者可以看到，价钱是怎么降下来的，为什么会降这么多。

　　——5月11日，北京宝鼎律师事务所律师熊武表示，降价应该更透明。

　　目前中国联通作为竞争者的作用并没有发挥出来，反而在一些地区市场，为了给它一定的成长空间，而不得不限制中国移动的降价。说明市场的有效竞争没有形成。

　　——5月17日，电信法起草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阚凯力指出，缺乏有效竞争是中国电信市场的大问题。

(责任编辑：魏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