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几个经济学家聚在一起，讨论“先富何时带动后富”的问题。应该说这是一个很好的话题，但他们的一些观点，听起来却让人感到不是滋味。比如，当主持人问到“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还要不要‘效率优先’”时，国家发改委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杨宜勇就不假思索地回答说：“‘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还是我们现在必须坚持的一个原则之一，不能轻易动摇。

”（《北京日报》6月20日）

　　我之所以说杨先生在回答这个问题时是“不假思索”，是因为这里存在一个非常明显的悖论：政府如果要推动“先富带后富”，那就不能继续坚持“效率优先”；反之，如果政府坚持“效率优先”，那“先富带后富”也就成了画饼充饥。

　　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举个例子吧：现在房地产是许多地方的支柱产业，如果当地政府在这个领域坚持“效率优先”原则，那将意味着什么呢？显然，侵蚀、规避中央的宏观调控政策，是有利于效率的；采取一切手段压低对被征地农民、被拆迁居民的补偿，也是有利于效率的；默认甚至暗中支持炒房，更是有利于效率的……但所有这一切，都不能说是“先富带后富”，而只能说是“先富剥夺先穷”。

　　实际上，这些年来，从一些地方政府采取的各种措施中——诸如竞相用超级优惠的待遇来吸引投资（这减少了政府的财政收入，降低了政府缩小贫富差距的能力）；无视劳动者的权益，使工资长期在很低的水平上徘徊；放纵企业污染环境；对所谓重点企业实行“挂牌保护”；在“企业改制”中迫使工人用低廉的价格买断工龄等——我们都能看到“效率优先”这面旗帜，而这些措施无一例外地都扩大了贫富差距。

　　也许更进一步的危险还在于：如此盲目地追求效率优先而罔顾公平，最终还是会损害效率的。著名制度经济学家诺斯就曾经指出：不公平感将鼓励人们不进行“生产性努力”而进行“分配性努力”，也就是说，大家都更愿意去“分蛋糕”，而不愿意去“做蛋糕”了，由此将妨碍经济效率；而这种“分蛋糕”的社会心态，又必然会导致社会各阶层之间“分配性冲突”的增加，这会影响投资者的信心，进而影响经济增长；最后，不公平造成的贫富差距扩大还会抑制国内的社会消费，这对经济增长更是会产生釜底抽薪式的后果。实际上，内需不足早已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最大瓶颈，发改委为此急得抓耳挠腮，苦无良策。

　　说实话，看了杨先生和几位经济学家的发言，我有一种感觉，一些经济学家似乎还梦游在20世纪80年代。那个时候，国际主流经济理论认为公平和效率是负相关的，追求效率就只能牺牲公平。但到了90年代中期以后，国际主流经济学的最新发展却认为，效率与公平之间不再是矛盾的，而是相互促进的，牺牲公平就必然损害效率，而追求效率，也应该通过追求公平的路径来实现。

　　“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在一定时期，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发展。今天，当我们重新考虑中国的社会现实，在现有的社会条件下，公平无疑处在一个比效率更重要的地位。

(责任编辑：崔宇)